【小小说素材】那些震惊的句子

令箭

◎ 1950年，老舍从美国归来后嘲讽《1984》：那一本小说是描写英国共产化了以后的情形的。……你在家里写日记，都能用无线电给探查出来。一个人要反抗，给捉去弄死了。全书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惊险的幻想，充满了阴森的谣言……。——这话说过16年后，他投湖自尽，用生命证明了这不是谣言。（wlh8964）
◎ 在小城娶亲：“有钱人玩钱，没钱人玩命。”（少远）
◎ 在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地方，没有智慧。（先生转克里希那穆提）
◎ 至于《道士下山》，陈导，那电影票钱是我付给《霸王别姬》的，下不为例啊。（Chocolater）
◎ 中国是吼叫新词汇的多，实际创新的少。（胡泳转）
◎ 中国有多少人叫马震哟，从昨天开始，他们人生就开启了被嘲弄模式。（稀饭的饭）
◎ 周五不是“晚安”，而是“晚上好”。（MONO猫弄）
◎ 周泽律师： 我最佩服的记者，就是人民日报的黄庆畅和新华社的邹伟了！他们总是能搞到独家！他们总是能够采访到律师都见不到的当事人！他们总是能在法院还没有判决，就把当事人搞得罪大恶极！（胡泳转）
◎〖不去关注哗众取宠便是对哗众取宠者最大的惩罚〗

令箭

赵匡胤嗜酒，没有当皇帝以前，他是后周世宗手下的大将，有一次想喝酒，周世宗的一位亲吏曹彬掌管御酒，曹彬跟赵匡胤关系也不错，但是，说什么也不给赵匡胤酒喝。赵匡胤有点不高兴，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矫情？咱俩这关系，你给我点好酒应该不是问题吧？曹彬说：这是官酒，我不能随便送人。赵匡胤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官家的东西哪儿有个准数？皇帝又不会亲自查验，派人查验也不过是审计一下，将数字对上而已。曹彬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自己花钱买了瓶好酒给赵匡胤。

后来赵匡胤当了大宋朝的开国皇帝，给大臣讲他与曹彬的这个故事，说曹彬这个人的人品非常好——“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遂将曹彬引为亲信，极为重用。

王道本乎人情这样被人当面不给面子的事情，赵匡胤遇到过好多次——赵匡胤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到处找工作，流落到长武、凤翔一带，见了节度使王彦超，希望能被收留，给份工作。王彦超给了赵匡胤一点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赵匡胤建大宋，当了皇帝，将前朝的藩镇节度使都招安在自己麾下，召集他们进京开会，在御花园大摆宴席，隆重招待。宴会上，人人都借着酒兴显摆自己跟当今皇上当年有过什么交情，有的说自己的父祖跟赵匡胤的父祖有什么关系，有的说当年赵匡胤“插队当知青”的那个村跟他就相隔两个山头。只有王彦超低头喝酒，言语不多。赵匡胤发现了，问王彦超想什么呢，王回答：自己没有什么功劳，不配当这个节度使，愿意卸职，能给皇帝当一个卫士就好了。赵匡胤说以前的事儿，谁能说得准！王彦超颜色稍缓。赵匡胤玩兴大起，低声问他：那你说说，当初为什么不收留我？王彦超说：我那儿的水浅得跟牛蹄窝里的积水一样，怎么能容得下一条神龙？（“蹄涔之水，安可以延神龙？”）再说，我当时若收留了您，您就不一定有今天了。赵匡胤大笑，还让王彦超继续当节度使。

曹彬为人境界之高，堪称千古楷模——他在徐州当官，手下一个小吏犯了错误，按照规定，要挨杖责。曹彬经过审问，决定先不打这个人，给他把惩罚记下，直到第二年才执行。有人问为什么？大人与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吗？还是这个人给了大人什么好处？曹彬说：我听说他去年刚刚娶妻结婚，如果那时候打他，可能会让他们家人觉得会不会是所娶新妇不吉祥带来的灾祸，这样对那个妇女就太不公道了，所以“缓其事”。

《礼》云：“毋不敬”，可以延伸理解为做事有原则；《左传》曰：“必以情”，说的是变通。然非人情练达者，不能得二者之妙旨。曹彬领十万水陆大军平南唐，出发前命令部下将士勿滥杀，为此甚至不惜装病与部下约定。等平定了南唐，立下巨大的功劳，他给皇帝上书汇报工作，非但不夸大自己的功劳，甚至有意说得很平静，奏章上只说“奉敕江南干事回”，即您让我到江南办的事办完了，现在回复您。返程也没有随大部队奏凯而还，而是一个人租了一条小船，乘风捷发而回，船上只带了一些书。

圣明之君，必然胸襟广大，能识人用人，建立不世功业。曹彬的幸运是碰上了赵匡胤。赵匡胤胸襟宽广，气度宏阔，又极其近人情，正史野史所述，无不跃然纸上。赵匡胤是从后周得来的天下，立国之初，也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即人心还没有完全统一和认可他的正统地位。一般的神经质皇帝，当此时必采取紧张戒严的治理模式，而赵匡胤非如此，他反而很放松。一次宴会上，有个前朝后周的旧官员、翰林学士王著喝多了，大声喧哗，乱说话，有些话很难听，甚至直接讽刺赵匡胤。左右很紧张，看皇帝怎么处理。赵匡胤让人把他扶出去休息，这个王著犯了拧脾气，手死死地抱着柱子不肯出去，还往皇帝跟前移，大哭起来，场面很不雅观。第二天有人给赵匡胤上奏道：王著他是借酒装疯，分明是思念前朝世宗，给陛下难堪，应当治罪。赵匡胤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什么思念世宗！他就是喝多了嘛，不许联想。再说了，即便他是思念世宗，也没什么，一个书生，不过思念而已，还能干什么。

赵匡胤登基以后，就给他的子孙立下三条规定：一、不杀后周皇帝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提意见的人；三、以上两条必须严格遵守。

他的后代皇帝比如宋仁宗，有一回某官员上奏，说自己手下一个小兵士的胳膊上长了一条龙状的东西。这在过去是严重犯忌的，要是在秦始皇手里，这人不但会被处死，连他家的祖坟都要刨了，还得灭族株连不知道多少人。官员将这个小兵士抓起来，等候皇帝的处理。宋仁宗闻奏，说：这算什么罪啊！人家身上长了个东西也犯法？将他放了吧。

历来科举，解决了出身寒微的读书人的上进之路，也使朝廷有纳新的机制，让天下的人才有了念想和希望——人主要是要有希望、有念想，这很重要，不一定非要兑换成现实；没希望、没念想，人才不在体制内，就永远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和希望，即体制将人才阻挡在政府之外，这很危险。那些人才和自认为人才的人常常就会成为国家的对抗力量，成为政府力量的对抗者和消耗者。所以，科举对于古代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贡献非常大。

可毕竟能成功考取功名的永远是少数人，没考取的人难免愤愤不平，这也是人之常情。有一次，成都府接到一个读书人献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明明是一首煽动造反、煽动分裂、闹独立的诗！典型的反动言论！这还了得？知府将这个人抓了，汇报给朝廷。宋仁宗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宫，看了奏折，轻淡地批复道：这不过是不得志的老秀才发牢骚，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别小题大做，也别治他的罪。看看有没有司户参军的位子，给他安顿一下，让他有饭吃，都不容易的。

迷信权力的人，以为帝王只要会杀人就行。其实，有权杀人而不杀人，才是真行。王道本乎人情，不通人情者，必然自私偏狭，必然没有仁者心怀，其胸襟气度必然不宽广，虽为帝王，强权在握，刀剑横列，手段狠戾，也不会长久。《中庸》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摘自许石林的新书《桃花扇底看前朝》）

令箭

考察中国历史，每至一朝末季，大厦有颓斜将倾之危，而拯救此朝代的意见大致有两种：一是从根本上扶正，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匡扶之；一是裱糊粉饰，人君与臣民得过且过，大家都好过，手拉手一起陪着王朝凄美而文艺地死去。到了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人的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煽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激烈的意见：革命、建制——希望将复杂的社会变革换成革命的手段，建立一种舶来制度，希冀能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

第一种，必然不被广泛接受，因为王朝既久，弊端丛生，而人心不宁，平居思乱，各怀不靖之志，这种固本培元的意见往往被认为迂阔缓慢，不能满足人迫切的需求，故即便是人君，也不会接纳这种意见，更从未见施行。第二种，今天仍盛行于某些公知和民众中，以为建立甚至照搬某种制度，则可将万千困惑胶着如难言之隐一洗了之。这种意见尤其容易获得广大愚众的欢心，因为这是在煽惑满足与迎合愚众的非分欲望，看上去很美，很嗨。但是，以其躁急功利、不切实际，绝不可行，也行不通，其命运必然是一直亢奋地哀怨着、哀怨着。

黄道周：忠心佞口一孤臣考诸往事，第二种意见宿命地被一次又一次选择。选择是选择，但是，它究竟好不好，有李鸿章与大清朝的命运作注，就不多解释了。

这里要说的是以黄道周为典型的明末士子，为挽救即将颓亡的明朝，给崇祯皇帝谏言的故事——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黄氏祖居湖北江夏，为黄香之后。黄道周天资过人，少年即有“闽海才子”之名，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任天启朝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崇祯朝翰林侍讲学士、经筵展书官。

黄道周是个典型的士大夫，行事但循义理，不屑圜转，俗称戆头。戆，愚直也。被称为戆头者，即任气节而不顾利害之人。故古人以为，惟此戆头，方可以托孤寄命。

崇祯二年（1629），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钱龙锡举荐袁崇焕为帅，东北拒敌失败，这一战对崇祯的打击很大，他乱了方寸，因而十分恼怒，大兴株连，要杀钱龙锡。满朝官员无一人敢出声，惟黄道周连夜上疏，为钱龙锡辩冤，直指崇祯帝的过失：“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自负急躁的崇祯帝阅疏大怒，“以诋毁曲庇”，着令回奏——崇祯在盛怒之下，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其实是给了黄道周和自己一个退避圜转的机会，不料黄道周再疏辩解，表明自己“区区寸心”“为国体、边计、士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崇祯帝的愤怒被黄道周沮阻，所以非常反感黄道周，几乎将他也一起杀了。由于黄道周的据理力争，钱龙锡得以不死，而黄道周却因此被降三级调用。

黄道周三疏诤谏，学的是他的老师袁可立。从此名声大振。

崇祯五年（1632），黄道周以疾求归，临走却给崇祯帝上了一疏，言辞激切：“臣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陛下欲整顿纪纲，斥攘外患，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缙绅；陛下欲剔弊防奸，惩一警百，诸臣用之以借题修隙，敛怨市权。且外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拘挛守文之士，而在权力谬巧之人；内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锥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丛之大。”黄道周以请求退休者的身份，冷眼旁观，精准地指出了崇祯帝面临的尴尬局面：诸大臣几乎没有能真正为朝廷国家考虑的，不但不为国家尽力，反而利用权力打压那些真正想为国尽力的仁人志士。这话说得崇祯帝心惊肉跳，内心很沮丧、恼火。崇祯帝批复，跟上回一样，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要解释两个敏感词：“葛藤”“株连”。

从古到今有一个怪现象：有的人就是不接受含蓄的表达，非要让你把话说清楚、说露骨，你说清楚了，他却受不了了。黄道周无奈，只能进一步申明自己的见解，几乎将崇祯即位以来以及从前三十年的弊端和任用人才的失误全部说出来了，把皇帝信任的重臣们的所作所为一语道破：“迩年诸臣所目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黄道周很不给皇帝留面子，并且直刺当时崇祯信任的几位大臣。崇祯帝阅疏，非常生气，将黄道周贬斥为民。

崇祯九年（1636），黄道周又被启用，复原职，迁左谕德，擢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充经筵日讲官——崇祯帝冷静清醒的时候，也会想起黄道周的话，因为经过时间检验，黄道周所发现的人和事几乎被一一证实了。加上黄道周学问精深渊博，人又正直，名气又大。这就是他又重新任用黄道周的原因。可是，刚一上任，黄道周就连连上疏，不改其激切直言，当然是没有悬念地惹怒了崇祯帝，又掉入了一个由兵部尚书杨嗣昌等人精心布下的陷阱——其时朝廷肃清东林党，黄道周虽不是东林党朋，但也被株连，心灰意冷，请求辞职回家。临走他上疏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本来是谦虚之词，也可以说是敷衍，列举十数条理由，有一条说自己“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这句话被切齿痛恨他的杨嗣昌等人抓住不放——其时，有人揭发弹劾郑鄤曾经打过自己的母亲，这可是大逆之罪。关于此，有两种说法，一是郑鄤少时，其母悍妒，犯七出之过，其父欲杖而教训之，郑鄤不愿意父亲担此名誉，乃泣而求代父杖母，也可能是怕父亲下手过重，自己代父执行，做个样子，让父母都好受一些；二是郑鄤的确对他母亲不好，蒙骗了曾经路过在郑家小住的黄道周。郑鄤百口莫辩，后来被处以凌迟。这样一个大逆不道之人，黄道周居然称赞他的文章好，这让人抓住了把柄。崇祯帝也犯了人君不该犯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黄道周辩解说自己只是认为郑鄤的文章写得比自己好。但是，崇祯帝就是抓住这一点不放，斥责他居然同情称赞一个忤逆的郑鄤！

为什么朝廷那些大臣如获至宝地抓住黄道周这一点不放？因为也许是骨子里的孝道血统和仁孝文化基因，黄道周一直主张严格遵循以孝道治天下，当时崇祯皇帝最倚重的宠臣杨嗣昌，父母死应该丁忧守制，而崇祯却将其夺情起复，这是没有遵守孝道。黄道周指杨嗣昌不守孝道，为此还举行了一场辩论——“与嗣昌争辩上前，犯颜谏争，不少退，观者莫不战栗”。斥责杨嗣昌不遵礼守制，有违孝道，无疑也是指责崇祯，这很明显。因此崇祯帝极力袒护杨嗣昌等人，崇祯和杨嗣昌君臣组合对付黄道周，黄道周雄辩滔滔，纵横莫当，这一场千古罕见的抗辩对话，即便是编剧妙手，也难呈现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

最后辩论不过黄道周，崇祯帝愤然怒斥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闻此言，黄道周豁出去了，高声争辩、步步紧逼：“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他厉声直逼皇上：“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

这场辩论的结果，黄道周被连贬六级，调任江西按察司照磨。

黄道周确实犯了他的戆头脾气。

有关戆头，明朝初期的烈士方孝孺有言：汉代汲黯（长孺）、三国吴张昭（子布）就是千古戆头，这两个人幸运的是遇到了理解并尊重戆头的人君，故能成就戆头的功业。而其他人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方孝孺自己的命运最惨，蒙诛十族之酷，千古仅见。虽然这样残酷地绞杀戆头，戆头却代不绝人，到了明末，就出现了黄道周这个人。

崇祯十三年（1640），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黄道周。——这就是古代的士大夫，不怕跟黄道周这种有问题、犯了错误的官员来往，非但与其来往，还向朝廷推荐他。此古风今已绝矣！崇祯最忌讳官员之间相互勾结串通，以朋党为之戒。他认为解学龙被黄道周迷惑了，大怒，下令将二人逮捕入狱，以“伪学欺世”之罪重治。这时候，有几位大臣力谏，遂改为廷杖八十，永远充军广西。经此杖谪，黄道周更加声名远播，“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说到这里，让人不得不为明朝在最惨淡的时候，尚有有良心的士大夫而感叹：在大厦将倾之危时，还有人站出来说良心话，可见大明朝士气没有死绝。

明朝到了崇祯时代，内有闯献造反，四方扰攘；外有崛起的大金，虎视眈眈。而明王室贵胄，谁也不愿意自己减损一丝一毫的利益，为朝廷和皇帝分忧纾困，总以为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砸不到自己头上。崇祯是个很想做好皇帝的人，也很勉力勤政，比他前面的列祖列宗要像样得多。但是，崇祯的命运不好。明朝走到这个时候，他很急躁、很焦虑，人一着急，就没有不乱的。他也看到了明朝问题的根本所在，但是，他没把握选择一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大拆大卸、推倒重来这种方法是坚决不会选择的，谁也不敢给他提供这种选择。应该说这种选择其实不是选择，是宿命，是等着你的宿命。一种意见就是黄道周这种正直的士大夫的意见，让皇帝不要被眼前的一些烦乱的不稳定乱象搅扰，应该从根本上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朝廷，匡之扶之。

黄道周给出的意见是：祛除皇帝身边那些敏慧可人的才智之士，如兵部尚书杨嗣昌、内阁首辅温体仁之辈，这些被皇帝信任而重用的能臣干才，无一不是裱糊匠、装修师傅。他们主要摸准了崇祯皇帝的脉搏，崇祯很想与关外的清兵讲和，但是不敢明说，怕士大夫清流们不答应，自己也不愿意落这个名声。历来研究明史者，很多人批评明末这些士子，为了成全自己的士大夫名节，耽误了明朝的命运，此所谓书生误国。如顾诚《南明史》评价刘宗周和黄道周：皆非栋梁之材，“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再如撰写《二十一史札记》的赵翼，说得似乎更有条理：“统当日事势观之，我太宗既有许和意，崇祯帝亦未尝不愿议和，徒以朝论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诸臣不度时势，徒逞臆见，误人家国而不顾也。”

赵翼的这种观点，很被后来的学人认同并深以为是。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书生气节的极大诬枉，是一种计较成败的、实用的功利思维，还是一种事后聪明。书生原本就应该这样生存，如浩然正气盎然充塞于天地之间，端看一个朝代如何使用这种气。用得好，就是你的正能量，正好借助其力，风正帆悬，劈波斩浪；用不好，就是你的负能量，对峙抵触，摧樯折橹，加速你的覆灭。况且一姓一国之存亡，原本就不是书生应该关心的，书生关心的是天下的存亡盛衰。至于一个朝代悲摧地灭亡，朝代更迭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就是历史变迁的正常磨损，革故鼎新，岂能计较琐屑毫末？

实际上，黄道周并非腐儒迂阔，他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早知道大明朝气数已尽。他在给自己的老师袁可立所作的《节寰袁公传》中说：“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他明知道当时的国事，已非当时的诸臣可为，非赖有圣人出现不可，可他为什么不退隐林下，以等待时局的变化？为什么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因为天下需要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东汉末年，就有这种士大夫，明知汉之气数将尽，但仍然鼎力扛持。怎么理解这种不知圜转变通的书生意气？简单说，就是当此江山更迭之际，要以士大夫的固执，增加新王朝夺取政权的难度，提高夺取政权的门槛，这种难度和对抗，能给新政权自觉地注入一种强健的文化基因。蒙元初期，以杀戮震慑，每攻占一城，见反抗者即株连屠城，到了即将横扫天下的时候，凶残的嗜杀者也觉察到，要是把这种反抗的力量全都杀尽，则将来连自己需要这种力量为自己扛持的时候，都没有人了，也没有这种士大夫的种子，所以才听从了耶律楚材等通晓汉文化的读书人的建议，招中原读书人而用之，才有了许衡“不如此则道不尊”。

况且，天下不能都是聪敏灵慧智巧之徒，若人人都谙熟圜转，人人都是不粘锅，那才不啻人间地狱——试想：倘若天下人皆以见风使舵为识时务、知变通者，则人无恒心，朝廷这艘大船，就只有哪里来风就往哪里使舵，非但不能扬帆航行，反而因总在随着众人各异的诉求随意变换航向，直到触礁沉没。

黄道周给崇祯皇帝的建议，在于竭力维护道统纲常，而此道统纲常的核心就是“孝”，作为天经地义的孝道，是诸德之本，皇帝以孝治理天下，是为固本培元，扶正本元，则“通于四海，光于海内，无所不通”。

基于此，他对杨嗣昌、温体仁等那些所谓识时务、善变通的人是很不屑的。做个比喻，杨嗣昌辈就是装修师傅、裱糊匠，能满足崇祯皇帝急于看到国家有起色的心理。而黄道周等人的这种固本培元之策，如中国古代建筑的“打牮拨正”法，即将地基塌陷、梁柱歪斜的大厦，用“打牮拨正”的方法将整个大厦的上层骨架支撑起来，再更换衰朽的梁柱椽檩，填充加固地基，最终使大厦重新复归于稳固泰然，延年益寿。黄道周的这种方案，虽不是大拆大卸、推倒重来那么令人震撼，但无疑是有巨大风险的，这对焦躁疲惫的崇祯皇帝来说，是接受不了的。

黄道周挨了八十大棍，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卧床八十多天，才能稍稍起立。读过方苞的《狱中杂记》者，可知当时狱中的规则与“潜规则”，虽朝代不同，想必情形几无差别：俗话说靠山吃山，狱卒靠犯人就吃犯人。据《黄道周年谱》载：“先生既以清苦闻天下，诸狱卒皆不敢有望，于先生惟日奉纸札丐先生书。”黄道周是有明一代杰出的书法家，其行书，人称“飞鸿舞鹤”，其楷书“峻厚古拙”，与王铎、倪元璐并列明末三大家。当时的狱卒也知道黄道周的字好，于是每天请他写字，黄道周也不推辞。“先生时时为写《孝经》，以当役钱。凡手书《孝经》一百二十本，皆以狱卒持去。”他在狱中待了约15个月，平均每月要写近10部《孝经》，不断抄写内容相同的《孝经》，据说看现存的黄道周楷书版《孝经》，无一不是恭谨不苟的作品，可以看出书写者内心的端严庄敬之情，无丝毫草率敷衍。黄道周对《孝经》非常敬重，《孝经大传序》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他曾说：“臣观《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

的确如历来学者所言，孝是黄道周倡导的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他用一生竭力维护的道统纲常。有人说他在狱中不间断地书写《孝经》，实际上是一种笔谏，是他的政治宣言。

这种诤谏与宣言，未尝不被崇祯皇帝从价值观上认可，但是，却不愿意接受施行，以其太缓慢迂阔，远水救不了近渴。大凡朝廷到了危殆之时，主政者都焦虑急切，犹如答题，不耐烦换算过程，就想要个直接答案。

果然，杨嗣昌病死（一说因事不利，无颜见崇祯而自杀）后，崇祯皇帝又想起了黄道周。《明史》的细节十分生动——

崇祯十五年（1642），道周戍已经年。一日，帝召五辅臣入文华后殿，从容问曰：“张溥、张采何如人也？”皆对曰：“读书好学人也。”帝曰：“张溥已死，张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称之？”对曰：“其胸中自有书，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时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己方再入相，欲参用公议，为道周地也，即对曰：“张溥、黄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学，故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宽大，独其家贫子幼，其实可悯。”帝微笑，演曰：“其事亲亦极孝。”行甡曰：“道周学无不通，且极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传旨复故官。道周在途疏谢，称学龙、廷秀贤。既还，帝召见道周，道周见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复得见陛下，臣故有犬马之疾。”请假，许之。

可见崇祯皇帝内心知道黄道周虽然有一张厉害的佞口，但是却怀着一颗不贰的忠心。有人替黄道周说话，崇祯帝就顺着台阶下了。

黄道周的高明，崇祯到底没看出来，黄道周请假告退，别有隐情——他据《易》推演，据情观察，认为明朝必亡，所以退隐故乡，著书守墓。历来有识之士，于此危亡关头，莫不如此。不久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于煤山自缢。明朝残余退到江南，新袭位的福王监国，做苟延残喘。南明弘光朝，黄道周被任命为吏部侍郎、礼部尚书。短命的弘光亡后，黄道周又回到福建。南明隆武帝又封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但是兵权落入另一心怀私利的权臣郑芝龙手中，处处掣肘，黄道周无计。

其实准确地说，黄道周已无心与人在朝廷中争权了，他在给自己寻找和等待一个得其所的死法。古之士人，一生无非寻死，寻一得其所之死。士有寻得其所死之心，则文死谏，武死战。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隆武元年（1645）九月十九日，黄道周募众数千人，马仅十余匹，带一月军粮，出仙霞关，与清兵抗击。这样一种显然不堪一击的出征，连黄道周的继室夫人蔡玉卿都看出来了，她欣慰地感叹：“道周死得其所了！”

黄道周果然毫无悬念地兵败被俘，押解至南京。清廷敬重黄道周博学忠义，派先前已降清的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对洪十分鄙视，作对联讥刺之：“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联中将史可法与洪承畴对比，洪承畴观之羞愧至极。仍然向清廷上疏请求免黄道周死刑，其时气势正盛的清廷也很高傲，不准。黄道周绝食十数日求死。这中间，他的妻子蔡玉卿来信，居然鼓励丈夫死：“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意思是家里的事有我安排料理，你不用操心，以坚其志。

黄道周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三月五日就义。临刑前，盥洗更衣，取纸墨，画一幅长松怪石赠人，留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即将行刑，一直跟随他的老仆痛哭不已，其情甚哀，黄道周安慰老仆说：“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乃从容就刑。至东华门刑场，黄道周向南再拜，撕裂衣服，咬破手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

刽子手刀落，黄道周头断而身犹“兀立不仆”。敛其尸，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黄道周死后，家人收其遗物，得一小册，黄道周书，“自谓终于丙戌，年六十二”。可见他是知道自己生死之命的。他既知自己生死，亦知明朝生死，其所舍身奋力扛持，无非是完成士大夫的气节，将自己作为一块千古戆头，铺垫在历史的轨道下面。

一百年后，清朝乾隆皇帝为褒扬黄道周忠节，谥“忠端”，乾隆帝称赞黄道周：“不愧一代完人”。清道光四年（1824），旨准黄道周从祀孔庙——清朝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那种铁血杀戮的骠悍初创阶段了，当它步履从容，有了实力和底气的时候，胸怀和眼光使它主动地回顾历史，涵养并容纳如黄道周这样的气节之士，这才是一个王朝最强健的基因。王朝需要这种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这不仅是自己的体面，更是自己赖以生存和延续的正能量反应堆。

应特别补充的是，黄道周的遗孀蔡玉卿，于黄道周死后，每日以书写《孝经》，缅怀其夫。今日存世有黄道周书《孝经》真迹，亦有蔡氏书《孝经》真迹。世人无不爱赏其书法，而欲详问其人其事，则今人鲜知矣。（摘自许石林的新书《桃花扇底看前朝》）

令箭

秋，乐官师旷先生是个瞎子。关于他的眼睛是如何瞎的，有三个版本，两个版本说是他为了专注学音乐自己弄瞎的，弄瞎的手段：一是用艾熏瞎的；二是用针刺瞎的。第三个版本是他天生就是瞎的。我目前倾向相信他的眼睛天生就是瞎的——一个人能将自己的眼睛弄瞎，其心太狠、太毒，用今天的话说是个超级偏执狂，不合常理人情，不可取，这样的偏执性格，不符合琴道人格。以如此狠的心，内心有那么大的光明，似不可信——师旷是一位内心有大光明的人，您不能说正因为眼睛瞎了才内心光明。

圣贤大都生于衰世、末世——师旷生活在春秋时晋悼公、晋平公时代，作为两代晋公的宫廷乐官，随侍晋国最高领导。他最初的职责就相当于一个肉体活人版的 MP3，即晋公想听音乐的话，不像您现在一按按钮就可以听了，他得让乐师现场弹琴，跟今天播放 MP3 一样，这种乐师的职务，后来有一个名字：琴待召。

所谓琴心 - 减少苟活的理由师旷作为一个宫廷乐师，他的地位远比一般奏乐供人娱乐的乐人高得多。晋公有重大的外事活动，一般都请师旷先生一起出席。即外宾和晋公谈论国事，晋公旁边坐着一个神色端庄和蔼的瞎老头。有一次，卫国灵公一行到晋国访问，晋国在卫灵公访问期间，举行“卫文化周”。卫灵公身边也带了一个乐师名叫涓，即师涓先生。卫灵公一行去晋国的途中，路经濮河，在河边休息时，夜晚月光照着河水，波光粼粼，薄雾笼罩其上，突然，隐隐约约有人唱歌，大家都觉得好听。可是过后谁也记不住那个歌声的旋律，只有师涓先生听一遍就全记住了。在“卫文化周”开幕式上，卫灵公要显示自己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让师涓当场弹奏那个从濮河边听到的乐声，他想考验晋国的人是否知道这个曲子。师涓老师调好琴弦，弹奏起来。在场的人都觉得这个琴音太好听了，追星族们都准备好了让师涓老师签名了。这时候，坐在晋平公旁边的师旷老师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说：“停下！别弹了！”

在场的两国国君都很尴尬，晋平公觉得师旷这样打断客人弹琴很没风度，是在忌妒人家吧？师旷徐徐道：“请问你这个曲子是从濮河上听来的吗？”师涓一听，很窘。卫灵公大惊，只得承认。

师旷说：“这就对了——这是商纣王的宫廷乐师师延给纣王演奏的靡靡之音。武王伐纣，师延知道自己助纣为虐，其罪不免，就畏罪跳濮河自杀了。这个曲子荡人心智，如果任其流传，久之则人心淫逸颓废，国必亡。所以，它是不祥之乐，亡国之音，不能弹！”

晋平公客气地打圆场：“现在早已不是商朝了嘛，无论如何也得让贵宾演奏完整个曲子，曲不可不终嘛。”

师旷语气温和但坚决地说：“好的音乐使人振作，靡靡之音使人堕落，防微杜渐以修养身心，为什么明知不好，还要听完它呢？”

又有一次，晋平公举行高级干部大会，在会上说自己国家的建设成就，这也好，那也好，晋国的媒体上平时只有三种声音：一是我们是最好的；二是别人都说我们最好；三是别的国家都忌妒我们最好。师旷老师听晋平公这样讲话，就拿起身边的一张琴，照着晋平公的方向用力扔了过去，晋平公讲话脱稿，正在兴头上，突然感到一阵黑风扑面而来，吓得哇哇大叫，摔倒在地，琴虽然没打着他，但是把他惊着了。卫士冲上来就拿住了师旷。晋平公稍微安定了一下神色，厉声问：“师旷！你要行刺寡人？”师旷两只胳膊被卫士抓着，坦然地说：“您是主公？真是您吗？”晋平公说：“是寡人！你眼睛看不见，耳朵也不好使吗？连寡人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师旷说：“啊！难道是老臣听错了？我刚才明明听到不是您在讲话呀！我听到商纣王在台上胡吹冒撩大忽悠哩，怎么是您在讲话？”

晋平公明白师旷老师的意思了。少顷，即摆摆手，散会了。

古云：“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就是说，不要将琴声弹奏得太顺随人的欲望以娱乐人，而要用琴声驯化人的性情，削弱人的一些不正当的天性和欲望，使其达到“正”的效果。当然，这个过程达到的效果微乎其微，不是说听了一曲，流氓立刻不流氓了，贪官立即不贪了，没那么神。正因为没那么神，所以才要强调和坚持。跟减肥似的，你要坚持才有效果。

现在，古琴一下子热起来了！热得人都有点不习惯，热得跟得了流行感冒一样，热得让人想起谁写的那句话：“花说开就开了，哗地，像泼妇一样。”

但是，真正懂得琴理、明晓琴道的人还是很少的。所谓琴道，无非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而已。有关这个，可以看我先前的小作《天理》，此不赘述。

琴和琴人之尊贵，说到底是琴人要心中多存一些“不”，即世俗要你这也能做，那也能做，这也能搞掂，那也能搞掂，而琴教你“不”做这，“不”做那。你不要试图用琴影响他人，你只需用琴管住自己即可，所谓理一人之性情，以理天下之性情。人都把自己管好，社会才能好。别扯得太远，别企图代表别人，比如有个网站吹牛，说中国不怕跟美国打仗，大不了中国豁出去死几千万人，而美国最怕死他们自己的人。这就是瞎扯——你只能说你自己愿意去死，或者跟你一样有这种想法的人愿意去死，你没权力安排别人去死。什么是淫邪？这就是需要禁止的淫邪。

琴不娱乐他人，只调和自己身心。为什么说琴人难觅知音？就是因为琴只对自己弹，对二三好友弹，不娱乐他人，不取媚他人。

正因为琴者知音难觅，一旦得到知音，简直可以说是生死知音，简直就是琴者自己的另一个复制品。这就是为什么伯牙子期，个读书人和一个樵夫能因琴而结生死之交。

邹忌您是知道的，就是那个长得很帅，但是跟城北徐公一比就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帅的齐国人。邹忌年轻的时候学了一身本事，他想当官有所作为，造福国家，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后来的选材察举制，更没有发明科举制，他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机会被齐王赏识呢？

机会总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邹忌会弹琴，齐王也会弹琴。邹忌自荐说自己的琴弹得好，希望能为齐王弹琴。他以这个名义进入宫廷，成为齐王的一名琴师。有一天，齐王自己正在弹琴，邹忌大胆，推门就走了进去。齐王见了很不高兴，说：寡人没叫你来呀！

邹忌说：大王您的琴弹得好！

齐王心情不错，问：你说说，好在哪儿？

这一问，给了邹帅哥一个机会，他朗声回答：您弹琴，大弦浑厚温和，这是明君气象；小弦清廉干练，这是丞相诸臣奉公能干；您按弦按得果断而深，放得舒展而轻松，这好比国家政令宽严得当；音量大小适中，无不正之音的干扰，如天下四时协调，没有乱象。

齐王听了，很高兴：小邹啊！没想到你还如此懂音律！

邹忌说：我不但懂音律，其实我还懂治理国家哩。

齐王不高兴：说你胖你就喘，年轻人，要学会谦虚！

邹忌说：大王，治理国家就像弹琴一样嘛。

邹忌借助琴理说治国之道，很快就得到了齐王的赏识，三个月后，邹忌当了齐国的相。后来的事实证明，邹忌是古时一代良相。邹忌其实生在一个好时代，他遇到了喜欢琴的齐王。

琴道在于“不”，琴人在于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无过放弃生命。有关琴人故事，近世最动人心魄的是四川的裴铁侠与沈氏——裴铁侠与沈氏夫妇家藏唐代一大一小两张雷威制琴，因号“双雷”。1949 年，社会形势激变，作为旧式读书人的裴铁侠，觉得自己是属于另一时代的人，不该活在新的时代。加上儿女命运连遭变故，更添忧惧。于是，夫妇摔碎双雷琴，将琴之金徽收集到一起，留下遗书：“二琴同归天上，金徽留作葬费”，双双自杀身亡。裴铁侠夫妇让人想起王国维以身殉那个化他的文化，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摘自许石林的新书《桃花扇底看前朝》）

令箭

多亮那首《愤怒的老鸟》有了现实版———“老板，你这个鱼香肉丝里没有鱼呢？”7月16日，鱼香肉丝这道川菜，让来重庆旅游的山西余小姐想不明白为何没有鱼，还以为碰见黑商家，从而拒绝付款。最后，派出所民警介入协调，并向其解释了鱼香肉丝的来历，经劝解余小姐才付款离开。(昨日《重庆晚报》)

如此望文生义，不禁令人哑然失笑。倘若鱼香肉丝里就应该有鱼，那很多菜就没法解释了。虎皮尖椒上哪儿去找虎皮，如果有这玩意儿，那还是一道家常菜吗？自然，全天下的龙抄手都是伪劣产品，毕竟龙这东西从来就没人见过。这扯得可能有点远，近一点的，口水鸡里没口水，撒尿牛丸亦无尿，否则根本就过不了食品安全监管这一关。至于东坡肉、老婆饼、夫妻肺片之类的，我只能说，不带自己吓唬自己的。

余小姐的遭遇使我有两点感受，一是要想体味到美食当中的乐趣，从今往后或许只能靠自己。事实上，鱼香肉丝之所以有这个颇具艺术气息的名字，原因很简单，就是成菜有鱼香味，而这股味道来自泡红辣椒、葱、姜、蒜、糖、盐、酱油等调味品，与鱼无关。像余小姐所述的老家做法，鱼香肉丝可见鱼粒，完全是一种作弊。但不管如何，这次余小姐在鱼香肉丝里没有吃出一点鱼味来，本身说明烹饪手法是失败的。

有人可能要说了，你在就餐环境堪忧的路边饭馆，试图吃上一道正宗的鱼香肉丝，这不是天方夜谭吗？饭馆的档次当然是一方面，但我以为不是全部。厨师拿鱼冒充鱼香味，除了是一种对技艺不精的掩盖，更代表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功利心。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发现，在外就餐始终有种挥之不去的速食感———行色匆匆的食客等着叫号，优雅的餐厅只是应酬之地，厨师自然也早就没有耐心去雕刻精品。

另一点叫我颇为感慨的是，在这样一个所谓创意经济横行的年代，看一眼鱼香肉丝、龙抄手就会发现，如今大多数产品的命名都考虑不到美感，创业者似乎也没有耐心去酝酿和传达更深刻的内涵。买东西，换个说法就是“淘宝”；弄出个博客的精简版，那就是“微博”；到一个信息集中的平台去搜索你需要的东西，这个过程形象一点就是“赶集”；而如果你想以最快的时间打到车，那么你需要的是辆“快的”... ...

你瞧，这些命名都再直白不过，的确精准定位了客户的需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败坏了大众的口味，叫他们不再具备想象力，同时也生出一些惰性，即希望所有东西都一目了然地呈现在眼前。从这个角度说，鱼香肉丝可能只是奇葩问题的开端，对于在社交媒体中长大的新一代，无厘头的困惑还多着呢。（来源/南方都市报，文/小指）

令箭

刘瑜：谢谢收看

我人生中最急中生智的一刻，可能是6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深夜。那天我又在邻居杨丽丽家看了一晚上电视。先是杨丽丽困了上床睡觉去了，后来是她妹妹杨萍萍上床睡觉去了，再后来杨爸爸、杨妈妈、杨奶奶全困了上床睡觉去了。只有我，6岁的邻居小朋友，还死皮赖脸地坐在他们家客厅的小板凳上，在黑暗中看着一闪一闪的屏幕，目不转睛地看完了一个又一个节目，直到电视都困了，深夜的屏幕上猝不及防地打出四个大字：谢谢收看。
我只好恋恋不舍地回家去了，一边钻进被窝一边意犹未尽地回味着电视屏幕上的一切。这时候爸爸问我：“你在杨丽丽家都看了什么电视啊？”我思绪翻滚，但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看了些什么，于是脑子里灵光一闪，郑重地告诉爸爸：“谢谢收看。”
之后就是我的初中时代，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苍老的时期。那时候，为了传说中金灿灿的未来，我学会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变态哲学，这一哲学最重大的表现就是不看电视。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像个机器人一样，啪，开始看书做习题。啪啪啪，做完了一切习题之后心满意足地睡去。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房间里《昨夜星辰》《星星知我心》《笑傲江湖》《六个梦》等经典电视剧却在如泣如诉地上演。
上大学以后住宿舍，听电视都不可能了。其间电视上发生了些什么，我也不大清楚。只是每年寒暑假回去，要是不小心看到武打剧里一个高人一掌把一座大山给劈了个窟窿，我就接近崩溃了。什么啊，不就是个“武林至尊”的地位吗，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电视剧，这么多演员，还没分出高下啊。
到2000年年末，在纽约一个小公寓里再打开电视时，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不爱看电视了。外国的电视剧和中国的一样不好看。美剧分为午间的和晚间的两类。午间的就是美式琼瑶剧——总有一个男青年的爸爸不是他亲爸爸，总有一个女青年在不该怀孕的时候怀孕了，总有一个好人听信了坏人的谗言，总有一个坏人最后变成好人。晚间的电视剧就是美式武打剧——破案。当然了，美式破案剧比中式武打剧还是稍微人道一点，基本上没有考验神经的“号啕”片段。中国的电视剧，无论武打剧、家庭剧、破案剧、历史剧，都有阵发性号啕防不胜防地出现，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大珠小珠落玉盘”。不过，美剧在这方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美式破案剧里，基本上人人都胸有成竹、面无表情、语气冰冷，那些办案人员似乎人人都见识过大世面，看到一具惨死的尸体，就像看到一块石头一样无动于衷。
让我恢复对电视爱好的，是发现了各类情景喜剧和脱口秀。我之所以喜爱情景喜剧和脱口秀，是因为其中的对话特别聪明，那小机智、小幽默，那线路，那速度，那弧旋，那扣杀，比乒乓球决赛还好看。
到了英国之后，我惊恐地发现，英国人的电视节目里几乎没有情景喜剧和脱口秀。而英国的电视剧真不好看，既没有中国式波澜壮阔的号啕，也没有美国式胸有成竹的紧凑。他们也有一两个类似脱口秀的节目，一群喜剧演员聚在一起损政治家、电影明星、体育明星。那些残酷的笑话，明显卖弄的成分超过了娱乐的成分，所以我不爱看。如果说美式幽默是帮观众抓痒，英式幽默则如一把匕首飞过来，躲得过算你命大，躲不过算你倒霉。
英国的电视节目相对好看的是纪录片和时政新闻，比如Panorama。就是通过这个纪录片系列，我了解到日本的贫困阶层有多穷，苏丹的近况，联合国的腐败... ...时政新闻的好看之处在于，任何一个问题，主持人都会请正反两方表达意见，但是英国的国内政治，大多是鸡毛蒜皮的争执，正方反方似乎都是无聊方。
出国时间长，对国内与时俱进的电视业发展已经无法追踪了。每年回家，发现号啕的还在号啕，劈大山的还在劈大山。韩剧仍然是女主角在第8集打了一个喷嚏，到了第80集才抽出纸巾来。
在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一堆家里没有电视的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很有文化。他们很清高，而电视则是很低俗的东西，为了避免被低俗文化污染，他们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电视。对此我很困惑：一、他们家来客人又没话说的时候，他们的目光都往哪里投放呢？二、在他们怀疑人生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找到更倒霉的人，从而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呢？三、如果他们家里有孩子，他们怎样让正在哭闹的、满地打滚的小朋友迅速恢复安静呢？啊，小朋友多么热爱看电视，至少有一个小朋友曾经如此。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夜，她仰望着那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坚持把所有的电视节目看了个底朝天，看到“谢谢收看”为止。她后来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是当时，她坐在小板凳上，美好的世界从那个小盒子向她奔涌而去，她眼里装着全世界的惊喜。

令箭

假如说我们把主要的经济学家们召集在一起，让他们预测未来五年中国GDP 增长可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区间，非常有意思的是，乐观的经济学家和悲观的经济学家给出来的数字将非常贴近，基本上都在6%-7% 之间。
唯一能够把增长速度稳住的就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更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形成至今，改革落实的速度慢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中国需要更强的顶层协调来推进改革。
在创新产业的培育中，政府应当将产业政策集中在教育、科研、知识产权保护、金融体系改革等基础性的方面，而非直接支持某一产业，凡是政府明确支持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就会很快发展，但产能过剩也会更快速地形成。
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是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我不认为存在谁胜出的问题，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其实大多数需求侧的政策，主要是宏观政策、短期政策，它其实更多的是平衡经济。而供给侧改革，更多地考虑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持续的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更长期性的政策。
在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时候，讨论供给侧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那时需要的就是反周期、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但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考虑的是中国经济还能不能持续增长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时候考虑供给方面的政策是有意义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解决我国目前生产当中存在的低效率、资源配置不当、技术进步比较缓慢、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的角度来说，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宽松有可能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意味着此前“通过增加投资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有所转变，因此货币政策会相对收缩。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现在货币政策并没有特别宽松，目前实行的一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其次，这两个问题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用于解决短期稳定的问题，比如经济下行压力过大，将货币和财政政策用于经济的短期托底、稳增长;而供给侧的政策，通常用于解决中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
不过，在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暂缓，这的确是一种可能性;而同时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是需要推进供给侧改革。
比如，一些产业需要重组，意味着短期内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因为需要人为关停部分企业，那么原来有的就业和生产，现在都没有了。当然，这些生产和就业本身都是无效的。但即便如此，把它们人为关停，经济活动就变得更少。此时，为了配合改革，以及实现保持经济平稳过渡，将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宽松一些，也是有可能的。
两年前的改革方案(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来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发现如果所有的政策都能完全实施的话，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可以提高两个百分点。
但它同时发现，在短期内，这个改革会让经济增长下降0.3个百分点。即调整和重组在短期内，是会让经济活动有损失的。因此，经济结构改革，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般是改革政策(例如关停“僵尸国企”等)与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它是多层次、多维度的，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方面。
“僵尸国企”退出的障碍并非无法化解改革确实比较复杂。例如要让僵尸国企不生存，从理论上来说很容易，但如果真要把一个大国企关掉，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执行的时候肯定会比较谨慎一些。第二个原因可能是，顶层设计方案做好了，但它最终实施的时候还是通过各个部门去落实，而各个部门的考虑和动力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不同的部门，政策推进差距很大。现在的有利之处是，有了顶层设计，那就可以进一步加强实施和落实方面的协调，共同推进。
就国企改革而言，如果是“僵尸国企”要被关闭、被兼并或被重组，政府担心的无非是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如果工人失业，会不会有社会问题;第二，会不会有很多不良资产--银行的不良贷款过多会导致问题;第三，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三个问题，有可能导致改革推进变得非常困难。但反过来看，不推进的后果是什么?例如我们确实担心失业问题，但通过支持一个本来已经资不抵债和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的企业继续运行，来保证一部分人的就业，和直接用资金保障这部分人的生活，哪一个效率更高?答案显而易见。
并且，目前我国有一定的社保体系，与过去什么都没有的改革环境已大不相同。同时，与过去劳动密集型国企很多的情形不同，目前的很多大国企尽管规模很大，但是其实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就业的问题其实是能够被化解的。
不良资产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化解。其实，通过给“僵尸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让它们的不良资产不爆发，这更加危险。如果现在不处理，不良资产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非常重要。我们已经见到很多企业，在2008 年或2009 年本来要破产了，结果在2009 年的刺激政策中全都被救活，但最近又要破产了。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负债已经比那个时候庞大很多。
从目前来看，以我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或者说我们整个国家的财政能力，要化解不良资产问题是有可能的。比如，过去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将一部分不良资产先放在一个单独的平台上，慢慢化解。
第三个问题就是影响GDP增长：关闭国企使当地的经济暂时不活跃了。这正是长痛和短痛的问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确实考验顶层的决断力。如果我是市长，估计我也不愿意关停。但如果不化解，以后的问题会更大。
因此，顶层设计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其实意味着顶层的协调和顶层的实施，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件事进行。
有竞争力的产业形成后经济增长才会企稳所有的改革政策，两年前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非常完整，而且中心思想非常明确，即市场机制要在市场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现在的问题就是能不能落实。
因此，经济增长短期的触底回升是有可能的，但那些触底回升都不可持续。什么时候经济增长能够真正见底、平稳住，甚至有所回升，取决于我国有没有形成新的、有竞争力的企业，而这就需要经济结构性改革，或者说目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对经济稳定和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续增长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想说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对经济增长发挥显著作用，将有很明显的时间滞后，不会今天采取措施，明天增长就回升。
过去，中国经济很大一部分问题是宏观经济问题，即经济上下波动，并进行配套的金融改革。但现在的问题是，过去有竞争力的产业都不行了。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增长潜力，核心问题是下一轮中国经济靠什么产业支撑，如果这个产业都想不出来，我们讨论的宏观政策、增长潜力，这些展望全部都是空的，因为最终GDP 是靠企业、靠一块钱一块钱做出来的。
这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就是以前有竞争力的产业都不行了，下一个阶段有竞争力的产业还在形成，有的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它其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产业升级真的非常关键。（本文来源于吴敬琏等著的新书《供给侧改革》，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在2016年3月出版）

令箭

一封包含108人联名的建议信，5月4日被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废止有关收容教育的法律规定。联名者包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原副主任郭道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等学者、律师和妇女权利工作者等。
建议信认为，收容教育由公安机关决定和执行，没有检察院和法院的介入，与《宪法》精神相违背，且违反了《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上位法，建议废止有关收容教育的法律规定。
特殊历史背景催生《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收容教育全称《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为何备受诟病？因为它规定“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且收容教育期限为6个月至2年。
所以讲它是个“办法”，并不是一般的法律，它是针对一个独特群体的“办法”，其诞生有着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即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迈入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卖淫嫖娼人员泛滥（比之今时则不可同日而语），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性病的传播等，这样一来，全国上下都急了，都说要“好好管一管”。
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同日公布实施。《决定》第四条规定：“卖淫、嫖娼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据此，1993年9月4日国务院公布实施了《收容教育办法》，更加细化可操作。2000年3月30日公安部又公布实施了《收容教育所管理法》，使得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更成体系。
这样一部行政法规的用意是好的，要“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净化社会风气”，“遏制性病蔓延”，可是，这部法规对抑制卖淫嫖娼行为有多大的作用，则值得探讨。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规不足以根除卖淫嫖娼行为，甚至可能因为腐败的原因，没有减少卖淫嫖娼行为。
收容教育成执法人员腐败温床实际上，很多卖淫女处于社会底层，受教育程度偏低，为生计所迫，有内在的卖淫动力。
有些甚至是被胁迫卖淫，老板在后面有极大的利益驱动，收容教育制度难以从根本上矫治其违法行为。卖淫女在收教所不可能学到什么立身技能，一定比例的卖淫女走出收教所后仍会重操旧业，偿还罚款债务及劳教费用。
《收容教育办法》赋予了公安机关极大的裁量权，县级公安机关有决定收容教育的权力；并规定收容教育所也由公安机关负责管理；对“不服”的，还可以延长收教期限。一言以蔽之，“自侦自审自判自执”，难以受到上下、同级和公众的监督，个别地方，收容教育成为公安机关、执法人员牟利敛财的工具，即：交高额罚款，不开收据，放人；不交罚款就直接收容教育。
而且，一些公安机关借用这些权力与组织卖淫的结成利益同盟，玩起了“纵寇”游戏，交了保护费就可以卖，不交保护费就打，这俨然成了公开的潜规则，客观上形成了执法人员腐败的温床，助长了社会歪风邪气。
收容教育是“法外之刑”《收容教育办法》的合法性则长期以来受到质疑，收容教育事关人身自由，关系到人的基本权利，在没有经司法审判程序，没有回避、没有辩护、没有举证质证、没有上诉，就剥夺公民半年到两年的人身自由，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
正如一直鼓呼废止《收容教育办法》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所言，刑法对轻微刑事犯罪的处罚，有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六个月以下的拘役，和不予关押的管制。而卖淫嫖娼只是违法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却动辄可以关六个月到两年，比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还重。这显然颠倒了一般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之间的处罚逻辑。在刑法上，可能被限制两年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要么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要么侵害他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卖淫嫖娼很难说有这么大的危害。
说到底，收容教育是“法外之刑”，它是不经审判机关审判，而是行政机关依规定来对人施“刑”，既违反程序公正，也违背实体公正，是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规则的，是对现代文明的逆流，是对人身自由的贬低，根本上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轻蔑。
事实上，在今天中国的法律架构当中，《收容教育办法》已经严重地违反上位法。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收容教育办法》对卖淫嫖娼人员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超越了《立法法》的立法授权。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收容教育办法》违反上述规定。
即便《收容教育办法》不废止，收容教育卖淫嫖娼人员6个月至两年的处罚，也应该“形同虚设”，因为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已经明确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在公共场所拉客招嫖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根据新法，即便情节严重，也不得限制人身自由超过十五日，而不能对人处以半年到两年的人身自由限制。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该废止《收容教育办法》，在锐意推进法治建设的今天，更不应该有这种明显违法的法规和行为存在，它只会消减法律的权威，助生腐败的温床，于世并无补益。而且今后还要吸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教训，无论什么情况，都应该秉持有法可依，合法合理，精神和程序皆正义。（来源/新京报）

令箭

时代飞速变化，我们每天的生活充斥着大量信息，当越来越多的人随时随地关注自己的手机时，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读书？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之际，读书人止庵带着他的新书《插花地册子》来到方所，和爱书人一起聊他的读书历程，聊成长，聊阅读。

“止庵”这个笔名，出自《庄子•德充符》：“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他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沙鸥，和父亲一样，他也是自学成才文学爱好者。虽然大学时遵父命学了医，他却始终抱有对文学的热情，在上大学的零碎时间，在床头，在公交车上进行了中文的自我教育，之后他一直把读书当做生命中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说：“我这辈子认真干的事情就这一件，就是读书，其他都是读书的副产品。这么多年来，我确实把读书当成了一件事儿来干了。”

这个“脑中有一幅私人文学地图”的人，在方所和众多读者们分享了他的个人阅读史和对读书的独特看法。

40岁辞职去读书

以前我在一个公司上班，去的时候是1989年，30岁。现在大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自我设计，我这个人无所长，但是经常设计我自己。其中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将来要在40岁的时候不干了，回家过我的读书生活。

但到了40岁时，是1999年，因为当时公司需要交接业务，所以拖了一年才回家。回家前，我想自己以后的生活得有事干。什么是能干的事呢？我想就是以前干过的事情。大家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些条件，有的是年龄，有的是学历，有的是性别，有的是相貌。这些条我有好几条都不能达标，怎么办呢？有一种东西不受这些的限制，就是写作。只要能写，会写，不需要其他条件。我在70年代初开始学习写作，79年在报刊上发表东西，到80年代中期慢慢就不做这个，改成专门去看书了。

89年我到公司打工，过了一年多，当时我爸爸还活着，有一个报纸约他写文章，他就转给我去写。一个礼拜天有时间，我就写了点东西。写到94年时，我爸爸有病，一个编辑到我们家来看他。她问我写东西吗？我就拿给她看。她隔了一个礼拜给我打电话，说给你出本书。我说要钱不要？要钱就不出了。她说，不仅不要钱，还给你钱。这是我出的第一本书，是95年，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然后我开始出书，到2000年已经出了五六本，其实我取这个笔名，也是因为我在公司上班，不想让人知道我是一个写书的人，我想同时做两个人，一个是打工的人，一个是写书的人。

到2000年的时候，我要从公司离开，要回家过我的读书人生活了。但这是一个麻烦事情，从一个公司上班到在家里呆着，这中间有一个过渡。最大的过渡是时间，比如早上还是按原来的时间起来的，结果发现不上班了，第二天又是这样，要做什么事呢？正好有出版社跟我说，你愿不愿意写一本关于你自己的书？我就在家写了四五个月，就是《插花地册子》。这书在第二年就出了，是我若干本书里的一本。

五年以后有出版社重出了这书，这次出这本书，加入了我当年在电脑里的很多笔记，所以现在比以前多了20%多的文字。但这本书的下限还是2000年。从我小时候到2000年离开公司，这就是我读书的一个经历。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其实我不太关心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关心的是我为什么读书。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关心我为什么要读书，凑到一块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反思我一生，读书对我最大的益处就是使得我不是我们了，我是我。什么意思呢？其实读书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读完书之后是想变得和人一样，还是想变得和人不一样。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在那悬着，读书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但这个事情是分成两步走的，第一步，你必须先得变得跟人一样，然后，你才能变得跟人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好多人说，我得独立，得精神独立，变得和人不一样。但是你和人一样过吗？还没一样，你怎么变得和人不一样呢？你必须得先和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然后你跑你的，他跑他的，如果没达到这一点，就不能。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回顾我的读书生平，其实就是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我努力地不让别人把我拉下，第二个过程，我不跟别人走一样的路。

我以前是学医的，我知道其实人的差别很少，但是我们为什么分出来你是你，我是我呢？很大原因是我们每个人有一些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东西。这些是什么呢？从最基本的说，你是做记者的，你是做编辑的，我是在家待业的，另外可以说，你有车，你有房子，我没有，你是博士，你是硕士，我是学士，可以分成很多种。但如果再往下分，就有些不一样了。比如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你懂得什么，我懂得什么，你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你欣赏什么，我欣赏什么。这就有差别了，这事他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不知道。

有些知道是有途径的，比如今天广州下雨，或许有房子塌了，报道之后大家都可以知道，但还有些事情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两人失和。还有一些隔我们远的事，我们可以说这人不仅知道贝多芬，还懂得听贝多芬；这人不仅知道马蒂斯，还懂得看马蒂斯。再往深了说，他不仅知道马蒂斯和贝多芬，他的生活还有一点小小的品味，有一点东西和别人不一样。这些东西的差别离我们的实际生活远，但未必就不重要。它可能还是一件重要的事。

人的地位、权力、财产、身份好多是靠关系得来的，靠父母得来的，靠机缘得来的。但是一个人的知识、修养、品味靠什么得来？你可以说我在广州有的是关系，但是你不一定懂得贝多芬，不一定有修养。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着没用，实际上是有用的。打比方说，有人给年轻的女孩子做媒，介绍一个男的又有地位，又有财产，但是回来说没看上。为什么？这人没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修养、品味、知识、爱好。有时我们和人相处之后会发现这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乏味一点，脑袋空。反观我们的人生，确实需要一些东西，可能这个品味本身什么也不能给你带来，但是它应该为你所有，对你有用处。

读书是一种自我教育

我个人严格说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我小时候是文革，文革结束时是1976年，我已经高一，77年高二参加高考，考上大学，上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口腔系。当时北京医科大学什么系都没有中文的课，所以我没有受过中文教育。毕业后我就工作，没有继续受教育，所以我只受过中学的中文教育，还是文革的中学，我自己从学校里所获得的东西很少。

我的父亲是一个诗人，我们家也算是一个文化人家庭，可是文革自顾不暇，没有一个很系统、很严格要求的教育。那时也没有什么社会教育。我小时候没有文化活动，有活动也是阶级斗争之类的活动。

没有好好的教育，我怎么以后还略知一点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还敢写书，还敢来和各位说话呢？其实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外，还有一种自我教育。这个自我教育当时没有别的招，只有一个途径，就是读书。所以我自己受的教育很大一部分是从读书来的。

我小时候除了看书之外没有电影，电影院演的是八个样板戏改的电影，后来有了几部《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屈指可数。当时没有话剧，电视里连电视剧都没有，只有新闻。《人民日报》当时也就四个版，没有其他接受信息的东西，全得靠读书。我小时候最想得到的书是辞典。如果问我什么是必读书，就是《辞海》或者《辞源》，或者《现代汉语辞典》。因为我不知道世上很多事，辞典的好处是一个词条相当于一件事的头，如果感兴趣就继续往下看，否则你从哪学这些东西？还有中文，我也没好好学，就得从看辞典，看别人的书，看人家这词怎么用，然后听人说话，记下来，就这么来学习。

互联网不能给我们提供一切

我们现在最大的接受信息的方式，第一个有电视直播，手机也能看，第二个有互联网，有互联网之后使得我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很多信息，特别是实时的信息，不需要通过读书来得到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互联网不能给我们提供一切的东西。

我自己也在上网，但互联网不能提供所有东西。我觉得信息不需要通过看书得到，我们基本上不需要从书里得到这种滚动更新的信息。但是这世界上有些东西不是信息。

我们得到或者获取的东西实际上包括两种，一种是实时变化的，一种是恒定不变的。有些仅仅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有些比告诉你发生什么事还要深，那是互联网不能给我们的。凡带有个人感悟、个人情绪、个人发现的东西，都不是互联网能提供的。一个人自己对世界的发现是没法通过互联网得到的，因为很多人不把这个东西放到网上去。

我们读书就是要读网上没有的东西，就是要接受涉及到我们个人修养、个人品味、个人知识的那一部分知识。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写书的人，也必须得问自己一个问题，有了互联网以后我们还要不要写书，或者说有了互联网以后，是写得更多，还是写得更少。我可以明确地和大家说，有了互联网以后我们应该写得更少，因为写网上没有的东西才是我们写书的人对各位读者的一点真的奉献，或者说爱护。如果一个人写文章只是提供信息，这样的文章我觉得可以不写。

读书还是为在世界上见一点高人

读书的意义就在于和一个作者的交流。因为书里面装着一个作者的灵魂，他辛辛苦苦写书，实际上是在把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搬出来，做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作者死了，他希望这本书能活得长一点，能有更多他不相识的人遇到这本书，能跟这本书里面的他有所交流，这对他来说就是他生命的延续。当然有一天这本书也死了，那这人就彻底死掉了。读书给我们的作用就在于，它给我们一种潜在的、更多的知识。如果我们接受这么一种人生观，读书对我们就是有用的：这就是法国作家加缪说的，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我觉得读书其实是使我们活得最多的一种最好的方式。比方我们读一本小说，小说里有个人物，他活了一辈子。我自己本来活一辈子，我读完它，又多活了一辈子，再读完那本，又多活了一辈子。这样一个人就可以活得很多。但是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只活了自己一辈子，区别就在这里。所以这标志着两条路，愿不愿意活得更多，才能谈到能有什么作用。

我们读书时也常常会叹为观止，确实觉得有些人在某些地方写得非常之好，有的是你能想到的，有的是你想不到的。其实我们读书还是想在世界上见一点高人，我们还是嫌周围的人不够高。也许我们成天见的人都面目可憎，但只要读书，一会孔子来了，一会庄子来了，一会卡夫卡来了，你的生活就会很丰富。其实我们读书不就是为了这个？(止庵)

令箭

　这些作家是谁，他们的作品够不够伟大，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能否将你带进一个新天地，让你看到一些“欲辨已忘言”的风景。　　一个人年少时，在什么环境下读什么样的书，大抵也就构成他其后生命的底色。这个阅读的起点，每个人不一样，因此难有所谓普遍的阅读途径或人人适用的书单。这种偶然性和差异性，或许也是使得许多读书人具有鲜明个性的重要因由。阅读，尤其是年少时代的阅读，有点像是心灵播种。你种下什么，就长出什么。
　　我在大陆农村出生，在偏远小镇长大。我开始爱上看书，大约在小学一二年级。最初看的是连环画，有点像现在的漫画。教我彻底着迷的第一本小人书，是《三国演义》，而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是百万军中救阿斗的常山赵子龙。
　　那时家里穷，买不起书，都是去街边书摊租来看。书摊老板也随意，用长绳将两棵树连起，然后将连环画一本一本挂上去，有两三百本之多，读者想看哪本取哪本。租金是两分钱一本，但不能借走，必须坐在树下小板凳看。夏天天气热，蚊多，街上灰尘扑面，但很奇怪，只要一捧起书，我就马上将外面的世界忘得一干二净，可以一直看到书摊收档。
　　我最早的阅读，是从神话和历史故事开始。大约到了三年级，识字多了，不再满足于连环画，于是开始找大人书来读，例如《封神榜》和《西游记》等。《封神榜》特别教我着迷，尤其是那位会遁地术的土行孙，最最教我惊叹不已。印象中，《聊斋志异》《水浒传》《七侠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大明英烈传》等都是那时候读的，而且读得趣味盎然。
　　我家里自小不鼓励我读课外书，所以都是背着家人偷偷看，不敢让他们知道。那时小镇没有图书馆，我于是学会去大人家串门，留意他们有没有书，然后恳求他们借我。有时班上有同学买了一本最新的《故事会》，大家就会排队轮着看。那时的我，有严重的阅读饥渴症，什么书都读，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史》之类，因为里面的战争场面很吸引我。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不知从哪里借来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见别人说这是世界名著，满心欢喜，谁不知很快便读不下去，因为我无法记住那些长长的翻译人名。我是直到后来上了大学，才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的兄弟们》等俄国作品，可见那些译名给我的挫折。
　　虽然读得乱七八糟，而且愈读愈多，但在我的少年时期，真正令我完全忘我投入的，大概只有两位作家：金庸和琼瑶。多年后回望，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周保松）
　　先说金庸。我什么时候迷上金庸的呢？这背后有个故事。那时是八十年代，李连杰刚拍了《少林寺》，全国为之疯狂，每个男孩都迷上武术，人人幻想自己有天也能成为武林高手。其时有本月刊叫《武林》，正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每期十多页。我读了几期后，开始不能自拔，读完一期就痴痴地等下一期。
　　如果有书瘾这回事，金庸就是令我上瘾的书毒。怎么形容呢？就是你一旦拿起来，就不可能放得下，而且会整个人陷进去，脑里无时无刻都是书中情节，什么事都不想做。不幸的是，读了几期后，可能是版权问题，郭靖、黄蓉便已消失。这真是害苦了我。我当时并不知道金庸是谁，也不知道去哪里可找到他的书，但我知道，没有了郭靖、黄蓉、黄药师、洪七公，我的日子过得很不爽。
　　过了一段时日，我认识的一位同样嗜书成迷的高年级同学，有天拉我到一边悄悄告诉我，他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金庸。原来当时镇上有家地下租书铺，专门出租港台原版武侠小说，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主，都是店主专门托人从香港偷购回来的。书铺不公开经营，必须要有熟人介绍。在那个年代，出租这些港台书籍是有风险的。
　　我还隐约记得，第一次去那家书室，就是由那位高年级同学陪同。屋子晦暗，里面别的什么也没有，全是书。或者准确一点说，全是金庸、古龙和梁羽生，而且全部用牛皮纸包上封面，看上去一点不起眼。
　　当时我心想，妈呀，如果有天堂，这里就是。店主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不苟言笑，直接告诉我，留下按金十元，书租两毛钱一天，每次只租一册，而且必须低调，不能告诉别人书从哪里来。
　　两毛钱一天，是个什么概念？当时租看连环画，才两分钱一本，而我一个月最多也就几块零用钱。那怎么办？我必须一天看完一册。那些都是繁体字啊？没关系，看不懂就猜。所以，我很快无师自通学会了繁体字。但要上课啊？也不要紧，那就“走堂”吧。走去哪里？走去学校后山的橡胶林，那里风凉水冷，人迹罕至。不怕老师处罚？我当时不会逃班主任的课，至于其他老师的，只要和班长做些“私人协调”，走一两节课然后偷偷溜回课室，是可以“特事特办”的。
　　那真是超爽的读书岁月。我沉迷或沉沦到什么地步呢？我记得读到《神雕侠侣》时，真个神魂颠倒，一分钟也停不下，于是放学骑自行车回家时，我过分到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拿着书，边骑边读。回到家，看小说可是死罪。那怎么办？于是我晚上就躲到公共厕所看。公厕有电灯，家人又不会发现，绝对是好地方。美中不足的，不是厕所太臭，而是不能看得太久。
　　这样的读书日子，维持了一年多，我就跟着家人移民香港。来港的那年夏天，在深水埗北河街的木板隔间房，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四处观光，而是去楼下的租书店，将金庸一本一本搬回家，一次过足瘾。再后来，我知道公立图书馆原来也有武侠小说，于是将古龙、梁羽生等人的作品借回家，完完整整读了一遍。
　　第二位我喜欢的作家，是琼瑶。我忘记了怎样发现琼瑶的，反正来香港后，我很快就喜欢上台湾文学，读了不少如三毛、琦君、张晓风、白先勇、司马中原的作品，但他们的吸引力都及不上琼瑶。原因不用多说，情窦初开，琼瑶的小说是另一种教人上瘾的书毒。《窗外》《在水一方》《几度夕阳红》《彩霞满天》《心有千千结》等，我一本接着一本，和书中男女主角同悲同喜，顾影自怜，不能自已。
　　读琼瑶和读金庸，是两种不同的体验。金庸的书，会陶冶你的侠士气概。琼瑶的书，却特别容易令人忧伤。是自作多情也好，是强说愁也好，反正你就是快乐不起来。那种忧伤的情绪，我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后来上了大学才慢慢好转。琼瑶和金庸，也让我爱上中国旧诗词，因为他们的作品经常提及李煜、李清照、柳永、苏轼、辛弃疾等，于是我顺着这些线索，逐个找他们的作品来读，甚至背了不少。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段经历，并不是叫大家一定要读他们。事实上，有不少人是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是读金庸和琼瑶长大的。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感激他们，为我的少年时代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和哀愁。如果有某些作家，在你成长的某个阶段，令你整个人投入其中并与之同悲共喜，实在是件幸福的事。
　　这些作家是谁，他们的作品够不够伟大，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能否将你带进一个新天地，让你看到一些“欲辨已忘言”的风景。一旦见过，你就会停不下来，就会自己主动向前寻找你的阅读桃花源。
　　现在人到中年，回过头看，我发觉少年时代这些杂乱无章的、兴之所至的、狼吞虎咽的阅读，对我后来的思考、写作甚至做人，较我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影响可能还要大。我知道现在不少人的阅读方式是颇为精打细算的，例如一定要知道某本书对自己的学业和工作有什么用处才愿意将书打开。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最快乐、最忘我的阅读，往往不是这样。
　　这些年少时光离我很远了。许多早年读的书，现在都已记忆模糊。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到底那些年读的书，对今天的我，还留下多少痕迹。然后我发觉，影响远远大于我自己的想象。
　　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举个例子。我自小喜欢赏月，不管何时何地，只要见到天上有月，我都会忍不住放慢脚步，甚至停下来，两相对望一会，然后心里自然泛起某种哀愁，又或脑里自然念记起某人。我最初也奇怪，后来便明白，那和我自小的阅读相关。
　　试想想，细味过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又或“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百千回后，你看到的月，和那些从来没读过的人，怎么可能还再一样？！
　　月是一样的月，看月的人，却有别样情怀；而情怀，是你的阅读岁月沉淀而成的月色。也许这就是文化。你读过的书，不知不觉走进你的生命，铺成你的底蕴，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滋润你的生活，丰富你的情感，并默默引领你前行。
　　阅读的美好，就在这里。 ■

令箭

　今年是Giovanni's Room（《乔瓦尼的房间》）六十岁，四处是“你一定要再读詹姆斯·鲍德温”语气的文章。他二十四岁为了躲避标签逃到巴黎，这是第二部小说，用了全白人的卡司，写求婚之后准未婚妻躲去西班牙犹豫，而他自己留在巴黎跟一个意大利男人谈恋爱。我很喜欢他说自己要写的是愧疚的性，再牵扯种族问题怕累着。引的那句是第一次到了乔瓦尼的房间，被推倒；当时一惊，心想居然有这么干净而妖娆的情话。鲍德温的文字很特别，通彻，思无邪，直透纸背；有点像李后主，高兴了就恣意怜，亡国破家就水长东，俨然担负人类罪恶，写什么都很好。　　也是巧，读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文学LitHub网站评了个古往今来最佳性爱描写，居然就是“乔瓦尼”开头的一段，写他启蒙，和小伙伴在床头玩闹时突然就如胶似漆起来。Literary Review（《文学评论》）从1993年开始评最差性爱描写每年都挑不过来，难得这回有人评了次好的居然读的时候根本就没注意。主要是性本身太难写了，好像是莎士比亚和玄学派诗人之后，感受和思想分离，怎么处理都有些尴尬；或者，是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所说的性描写会让角色失去普遍性（de-universalise），意思大概是这件事情已经私人化到每个人的感受都千差万别，所以你写得再如何真实，第二个人来一看还是觉得你什么都不懂（而且是写得越细他越看不起你）。

“我从他身上跌开，躺在他旁边，想的是在一时情热的剧场（theatre of heat）之外，欲望是多么无助，而且在它不受欢迎的那一刻起，又立马会显得多么荒唐。”

　　最近还读了一本加斯·格林威尔（Garth Greenwell）的What Belongs to You（《什么属于你》），和乔瓦尼有点像，讲的是一个美国诗人到保加利亚教书，在公厕勾搭了一个带男妓属性的小混混Mitko。处女作，亚马逊页面上还没见过这么长的表扬栏，读罢的确有种“不可限量感”的精湛和笃定。不剧透，但要说不少桥段，比如在澡堂如何被父亲察觉自己的性向，以及第一部分结束时和Mitko大吵的缘由，真的是闻所未闻。
　　厄普代克当年有一篇争议很大的书评，评的是我很迷恋的同性恋作家霍林赫斯特的The Spell（《着魔》），居然感慨“异性恋再怎么琐碎，至少关乎物种繁衍，牵涉到家庭这个古老而神圣的架构”，而同性恋文学不够“普世（universal）”，因为“除了爽之外再无其他得失（Nothing is at stake but self-gratification）”。这当然很不得体，从厄普代克的嘴里听到让人尤为难过。他当年开出的书评守则中第一条就是：“试图理解作者希望完成的是什么，不要怪他没有做成本来就没有试图要做的事。”而抱怨同性恋小说缺一颗受精卵，荒唐得就像冲到馄饨摊大骂怎么连杯像样的现磨玛奇朵都没有。

“世界提供非虚构，其他的交给人类。”

　　当年到了复旦就去旁听了不少陆谷孙老师给本科生上的文法课，说打磨英文多读些散文不会错，就去图书馆抱了好些选集回来，其中就有约翰·达加塔（John D'Agata）编的两大本The Next American Essay（《美国散文的未来》）和The Lost Origins of the Essay（《消失的散文源流》）。上个月发现这个系列的第三本出来了，叫The Making of American Essay（《美国散文的形成》）。现在Kindle方便，马上把每篇选文前面编者的话读了一遍；达师傅对散文有很多新奇的想法，比如这一回他选了艾略特的诗，选了巴塞尔姆的一个小故事，选了《白鲸》的一个章节，甚至还有字谜一样的概念艺术。难道这是陆老神仙的埋伏：只要写得好原来都叫散文？
　　达加塔也不相信“虚构”和“非虚构”的分界。几年前他有本书，物议沸腾，叫The Lifespan of A Fact（《事实的寿命》），是他再现和杂志事实核查员的邮件往来，里面达老师脾气还不小，因为对方居然“粗俗”到胆敢指出他的报道造假。杰夫·戴尔喜欢说文体间的界限像是网球场中间的网，摆在那里就是为了让你把球从上方打过去；这当然很好，但在摆明了“非虚构”的文章里虚构就是另一回事了，关键在于读者是照着他和文本之间签的合同来触发情绪的；就像如果网球是按照击球动作的优美程度来判断是否进线就不会有意思。而且，我也没能想明白为什么一个有追求的网球选手不能同时把球打在界内并显得足够潇洒。

“用短信发去了他认为稍后可能会天晴的意见。”

　　4月28日，阿兰·德波顿发了新书The Course of Love（《爱的轨迹》），二十年来第一本小说。上来德波顿自己就剧透所有情节，说他们“会结婚，会痛苦，会经常担心钱，会生一个女儿，再生一个儿子，有一个人会出轨，有时候会无聊，有几次想杀了对方，还有几回想了结自己。这是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记得当年意气风发地办了张国际信用卡，在美国亚马逊下的第一单里就有The Romantic Movement，中文版译成《爱上浪漫》。新书和德波顿出道的那两本小说写法一模一样，很像张信哲参加比赛唱《信仰》，一下把人送回高中寝室，起个前奏几乎就想哭。后来也是德波顿自己职业规划的关系，书一本比一本讨巧，好处类似星座和算命，其实就是精心设计来让每个人都觉得“你怎么猜这么准？”
　　但他的书我还是每本都读，主要是文笔有趣。都说英文写作忌讳一件事，叫nominalization，名词化，平克的那本The Sense of Style（《风格的感觉》）就很痛心地说这是把活泼泼的动词木乃伊化（embalm）成了死名词；但德波顿的才气就在于让句子变成一堆名词，文雅地坐下来。引的这句是两人初识之后男主终于忍不住，但他没有“发去一条短消息猜稍后可能会天晴”，他是texts his opinion that，写作老师会生气的句式，但那种“想认真又怕输”的拘谨姿态却全挂在了那个多余的名词上。德波顿写性也是这样，两人第一次动情，男主伸手，“一秒之后，是一种确凿无疑象征着welcome和excitement的wetness”；简直让人要在页边大写一个“服”字，不但有趣，其实也很性感。（陈以侃 ）

令箭

   年轻作家许小鸣的写作一向很有追求很有味道。    许小鸣2004年进入广东文学界视野，就一直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只是她不善于交际，抑或应该说她不屑交际，在人多的地方经常处于沉默，有时候甚至一脸茫然。但她十分内敛，干净，不苟且，不卑躬屈膝，且追求完美，属于内心很丰富，也是特别羞涩的那种类型。十几年来，她默默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外界的嘈杂都跟她无关，这次她的新作《我和我的抗战》如一声惊雷出现，这不是偶然。
    看了《我和我的抗战》这本书，带有雄风，刚劲凌厉，让我惊喜，但不意外，她会有这样的能力的。
    《我和我的抗战》这本书是许小鸣花了很大的心血做出来的。她采访了大量抗战老兵，并从这些老兵中选取了20名潮汕籍或在潮汕抗战过的老兵的人生故事结集，他们都是已经近100岁的老人了。这些老兵不同于其他的老兵，他们曾经在战场上与日寇浴血拼搏，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似乎被历史淹没和遗忘。
    20 15年是纪念年，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同时也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的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连到一起，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理性。我注意到现在一直在提“国家军人、民族公战”，这八个字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就是说当年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都是国家的军人，而不管是哪个党派的军人。面对侵略者，我们拿起武器，这些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他们的行动可歌可泣、令人尊敬。这与党派之争无关。民族公战，在民族危难之际，我们全民族的所有人都在投身战斗。抗战老兵只是为民族公战的国家军人，许小鸣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用纤弱的肩膀担起了消除历史误解的民族责任，我觉得许小鸣确实是了不起的，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那些抗战老兵的命运令人唏嘘叹惋。开篇的老兵谢茂强一直在说：“我没有杀过中国人，我杀的只有日本人，我问心无愧。”那段历史对我们这个民族是十分屈辱的事。这个事过去不敢追究，现在追究下来，是理性在起作用，真正的真相还原开始在起作用。
    我们纪念这些老兵们，他们为中华民族抵抗侵略者所做出的奋斗应该被我们所记忆的。现在去记忆，不是为他们个人命运鸣冤叫屈，而是不让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心寒。否则如果再次面对敌人的枪炮子弹时，我们还能有很多的好儿女站起来吗？记忆他们，对后来者有非常大的警示和启示作用。这不仅仅是给他个人身份的一种证明，或者给他的遭遇平反，真正的意义是记住民族的血泪史。
    这些抗战中的英雄，参加的战斗很多，在江西、长沙、缅甸等地都有参战。我在书中还看到叙述许昌之战的一段，老兵们叙说着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场景之惨烈，令人读后潸然泪下。这些老兵很了不起，他们无论遭遇多少不公平的待遇，他们都顽强地活着，并不抱怨。他们中有很多人后来被判刑，有的在监狱里度过30年；有的隐姓埋名地活着；最好的处境是一直在乡村务农，没有人打扰他，安安静静地务农。无论怎样，这些老人都不抱怨。他们这些人大概经历了生死，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友在眼前死了，对比之下，自己能活着，像鼹鼠一样活着，已经是获得上苍的非常厚爱了。他们在内心深处一直还是感恩，感恩这个世界还收留他。所以这些老兵心中没有恨，只有爱。
    书中的很多地方让我阅读时常常心咯噔的痛了一下。除了抗战老兵经历战场的惨烈，还有作者充满人性光辉的心，她的描述没有火气，只有温暖与同情，很好地将人性的光辉注入读者的心，不是传递仇恨。还有极富个性的语言特点，优美精准而且饱含仁慈与爱心。许多内容让人过目不忘，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由这本书我还想到文学与历史叙事，以及如何用文学的力量应对被消解的历史的问题。
    作为写作者，要对中华民族的后一代负责。因为文学失去责任也就失去了社会功能，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说到责任感，我觉得责任感就是我们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认真与严肃，不能总是游戏它。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把抗日战争描写得太轻易。仿佛我们几个计谋、几个炮手就可以把这场战争打赢。面对如此惨烈的历史，可以游戏吗？我们这些写作者、知识分子真应该好好去反省。
    文学就是苦难的记忆。我们记忆苦难，不是为了煽动起一种民族仇恨，而是为了懂得爱。如果战争教给我们的仅仅是仇恨，这个世界就进入万劫不复之深渊。经历苦难与战争之后，认识到我们的不足，发奋图强。然后学会仁慈，呼唤和平，消除仇恨，我们的牺牲才有价值。
    《我和我的抗战》让我们重新思考一段历史，这是社会价值；该书也同时构建了文学与历史叙事的一个新的写作命题，这是艺术价值。这也是该书出版后获得读者乃至专家的赞誉所在。

令箭

吴兴文

2013年12月12日，历经一年半的收购，江苏武进人董康于1912年卖给日本大仓文化财团的创办人大仓喜八郎的一批典籍（被命名为“大仓藏书”），整批于这一天运抵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地库，全部共有典籍931种、28143册，以“大仓文库”的形式永久性整体保藏。
其中宋刻递修本有4部、元刻本有9部，155部明刻本中，明嘉靖、隆庆及其以前刻本占绝大多数，15部明活字本中金属活字本多达14部，内含11部唐人文集。此外，清乾隆《南巡盛典》120卷，价值不菲；文津阁《四库全书》抽出本，被专家鉴定为存世孤本，学术和文物价值极高；清顺治至乾隆间刻本153部，清顺治至乾隆间活字本（武英殿聚珍本）39部，清初铜活字本一部、抄稿本111部，其中多有鲍抄鲍校等名家批校题跋本。假如董康不是为了安顿家人将这些珍贵典籍出售，称他为藏书家也不为过。
董康以校刻书籍著名，而使他一“刻”惊人的书，则是光绪33年（1907年）岛田翰编撰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此书是皕宋楼藏书卖给岩崎氏后，岛田翰写好寄给董康出版的，结果震惊整个文化界，让国人无不为之痛悼。所幸董康卖出去的“大仓文库”，一个世纪零一年后回归祖国。
对于使董康留名的校刻书籍，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书中说：“法源寺里日营营，雕本人间走不胫。徒为他人造楼阁，可怜木匠缺门闩。”伦明为广东东莞人，诗中引用粤谚：“木匠缺门闩，瓦匠无下间。”下间指厨房，意盖慨优于艺者，徒供人役，不自谋也。虽有点戏谑，却是实情。
1909年9月4日，时任大理院推事的董康，在一场官方宴会上认识了伯希和，并于日后介绍给罗振玉、王国维认识。罗氏后来研究敦煌遗书，董康为之影印《鸣沙石室佚书》等多种罗振玉整理出来的成果，并为吴昌绶“双照楼”、陶湘“涉园”、蒋汝藻“密韵楼”代刻。
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狩野直喜教授于1913年9月赴欧洲留学，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调查被掠夺并保存于英法俄等国的敦煌文物。当时董康寄居日本京都，热心地为狩野氏写信给伯希和，并由其亲自携带过去，而不是请他的同事内藤湖南推荐。信中称赞狩野氏邃于汉学，著述宏深，凡经史诸子，下逮说部，靡不探其奥蕴。董康拜托伯希和将所有的敦煌遗迹全都开放给狩野氏使用，其对学者无私的帮助，从以上可见一斑。
董康曾陆续刻印宋元明清罕传秘籍十七种，汇刻成《诵芬室丛刊》初编、二编，还刻有《盛明杂剧》初二三集，虽然狩野氏曾有所协助，但人生就像《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所唱：“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所以，何必在意木匠缺门闩。

令箭

令箭 发表于 2016-5-17 10:21
吴兴文

2013年12月12日，历经一年半的收购，江苏武进人董康于1912年卖给日本 ...

木匠缺门闩，瓦匠无下间。

令箭

最近一周，贾平凹及他的长篇小说新作《极花》一直站在舆论风口浪尖。《极花》取材于贾平凹一个老乡女儿被拐卖的真实经历。小说主角胡蝶被拐卖到西北乡村并怀孕生下儿子。她历经磨难之后被解救，可回到城市，胡蝶难以接受周围人对她的评判和非议，也无法割舍与儿子的亲情，无奈之下选择重新返回山村，回到曾拐卖她的“丈夫”身边。　　“拐卖妇女”是一个痛感极强的现实题材，但也是因为它与现实联系紧密，造成它容易引起巨大争议。贾平凹在新书发布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言论进一步加剧了争议：“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如果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这些话被舆论解读为是为拐卖妇女辩护。
　　书评周刊联系了贾平凹，他回应称当时采访的记者对他的话断章取义，引起了公众误读。但他无意解释更多，只表示作品写完之后，就应当让作品本身说话。事实上，这场关于《极花》的讨论早已不止于这部小说本身，更多的是在讨论为什么拐卖妇女禁而不绝？它跟乡村凋敝、“农村剩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现有的讨论之下，书评周刊邀请了三位学者，从文学评论本身以及底层女性、底层乡村的内部视角，针对《极花》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圆桌讨论。力争在现有讨论之外，提供给大家一些新的有启发意义的思考线索。
　　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逻辑不同
　　针对《极花》的批评主要围绕女性和乡村两大视角展开。女权主义立场的批评认为，贾平凹的男权视角将“农村剩男”找不到媳妇的焦虑凌驾于女性痛苦之上，女性沦落为提供性服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乡村视角的批评则指出，《极花》为凋敝乡村惋惜的同时却忽略了其隐藏的巨大罪恶，并指出这样的乡村消失是大势所趋，不值得缅怀。
　　许多读者尤其是女性主义者不满意最后胡蝶又回到了黑亮家，他们觉得胡蝶应该反抗，既然逃离了就该寻找“新生活”。张涛认为，这样的批评，实际上是我们要求作家按照一个“理想状态”去塑造人物。但我们应该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发展和社会现实中的人物命运发展是有着不同的逻辑的。小说中的人物只能按小说本身的逻辑去发展，去呈现，有的时候作者也无法控制。我们面对世俗生活会有各种各样的无奈、妥协、顺从，同样作家也是这个世俗中人，他同样会妥协，会退让，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如此。
　　而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会有自己的文学世界，如“未庄”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呼兰河”之于萧红。作家看待世界与人生的基本姿态皆出自于此。陕北的“乡土世界”于贾平凹而言也是如此。贾平凹自己认为：“对于当下农村，我确实怀着两难的心情，这不是歌颂与批判、积极与保守的问题。我就是在这两难之间写出一种社会的痛和人性的复杂。”
　　贾平凹的话引申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学的功能。文学最重要的功用是提出问题，展现问题，而不一定要评判或解决问题。
　　底层女性承担了农村转型的沉重代价
　　在文学中，“胡蝶”的困境可以没有解决方案。可在现实中，我们不可避免地想知道，这困境是怎么来的？我们应当如何着手解决？
　　这场关于《极花》的争论指向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两大症结：农村问题和妇女问题，以及它们之间深刻的纠缠与矛盾。这也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困扰着自民国以来诸多知识分子、社会改革者和现代文学的写作者。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书写，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视角常处于被遮蔽状态，农村及农村问题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逐渐淡出。
　　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中，城市背景下，现代化与浪漫爱情故事高度统一。
　　现代化喻示着城市化、科技化、资本化。而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农村的位置日益尴尬。乡村早已不是“希望的田野”。城市取而代之成为提供唯一“好生活”的可能，年轻一代的生命价值和文化想象被纳入城市化进程。《极花》中“胡蝶”对城市文明的向往，是如今许多乡村女孩的写照。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父权制度与资本逻辑合为一体。农村男性成为这种整合过程中，最被“落下”的一群。他们受制于农村的经济凋敝、文化荒芜，劳动报酬和生命价值得不到体现，无法成为新型资本主义父权体系里，女性爱慕的对象。而女性看似可以选择城市里那些更有资本的男性，实际上却很容易成为农村转型代价最终的承受者。拐卖妇女即是其中一例。
　　要改变农村青年，尤其是男性青年，在婚姻市场中的不平等地位，必须跟改造农村的性别主体、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空间联系在一起。只有真正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农村所享受到的资源与城市一样多，农村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沉重代价才有可能得到平衡。而隐匿于此过程中的“农村剩男”、拐卖妇女现象才有可能得到遏制。
　　要警惕将“拐卖妇女”变成“男女对立”
　　“拐卖妇女”看起来是择偶问题、男女问题，实则与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转型、农村的经济凋敝都关系紧密。
　　因此，在思考“胡蝶”、“郜艳敏”的悲剧如何发生、如何解决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农村底层“剩男”并不是这些悲剧的根源。他们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农村转型中出现的炎症，而拐卖妇女则是这一炎症在婚恋关系的终端溃烂的表现。
　　黄灯提醒，要警惕将“拐卖妇女”变成是“男女的对立”。男女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的。将“共生”范畴置于“对立”层面来谈，无助于营造理性对话空间，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另一个应当区分的地方是，作为个体的“胡蝶”与作为群体的“胡蝶”。
　　我们可以通过“胡蝶”的个案，关注到整个被拐卖的妇女群体。让社会共同思考这一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悲惨位置，并呼吁各方从制度上阻碍、切断罪恶发生的土壤。
　　但在谈论“胡蝶”的个人选择时，如同张涛在讨论开始时所说，我们需要看到个体情感的复杂性。对个体而言，对子女的亲情、对伤痕的回避、个人能力和社会占有资源的有限，都使她们可能无奈选择接受被拐卖的命运，回到“丈夫”身边。
　　而让我们陷入伦理困境的，不是她们可能作出和“犯罪者”过上“幸福生活”的选择。而是假如她放弃这一选择，我们的制度和现实，能否让她们平复内心的隐痛，拥有更好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如何处理婚恋关系？】
　　山药蛋派
　　代表作品：《登记》、《罗汉钱》、《小二黑结婚》
　　婚恋关系：将农村青年男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形成以劳动美学为基础的新型浪漫关系。
　　更“激进”的书写
　　代表作品：《我们夫妇之间》、《李双双》、《五朵金花》
　　婚恋关系：农村女性被塑造为激进主动的一方，具有更强烈改变个人生活乃至乡村生活空间的意愿。她的男性伴侣却往往显得更为保守、懦弱、缺乏热情，从而成为被女性教育和改造的对象。
　　改革文学
　　代表作品：《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牧马人》、《芙蓉镇》、《人到中年》
　　婚恋关系：男性主人公常代表现代启蒙理性和科技进步的前沿力量，而女性常扮演的是他的仰慕者和跟随者，又或者是传统伦理的化身。
　　寻根文学
　　代表作品：《女女女》、《小鲍庄》、《白鹿原》、《红高粱家族》
　　婚恋关系：试图重建亘古未变的、未经政治“污染”的“原初”乡村场景。浪漫化了的乡愁将女性刻画为神秘的地母，或原始情欲的承载体，只具有身体的存在，游走于理性秩序和历史实践之外。在这种意义上，寻根文学不仅客体化了农村，并且客体化了女性以及乡村家庭婚恋关系。
　　八十年代至今的文艺作品
　　在当今最新出版的文学作品中，“李双双式”的农村新女性已逐渐退场，不再是参与和改变历史的主体，不再能代表与城市相对的另一种可能的“好生活”的希望和能量。“十七年文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文革”前）中将两性浪漫关系与改造农村日常生活和家庭关系紧密联系起来的文艺实践也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城市背景下，现代化和浪漫爱情的高度统一。

令箭

★【砍完了陈仲伟，所有人都成了魏则西】
本周热句之一：“我哀悼/陈仲伟//我哀悼/魏则西//我哀悼/得了阿尔茨海默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当代中国人//健忘，受虐，冷漠//你只为魏则西喊冤叫屈/不关心陈仲伟之死甚至暗暗叫好//我告诉你/砍完了陈仲伟/所有人都成了魏则西”……“放眼望去，几乎每一组关系都有可能变成致命的关系……面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汪洋大海，一个动辄阶段式资源动员能力超强、运动式执法力度偏大的刚性管制体系，注定会陷入疲于奔命且无能为力的状态。集万千期待于一身，与集各方失望、不满甚至愤懑于一身，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前面的话来自评家苏琦本周快评。

令箭

★【正能量暴力】

语出饭友朝阳北鹿周一饭文：“社会上的正能量太多了，完全不给我消极人群的消极空间。太不人性了，这叫‘正能量暴力’”……“正能量暴力”与所谓“颜值正义”一样简单粗暴——它们的敌人是丰富性和多样性，而眼下，这种裹挟商业暴力的“正”和“颜”正大行其道。

令箭

《北京青年报》记者吴菲人物专访，语出导演徐浩峰：“‘你童年跟谁在一块儿，你就像谁。我童年主要跟七十岁以上的老头儿待一块儿。青春期我没有工作落魄在家，也是跟俩老头儿在一起。所以等于最重要的、影响你大脑的两个时间段，你都没跟同龄人在一起。跟同龄人呆在一起我都比较迷茫。’徐皓峰果然语速慢，声音共鸣得很好听。整个人温厚得像个大沙发

令箭

所谓“临终掠夺”是指当患者罹患绝症、死马当活马医时刻，一些医生乃至医方实施的所谓救治常无异于掠夺。“罹患绝症的魏则西极其家属通过网络推荐到某三甲医院接受所谓的细胞免疫疗法，事实证明确实是涉嫌‘临终掠夺’的医疗诈骗……

令箭

叶克飞

叶克飞，专栏作家。

我用一切语言，教人以沉默

有人曾说，波兰克拉科夫是欧洲文学城，更是诗歌的中心，因为米沃什，因为扎加耶夫斯基，也因为被誉为“诗界莫扎特”的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波斯卡。

克拉科夫是我在波兰旅途中的最重要一站，第一站则是波兹南。后者对二战后的波兰有着重要意义，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是波兰摆脱苏联控制的开始。

直到我开车驶离波兹南市区时，我才后知后觉，发现按自己规划的路线，行前笑言的“追寻米沃什的脚步”，理应改成“追寻辛波斯卡的脚步”才是——辛波斯卡生于波兹南附近小镇布宁的一栋新哥特式建筑里，3岁时随家人移居托伦，8岁时又举家移居克拉科夫，2012年2月1日，88岁的她因肺癌于克拉科夫去世。托伦与克拉科夫恰恰是我在波兰最重要的目的地，甚至比华沙更重要。

严格来说，辛波斯卡仅仅曾经是波兹南人，因为她出生的小镇布宁，当时属波兹南，如今则属于波兹南东南方的库尔尼克市。

从波兹南前往托伦，应该向东北方向走，但为了辛波斯卡的家乡，我选择绕路，先往东南方向行驶。

我自知不懂波兰语的自己不可能找到辛波斯卡的儿时居所，尽管有资料称那栋两层房子至今留存，我只是想跟随导航去那个小镇看看。这里与其他波兰小镇无异，沿河而建，老建筑比邻而立。

相比以抗争者面貌出现的米沃什，辛波斯卡显得安静。你可以在她的诗中读到苦难，读到受损的尊严，但爱与人性才是真正的主题，即使是以自嘲、反讽的手段呈现。

辛波斯卡
一见钟情

在中国谈论辛波斯卡，并非小众。2012年，辛波斯卡去世后，其诗集《万物静默如谜》中译本出版，十分畅销，几成出版奇迹，许多作品亦脍炙人口。

这甚至不是辛波斯卡在中国的第一次流行，再向上追溯到2003年，电影版《向左走向右走》上映，女主角梁咏琪在影片开头一手撑伞，一手捧着诗集，读着辛波斯卡诗作《一见钟情》，甚至沉迷至错过绿灯。许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片段初识辛波斯卡，其中也包括我——其实，几米原著的《向左走向右走》里便引用了这首诗，只是我当时还没读过几米的绘本。

《一见钟情》与原著和电影的情节相得益彰，辛波斯卡在这首诗中写道——

令箭

他们两人都相信

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俩交会

这样的笃定是美丽的

但变化无常更是美丽

既然从未见过面，所以他们确定

彼此并无任何瓜葛

但是听听自街道、楼梯、走廊传出的话语

他俩或许擦肩而过一百万次了吧？

……

他们会感到诧异，倘若得知

缘分已玩弄他们多年。

尚未完全做好

成为他们命运的准备，

缘分将他们推近，驱离，

憋住笑声

阻挡他们的去路

然后闪到一边

……

这首诗的另一个故事也与电影有关，波兰籍大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曾这样记录：“一九九三年，我在华沙过圣诞。天气烂透了，不过卖书的摊贩已摆出摊子做生意。我在其中一个书摊上发现了一小本辛波斯卡的诗集。她是罗曼·格林最喜欢的诗人——罗曼·格林是《三颜色》的译者。我买下这本书，打算送给他。辛波斯卡和我从未碰过面；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共通的朋友。就在我胡乱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所表达的意念和《红》这部电影十分相近。于是我决定自己留下这本诗集。”

《一见钟情》也代表着最典型的辛波斯卡，她不玄奥不晦涩，仅以平实语言诠释诗意。她去世后，时任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在悼词中表示：“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她是“波兰精神的守护者”。

安静的布宁并未让我一见钟情，但托伦和克拉科夫却做到了。1926年，三岁的辛波斯卡随家人来到托伦，五年后离开，前往克拉科夫。小学毕业后，辛波斯卡入读一所修道院学校，并开始尝试写作。不久后二战爆发，辛波斯卡只能在一所地下学校获取毕业文凭。1943年，为躲避进入劳动营，她进入一家铁路公司工作，1945年，她入读欧洲最古老大学之一——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

站在雅盖隆大学的美丽中庭，我想到的不仅仅是辛波斯卡，还有她的校友——哥白尼和若望·保禄二世。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历史，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舍我其谁的勇气。

读诗会上朗读辛波斯卡

相比之下，辛波斯卡显得柔弱，经历也没有前二者那般坎坷。尽管，她与同时代人一样，刚从二战的恐惧中走出，便陷入新的泥潭。

她迅速感知了大时代对她的侵袭。她在雅盖隆大学的最初专业是波兰语言文学，随即转入社会学，但战后波兰被苏联所控制，马克思主义成为唯一合法思想，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遭取消。因此，辛波斯卡只学了一年社会学，便被迫改变专业。在中国50年代初的院系改革中，社会学同样遭到取消命运，同样有许多学者再无用武之地，许多学生被迫改变专业。

此时，诗歌也已走入她的生命。1945年3月14日，她在《波兰日报》）副刊“战斗”发表了诗歌处女作《我搜寻词语》。诗作引起关注的同时，也让她与“战斗”的编辑、出版过十几本诗集的诗人亚当·符沃德克结缘。二人于1948年结婚，但六年后离婚。

相比之下，第二任丈夫科尔内尔·费利波维奇对辛波斯卡影响更大。他是一位作家，二战期间曾参加地下抵抗运动，曾被关进德国集中营，战后回到波兰，从事小说创作，1990年去世。

在1993年的诗集《结束与开始》中，辛波斯卡抒发着对亡夫的思念，对过往岁月的沉思，还有对生命的澄澈领悟，《一见钟情》就出自这本诗集，一如他们的相遇。在《事件的版本》中，她写道——

爱吸引着我们

是的，但必须是

兑现承诺的爱。

对于辛波斯卡来说，诗歌也是一种承诺，年轻时代的偶得，最终成为了一生的事业。这份事业除了固有的寂寞之外，还有种种大时代的波折。它并非只有光彩，但辛波斯卡坚持了下来。

令箭

艰巨的任务总是找上诗人

1949年，当辛波斯卡试图出版诗集时，因审查制度而流产，因为她的诗作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1952年，她出版了首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主动与意识形态“接轨”，诗集中遍布各种宏大主题，如苏波友谊、战后重建、打倒帝国主义等，语言空洞虚假，连诗作的名字都如口号，如《欢呼建设社会主义城市》、《我们的工人谈帝国主义》等，只有几首情诗隐约有着未来的影子。

这当然是一个虚假的、不讨人喜欢的辛波斯卡，但她也因为这部诗集得到了关注，并于同年加入波兰作协和统一工人党——她的党员生涯持续了14年，1966年，因为不满统一工人党开除哲学莱谢克·柯瓦柯夫斯基，她公开宣布脱党。

1954年的第二部诗集《向自己提问》，仍然以假大空的政治主题为主打，但情绪上有所弱化，“向自己提问”这一书名也带有某种质疑意味。显然，她发现了现实中的种种困惑。所以，她在《被激怒的缪斯》一诗中写道：

如果我甚至不敢

去触及带刺的玫瑰，

我又怎能容忍

雄壮的诗句向我尖叫？

克拉科夫

即使有这样的质疑，头两部诗集仍然是辛波斯卡无法接受的过去，在日后的各种选集中，她很少选择这两部诗集中的作品。如果联想起她曾签署迫害天主教教士的吁请书的经历，也可以将她对前两部诗集的抛弃视为一种道德反思。

就连米沃什都说：“我不喜欢她的早期作品，她经历了斯大林主义阶段……但（她的）每一部诗集都在变得更好。”那时，米沃什也在克拉科夫。二战后，波兰人并未迎来光明，已被炸成废墟的华沙又遭劫掠，只不过劫掠者从德军变成了苏军。米沃什躲到克拉科夫，早早发现了极权的恐怖。1951年，米沃什选择流亡，前往巴黎，辛波斯卡则仍身处祖国，被迫写着应景诗作。

1957年的《呼唤雪人》显然比前两部诗集要出色得多，进入了她日后最为擅长的领域：爱情、人性和存在等主题。1962年的诗集《盐》，则展示了真正的辛波斯卡，那种质疑的眼光、促狭的反讽。

米沃什曾说，辛波斯卡“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这是她的习惯。但她的静默有着巨大的力量，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对她的官方评价：在旧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破灭之后，在未来新千年的临界点上，作为一朵“从废墟上开出的花”，她可以为人类带来信心、力量和希望。

这种信心、力量和希望，在1967年的《一百个笑声》、1972年的《种种情况》和1976年的《巨大的数目》这三部诗集中得到了集中展示。而从1945年到1976年，她仅仅发表了180首诗，如果除去前两部诗集中那些应景之作，产量更低，可见其自我要求之严。

而在1976年的《巨大的数目》之后，她索性一等便是十年，直到1986年，才出版下一部诗集——《桥上的人们》。这部只有22首诗作的诗集被认为是辛波斯卡的创作高峰，尽管多以日常生活元素为题材，但仍能在冷静的铺陈中展示现实之荒谬、人性之愚昧。

值得留意的是《桥上的人们》的出版时间——1986年，正是波兰巨变前夕，当局统治貌似铁板一块，实则千疮百孔，异见团体逐渐走上前台。能够一次次通过审查制度检验的辛波斯卡，一直都被视为不沾染政治的诗人，但她的政治隐喻其实无处不在。比如80年代的波兰在出版审查制度下，思想著作往往无法出版，色情文学反倒不受约束。辛波斯卡便写下《对色情文学的看法》一诗，虚构了一个拥护政府审查制度的叙述者，由他表达对自由思想的痛恨，甚至认为思想问题比色情问题更危险，这种幽默的嘲讽同样具有无穷的力量。当然，这部诗集中最著名的诗作当属那首《种种可能》。她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于不写诗的荒谬。”

1953年到1981年间，辛波斯卡一直在克拉科夫《文学生活》周刊工作，1966年脱党后，她只能在杂志社里担任一名书评撰稿人，负责一个名为“非强制阅读”的专栏。1981年，《文学生活》停刊，她又为《选举报》撰写书评。对于一个爱书之人来说，写书评堪称美差，就像她所说的那样：“我很老派，我认为阅读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荣耀的事。”

1996年，辛波斯卡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致辞中，辛波斯卡这样说道：“诗歌不是一个需要专业研究、定期考试、附有书目和批注的理论性文章，以及在正式场合授予文凭的行业。这也意味着光看些书——即便是最精致的诗——并不足以成为诗人。其关键因素在于某张盖有官印的纸。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俄国诗坛的骄傲、诺贝尔桂冠诗人布罗茨基就曾经因为这类理由而被判流放。他们称他为‘寄生虫’，因为他未获官方授予当诗人的权利。”

提到布罗茨基，显然与东欧世界曾经的历史有关。布罗茨基一生坎坷，诗歌是他摆脱牢笼的方式。同理，米沃什也是如此。

但辛波斯卡更想表达的是：诗人是一种职业，诗人的所有尝试与尊严，都来自文字与其内心。这一点早已超越了政治，也超越了其他领域。她告诉我们：“在字字斟酌的诗的语言里，没有任何事物是寻常或正常的。”

最后，她说：“看来艰巨的任务总是找上诗人。”

在这艰巨的任务面前，辛波斯卡从未傲慢，也从未故作高深，更没有像许多同时代的东欧诗人那样消费苦难，以宏大命题对抗时代并赢取声名，她只关注那些生活细处，并从中探寻人性。有人将之称为“诗歌的民主”，即留心那些被忽视的事物，给予小题材与大题材相等的地位。小题材并不等于肤浅，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官方对其诗作的评价——“通过精确的反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

这个评价或许有些晦涩，但那册在中国销量极高，并使得辛波斯卡为国人所熟知的《万物静默如谜》，书名便已说明了辛波斯卡的诗歌特色。她笔下的万物都如谜题，读到最后方有答案，但这一切并非故弄玄虚，谜题所呈现的是生活本真。她的诗歌语言同样毫不做作，浑然天成，不受固有观念的拘束，也无需刻意的加工。

克拉科夫

令箭

以个人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居者

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波兰诗人们似乎纠正了这一点，米沃什、鲁热维奇、扎加耶夫斯基和辛波斯卡，都以各自不同的风格书写着历史与人性。

作为一个波兰诗人，二战和苏联控制都是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无论是纳粹大屠杀，还是苏联的残酷控制，都使得他们无法在诗作中避开政治。何况，诗歌本身就源于生活的荒谬与痛苦。辛波斯卡确实极少直接触及现实政治，但如果据此认为她不关心政治，那是大错特错。她所做的，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绘来反抗意识形态的侵袭。她早已洞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政治性又基于人性。在那首《时代之子》中，辛波斯卡写道——

你的话语中有政治的回声，

你的沉默，也在替它辩护。

那么，无论何种方式，你都在谈论政治。

何况，在极权之下，即使对政治的漠视，也是一种反抗。她的这种反抗也绝非无效，对于这一点，她早有预见，就像她在《乌托邦》里所写道的那样：“唯一的道路是抵达之路。”

以诗歌对抗极权政治，在波兰是一种传统。也正因此，诗人在波兰的身份往往以多样化呈现，成为社会良心，享有极高声誉。因此，在波兰的出版物中，诗歌占据了极大比重，波兰也因此成为当代诗歌的世界中心，克拉科夫更是波兰的中心。

时至今日，克拉科夫仍然有着极为浓烈的诗歌乃至文学氛围。咖啡馆和酒吧里总有正在写作的人，广场上常有诗歌朗诵会。跨越维斯瓦河两岸的犹太区卡米奇日，不仅仅是《辛德拉名单》的真实发生地和取景地，也是文学青年聚集之地。这种喧嚣固然让我这种来自文学没落国度之人心有所感，但辛波斯卡却与这种喧嚣绝缘。她是一个真正的隐士，隐居在这座古城里，不愿提及自己的私生活，不喜欢接受采访，拒绝别人为自己写传记。在她看来，一个诗人的存在感应该仅仅来自于诗歌，人们能读她的诗就好。

她还不喜欢诗歌朗诵，她曾写过一首《怯场》，表达了对朗诵诗歌的反感。显然，即使在克拉科夫这样的古城里，她都是一个异类。或者说，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始终坚信个体解放才是真正的救赎，集体的喧嚣只是一种假象。我十分喜欢她的一句诗，因为它似乎可以清晰表达这种个人的自由——“我用一切语言，教人以沉默”。

驾车从克拉科夫老城离开，前往辛波斯卡故居，这是一段由华丽步向简陋的行程。克拉科夫古城与布拉格齐名，并称为东欧最美之城，但位于城西的公寓区则有着浓郁的前苏联时代气息，十几层高的公寓大楼呈现着千篇一律的丑陋，置身其中，你根本分不清每栋楼、每一户、每个窗口之间的区别。辛波斯卡就隐居在一所两室小房子里，直至去世。

这里的内涵绝不像外表那般平庸，除了辛波斯卡，还有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居住在这里，作为住客之一的扎加耶夫斯基还称这里是“知识分子区”。

数十年前，辛波斯卡就为自己写下一首名为《墓志铭》的小诗，她这样写道——

这里躺着，像逗点般，一个旧派的人

她写过几首诗，大地赐予她长眠

虽然她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

她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外

别无其他珍物

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

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

辛波斯卡

那时的辛波斯卡，已经习惯冷静自嘲。更为难得的是，她之后的人生确实是这样的。大多数时间里，她都呆在克拉科夫的陋室中。直到晚年，她才会于每年秋天前往另一个城市小住。

沿克拉科夫南下，接近波兰与斯洛伐克边境，便可到达这座辛波斯卡常去的小城——扎科帕内。

这座波兰南部小城背靠塔特拉山，地形与平原居多的波兰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建筑风格也十分独特美丽，“扎科帕内别墅”在欧洲极为知名。许多波兰名人都曾在这里居住，大名鼎鼎的塔特拉别墅，曾经吸引作家显克微支、作曲家卡托维茨和钢琴家帕德雷夫斯基等到访，绿地中的阿特马别墅曾是作曲家希曼诺夫斯基的故居，城中地标圣家堂则曾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到访之地。

这里有一栋楼专门作为作家俱乐部使用，辛波斯卡拥有一个小房间。据说这个房间没有电话，甚至没有浴室，她在这座游客颇多的小城里同样选择避世生活，在这间小屋里写作，偶尔去塔特拉山步行。

她始终安于这样的生活，因为“诗人没有传记，写作才是他们的传记”。

令箭

张耀杰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文史学者，传记作家，书评家。出版专著《谁谋杀了宋教仁》、《历史背后》、《民国底色》、《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红粉民国》等十多部。

惨遭杀害的韩恢是附葬中山陵的第一人
2016-05-15 于右任手书的“烈士韩恢墓道”六个大字，字下镌刻一对相互交叉的国民党党旗和国旗；牌坊立柱上镌刻着于右任题写的挽联：“杀身以成仁志在党国，崇封建华表永慰英灵。”

韩恢，字复炎，1887出生于江苏泗阳乡下（今泗阳县史集乡韩圩村），早年曾读过几年私塾，他的名与字都自己取的，其中所寄托着是那一代国人恢复炎夏的民族情怀。成年后，他曾在英商承建的宁沪铁路充当筑路劳工，并且加入简称青帮的江湖会党组织安清帮，排行为“通”字辈。

韩恢

据好友蒋作新在《韩恢事略》中介绍，韩恢有一天与工友一起浏览南京城区，路过仪卫森严的两江总督署时大发感叹：“若大好房屋为满奴所居，大可惜。”有好事者讥笑他说：“若何不入而居之？”韩恢回答说：“请君记之，不十年吾必逐其人，以居其室。”

1908年，22岁的韩恢与好友樊炎一起投入南洋新军第九镇第三十三标，在标统赵声手下充当正目即班长，并在赵声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时，韩恢随赵声之弟赵光南下广州，充当敢死队先锋。赵声去世后，韩恢回到南京等待时机。国民党党史会编撰的《革命先烈先进传》中，收录有《赵光、韩恢覆林森、邹鲁补述黄花岗烈士事迹书》。

黄花岗起义中部分被捕的革命党人

1911年11月8日，韩恢与南京第九镇排长苏良斌等人，在南京城内发动起义。韩恢在起事失败后逃出城区，与第九镇中路军第三十四标敢死队会合，于第二天率领敢死队冲锋陷阵，以牺牲队友47人的代价，一度攀上雨花台东峰，并且徒手夺得两挺机枪。因后援不继，韩恢率领敢死队退出阵地，前往镇江投靠镇军都督林述庆，被任命为镇军炸弹队司令，随军参加攻克南京的重大战役。攻陷南京之后，韩恢、蒋作新又率领炸弹队前往淮安府山阳县，增援臧在新的镇军支队。

据蒋作新的《韩恢事略》介绍，韩恢“身材短小，气宇轩昂，语言讷讷，不轻诸口，而胆识过人，不拘小节”。中华民国成立后，韩恢以“破坏已终，当谋建设”为由遣散炸弹队，转而以青帮“通”字辈大佬身份，投入江湖会党的政治活动，他与孙中山的亲信保镖、继应夔丞之后担任南京临时总统府庶务科长的朱卓文、上海工人领袖徐企文等人联合组织中华工党，在工人当中秘密从事行帮工会的组织活动。宋教仁案发生后，涉案的江湖会党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夔丞，被国民党内部的陈其美一派迅速抓捕，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共进会副会长张尧卿，联络国民党内部有江湖会党黑社会背景的激进派人士韩恢、王宪章、何海鸣、胡侠魂、徐企文等人组织“铁血监视团”，于1913年5月29日打着黄兴、陈其美等人的旗号攻打上海制造局，因为黄兴、陈其美、黄郛等人的出卖而惨遭失败。

“二次革命”爆发后，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在南京临阵脱逃，韩恢陪同何海鸣等人从上海搭乘“大福轮”星夜赶到南京，在宪兵队老战友蒋作新、刘传铳等人支持下，何海鸣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韩恢出任副总司令兼新建第三军的军长，终于实现了他几年所发下的入住两江总督署的誓愿。只可惜，何海鸣、韩恢等人在组织南京保卫战的同时，很快便在革命党内部陷入与先后出任江苏都督的张尧卿、柏文蔚的权力斗争。张尧卿、何海鸣、韩恢、王宪章、李翊东、伏龙、周应时等人在南京城区坚守22天后，张勋、雷震春、徐宝珍于9月1日攻占南京，放纵士兵大肆抢杀三日。张尧卿、何海鸣、韩恢等人先后躲进日本海军陆战队设在成贤街的驻屯哨所，在日本军方的帮助下，辗转逃亡日本。

查勘日本外务省政务局编制的逃亡东京的革命党名单，韩恢、何海鸣是1913年10月21日抵达日本下关港口的，在袁世凯签发的革命党人通缉名单中，韩恢的名字列入“首要分子”一栏，悬赏金额是10万大洋。

令箭

韩恢在日本期间，成为孙中山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的一名重要支持者。1915年12月6日，郑孝胥在日记中谈到上海肇和舰起义时，就明确提到了韩恢的名字：“拔可来，言革命党与海军合攻制造局。……闻黄伯樵言，制造局已挂白旗。浦东有北军三千人，若与党人联合，则上海事已定。党人中陈其美主谋，韩恢、杨虎佐之。铸夫夜来，言陈其美与欧阳豪争先发，劫肇和以攻制造局，海军故发空炮，天明，他舰击肇和，党人遂遁。”

1916年初，周应时、韩恢、伏龙等人在上海密设机关，联络上海、南京周边的退伍军人，企图在南通发动武装起义，由于机密泄露而遭到镇压。关于此事，南通当地的《通海新报》报道说：“近日在港捕获的党人和炸弹，已有数起之多。均系暴力分子来通捣乱者，内有早经密缉的伏龙等一并在内。捕获后由警察队送往镇守使署讯问，当于昨日早晨将伏龙、沈岭南、张廷桢、赵亚杰、顾锡九、龚士方、梁峻泉、吴良臣、张同一、李子洲、李武卿等十四名一并押赴开场，一律执行枪决。”

1921月5月6日，孙中山抵达韶关督师北伐。

1922年8月9日下午，因遭受陈炯明军队攻击而退守永丰舰的孙中山，登上英国炮舰摩汉号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守卫在他身边的亲信随员，包括蒋介石、陈策、黄惠龙、韩恢等人。护送孙中山返回上海后，韩恢被委任为江苏招讨使、讨贼军总司令。他与妻子许慧贤只团聚了一个多月时间，便打算前往福建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争。

10月28日，即将离开上海的韩恢被淞沪警察厅捕获，10月30日押解南京，被江苏督军齐燮元以潜来苏北组织军队、煽动举事的罪名下令枪杀。时年35岁。

关于此事，1922年11月9日的上海《申报》在《民党巨子韩恢被捕押解宁枪杀之经过》一文中报道说：韩恢在租界隐藏期间所雇用的汽车司机，在与上海警察厅的汽车司机闲聊过程中透露了雇主姓名。警察厅司机知道韩恢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党人，回去密告了厅长徐国梁，然后与韩恢的司机合谋抓捕韩恢，以领取巨额赏金。10月28日，韩恢乘坐汽车到租界某戏院看戏，他的司机通过警察厅的司机给徐国梁通风报信，徐国梁立即派遣侦缉队长率领4名探员赶往戏院门口。4名探员登上韩恢乘坐的汽车，先将其抱住，再用迷药手帕堵塞其口鼻，然后把已经迷倒的韩恢带往警察局，稍微询问几句便押解南京，移交给齐燮元审理处置。

在此期间，孙中山委任的汉口军事特派员金华衮，也在上海租界被侦探绑架，押解武昌后被湖北督军萧耀南下令枪决。11月7日，孙中山致电齐燮元、萧耀南表示抗议说：“南京齐抚万先生、武昌萧珩珊先生均鉴：报载武昌杀金华衮、南京杀韩恢，皆密向上海租界诱捕，不与审判，遽处极刑；而杀之之名，则以金、韩曾隶民党，万人惶惑，奔走相告。……金、韩两君私人行止，别为问题，然当不至遽受死罪；若以往时谋国，概被以土匪恶名，则海内同志，人人自危，前途险恶，将有不堪设想者。”

到了1924年4月11日，时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发布《追赠韩恢伏龙令》：“故江苏招讨使、讨贼军总司令韩恢，江苏陆军第六师师长兼参谋长伏龙，生立功勋，死极惨烈，经交由大本营军政部议复，请予赠恤。韩恢着追赠上将，伏龙着赠陆军中将，均照阵亡例给恤，以昭忠烈。”

1928年，国民政府在建造中山陵的过程中，专门把韩恢遗体从当年就义的南京小营荒地移葬于中山陵左侧的卫岗，并竖立石牌坊一座，横额上阴刻于右任手书的“烈士韩恢墓道”六个大字，字下镌刻一对相互交叉的国民党党旗和国旗；牌坊立柱上镌刻着于右任题写的挽联：“杀身以成仁志在党国，崇封建华表永慰英灵。”

韩恢墓道

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韩恢是附葬于中山陵的党国元老第一人，在他之后也只有廖仲恺、范鸿仙、谭延闿三个人，享受到了这项丧葬礼遇。

令箭

韩福东

韩福东，《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

民国一桩死于公权力的人命案
2016-05-12 申冤的策略其实很清晰：以杨子明妻子和旅沪福建同乡会的名义发起，而非借助杨子明的军方身份，突出枪杀事件违背程序正义，一方面诉诸媒体，一方面恳请军方出面，惩处杨砥中。

杨子明被打死了，死于公权力之手。为他喊冤的是旅沪福建同乡会。

事情发生在1923年7月底8月初，大致经过如下：杨子明和其他三百余人搭乘飞鹰商轮，行经金门时，被一艘金星小轮拦住，轮船上有数十名驻闽海军陆战队的军人，在旅长杨砥中的指挥下，乘客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行李也被搜查。

按照福建同乡会领袖翁吉云事后的控诉，海军陆战队将300余人关在煤舱三昼夜，并把他们的行李箱笼“劫夺无余”，还开枪造成乘客四死十余人伤。这死去的四名乘客姓甚名谁，已不可考，目前只知道其中一人是杨子明。

上世纪20年代福建商船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2个月，北洋政府刚刚解决掉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临城劫案被劫走的乘客才110人，远不如飞鹰商轮多，但因有39名外国乘客，而成了轰动一时的国际事件。飞鹰商轮事件虽持续时间短，但死伤人数超过临城劫案，且施暴者为正规军人，不比临城劫案的土匪，性质要恶劣得多。当时的受害者即自陈他们所受的待遇“较之临城劫案尤为惨酷”。其中一个细节是，妇女被单独关闭在一个船舱内，“借口搜查危险物，强令脱卸衣裤，按名检验，妇女有羞愤图尽者。”

不过，和临城劫案载入民国大事记不同，飞鹰商轮事件却成了近代史上的“失踪者”。在百度上几乎查不到与此有关的任何内容，翻阅当年的报章，也只能找到一些碎片式信息，勉强拼凑出故事的概貌。

杨子明是在众乘客从煤舱释放后，被林志棠、陈幼莲两名军官“诱引”至金门县枪决的。事件发生后，翁吉云等人致电北京海军李总长、福建下关海军杜总司令、福建马尾海军杨司令，称旅沪福建同乡会对于海军毫无恶感，岂敢吹毛求疵，只是乡人久受军阀、土匪祸害，“方欲借海军顾念桑梓之谊，稍为保障，今乃变本加厉，惨毒至此。”

旅沪福建同乡会所控诉的场景，我们很容易理解：军警原应是保护神，但此刻却沦为比土匪更不堪的劫掠和凶杀者。

后来披露的信息显示，杨子明的背景并非和旅沪福建同乡会有关联，他本人已在军界任职了差不多十年，曾任广东陆战队帮统，同时是福建一位叫杨又京的司令的族弟。而杨砥中枪杀杨子明也并非完全无因，他称杨子明为“间谍”。

因杨子明的身份特殊，故其在飞鹰商轮上，曾被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邀请去吃西餐喝啤酒，当晚还安排了住宿。但第二天清晨，即被杨砥中的副官带数名兵士押往金门，连中五枪而亡。

令箭

杨子明的妻子杨刘氏和旅沪福建同乡会，扛起了控诉杨砥中的大旗。他们称，驻闽海军陆战队的敌人是臧军，但杨子明与臧军素无关系，此次搭乘的也是商船，仅仅作为众多乘客中的普通一员，想不到却“以风马牛之人竟罹莫须有之祸”。而且，查陆军法律，即便遇到有罪之人，尚应经过审判手续讯问明确之后，更需按律比拟，予以处分，以防冤情。“岂有不查不讯、无罪无证便可杀人之理。”而且杨砥中的上级——海军警备司令与其“近在一处”，却未曾接获禀报。

民国时的海军

申冤的策略其实很清晰：以杨子明妻子和旅沪福建同乡会的名义发起，而非借助杨子明的军方身份，突出枪杀事件违背程序正义，一方面诉诸媒体，一方面恳请军方出面，惩处杨砥中。

按照杨刘氏的说法，杨子明与杨砥中的两位部下林志棠、陈心芹在广东陆战队时为同事，其中林志棠为副官长，陈心芹为副官。双方产生“权限冲突”。1922年林森任福建省长时，在公署内设置警备处，林志棠谋充副官长不果，也怀疑是杨子明捣的鬼。矛盾加剧。

杨刘氏要求，将杨砥中等人撤职，归案讯办。南京海军总司令公署为此电饬福州海军陆战队支应局局长叶龙骧，要其“据实查复，以凭核办”。

但这个事情接下来并没有太实质性的进展。从此前国闻通信社的报道可知，杨砥中是吴佩孚的旧部，也是1923年出任海军总司令的杜锡珪的亲信。据称他到福建后即“汲汲扩充该队势力，苛捐勒索，久为闽省商民及京内外同乡所反对”，但杨砥中“恃有后援，悍然不顾”。后孙传芳在1923年6月开始运作，将杨砥中由统带升为海军陆战队暂编第一混成旅旅长。

后台很硬，这大概是杨砥中在枪杀还算有背景的杨子明之后，一直未能接受法律制裁的原因所在。

不过，就在枪杀杨子明20月后，杨砥中也被枪杀。最初报章刊发的消息称其死于“暗杀”，凶手逃逸。传闻有三个可能的死因：勒种鸦片，私铸毫洋，导致民怨被杀；勾结民军资助军饷子弹，引发各方嫉忌被杀；枪杀杨子明，有人代为报复。

而据《申报》引述“海军界要人”的不具名消息，北京政府因杨砥中勒收苛捐杂税，强迫种植鸦片，加诸枪杀了民党的优秀分子杨子明，所以在“未下明令之前，已先有密令到沪，着海军总司令严密逮捕”。

海军总司令杜锡珪

据称海军司令部所派海容军舰员带水兵十余人乘坐小火轮，拦住杨砥中赴杭祝寿后返闽的宁兴商船，出示北京命令，要其下船。杨砥中拒捕，被射伤腰部——子弹从背入，穿小腹而出。重伤的杨砥中被送往高昌庙海军医院，又转送红十字医院，终不治，于当晚身亡。在此之前，北京阁议已通过以命令褫夺杨砥中职务，并拘捕惩办。

杨子明被杀案有这样一个结局，倒也算给读者了一个交代。杀人者，人恒杀之。对过于任性的权力，我们能说什么？如果时代给了你滥杀的权力，那你最终被时代所杀，也算是一种公平吧。

令箭

止庵

止庵，本名王进文，传记和随笔作家。著有《周作人传》、《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神奇的现实》等二十余种著作。编订整理《周作人自编集》、《周作人译文全集》、《张爱玲全集》等。

画女人的画家之十八一直跳舞到死的女人
2016-05-17


导读 马蒂斯在他的画中，实现了画家的“我”和画里的“她”的双重自在——她们随心所欲，他也随心所欲，而观者只不过是恰好看到了这一情景而已。

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正逢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马蒂斯：剪纸”特展开幕。马蒂斯油画作品的真迹，还有他的雕塑作品，我此前都曾看过一些，剪纸作品则只见到印刷品，然而与真迹对比一下就知道其间的差异了。印刷品除了颜色不无失真之外，彩纸的拼接痕迹，粘贴所形成的层次感，以及用别针和大头针固定的方式，都不太容易显示出来。马蒂斯漫长的创作历程的方向就是趋于简化，这些剪纸作品可谓臻于极境了，但越是简化的就越受不了哪怕丝毫的失真。

看罢特展，我对同去参观的F说，这回体会特别深的是马蒂斯对“形”的得心应手，至于在“色”上的别出心裁就无须多言了。譬如全套四幅《蓝色人体》（1952），方法和材料看似那么简单，描绘形体与动作却简直出神入化，可以说实现了形与色最大程度的和谐。

《蓝色人体》

马蒂斯此前的油画作品，最能与此相呼应的大概是《舞蹈》（1909—1910）。这幅画充满运动感、节奏感，其中每个跳舞的女人仿佛都只是暂时的存在，似乎看得到她们上一瞬间是什么样子，下一瞬间又是什么样子，而这连续不断的运动又构成五个女人的整体运动的一部分，正如有人所形容的那样，“一直跳到死”。

《跳舞》

马蒂斯虽然尽量把立体画成平面，但却比别人画的立体还要形象、生动。举个例子，我曾在新泽西的大地雕塑公园里见到一座巨大的《舞蹈》雕塑仿作，给我的感觉却是五个僵直的女人手拉着手，被禁锢在那个地方了。《舞蹈》已经摆脱了具体的情景，趋向更丰富、更多变化的幻觉空间。《舞蹈Ⅱ》（1932—1933）则有进一步简化的趋势，如果说《舞蹈》中蓝色代表天空，绿色代表草地的话，构成《舞蹈Ⅱ》背景的黑、蓝、红三色已经没有了具体含义，而画中的背景与跳舞的女人就像贴上去的剪纸似的。到了剪纸作品如《蓝色人体》，则将背景完全简化掉了。

令箭

回过头去看野兽派时期的马蒂斯，在《戴帽子的夫人》（1905）和《绿色的条纹》（1905）中，马蒂斯夫人的脸上之所以被涂了醒目的鲜艳绿色，是要证明通过色彩能够实现什么，旨在宣示绘画的自由与随心所欲，然而这仍不过是对作为某种意识、某种趣味而存在的社会——具体落实为将来那个站在画前的观者——的应对与挑战而已。

《戴帽子的夫人》
《绿色的条纹》

真正的随心所欲是非对象化的，而对象化就是社会化。画《舞蹈》、《舞蹈Ⅱ》等油画作品，做《蓝色人体》等剪纸作品的马蒂斯，不再挑战什么，也不应对什么，他是得大自在者，生命在其笔下纷纷呈现出本然状态。这时的马蒂斯，真正达到了随心所欲。

在剪纸作品《蓝色的裸体》和此前的多幅油画如《蓝色的裸体》（1907）、《躺在红色沙发上的裸女》(1918-1919)、《举手臂的摩尔人》（1923）、《蓝靠垫上的裸女》（1924）、《有装饰背景的人物》（1925）、《粉红色的人体》（1935）等作品中，女人们或坐或卧，总是摆出自己最舒服的姿势，如一条腿蜷起，另一条腿伸直或稍蜷，抑或是有名的“扭位”。摆出这样姿势的女人有时望着我们，但又好像目中无人。非对象化特别体现在这些女人身上。她们不是要摆样子给我们看，而是她们自己觉得自在，她们乐意这样。

《蓝色的裸体》

这种女人若用“幸福”、“快乐”之类的词形容总归要隔一层，因为她们并不按照世界上的现有标准行事，她们根本不想表现她们的“幸福”、“快乐”。我看有时她们或许还有些烦恼也未可知，谁知道呢，这是些自说自话的女人。马蒂斯在他的画中，实现了画家的“我”和画里的“她”的双重自在——她们随心所欲，他也随心所欲，而观者只不过是恰好看到了这一情景而已。

令箭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里说，苏青是高等调情的最好的对象。“调情”两个字，来得刺眼，像是讽刺，调情的最好对象，很容易让人想起声色场所里衣着暴露的妖冶女郎，一脸潋滟的笑，招来浮花浪蕊无数，彼此交换着不走心的暗示，或是无处着落的许诺。一个女人被人目为调情的最好对象，多半是说她比较轻浮或是无知吧，不值得人交付真心。

但张爱玲著文，押的都是险韵，加上“高等”二字，这调情的性质便有不同。这种调情不只是言辞上的你来我往，低等调情，彼此都知道是假的，趣味也就大打折扣。

高等调情，要似有一些真心在里面，张爱玲写这个最拿手，《倾城之恋》与《白玫瑰与红玫瑰》的前半部分，以及《殷宝滟送花楼会》的整体，都是高等调情，看上去是过了心，动了情的，突然间峰回路转，让人有一脚踏空的错愕。

《白玫瑰与红玫瑰》里，佟振保曾为王娇蕊流过泪，有那么一个片刻，“许多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悦突然静了下来，只剩下一种苍凉的安宁，几乎没有情感的一种满足”，似乎这感情已臻化境，但看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佟振保的心，有如庭院深深，即便是王娇蕊，有一半她能到，还有一半她到不了。这一场闹中取静的情事，到终了，仍是一场高级调情。

《红玫瑰与白玫瑰》剧照

似乎很少有作家对“高等调情”这件事，像张爱玲这么敏感，它处于调情与爱情之间，既非浮浪公子的逢场作戏，也非古典爱情中的忠贞不渝，它是处于巨大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的人们，给自己的一个缓冲，在一半真心一半假意的试探中，确定自己的落脚点。《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选择了割舍，《倾城之恋》里，高级调情却皆大欢喜地，转化成了爱情。

《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堪称调情高手，他循序渐进，先从最低级的开始，“柳原倚着窗台，伸出一只手来撑在窗格子，挡住了她的视线，只管望着她笑。”当白流苏说：“我什么都不会，我是顶无用的人。”范柳原笑道：“无用的女人是最厉害的女人。”

这种话，还像是欢场里的随口道来，在浅水湾饭店旁边，范柳原的另一段表白，才更有杀伤力：“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妈呀，幸亏白流苏没有太多文化，这是她的防火墙，要是碰上我等文学女青年，岂不是马上三魂去了五魄？而他接下来又固执地、哀恳地说：“我要你懂得我！”这种对于女文青最有效的大杀招，在白流苏身上却不怎么见效，她嘴里说着“我懂得我懂得”。心里却想着自己在月光下的脸一定很美吧，她应承他的话，不过是希望他能娶她，得到一张长期饭票。范柳原也不是吃素的，见她如此，马上换了一副声调，与她说笑起来。

高等调情的本质，如张爱玲在《我看苏青》里所言，是保持距离感，细细密密的情话，不过是为了在打动对方的同时，运动一下自己的心脏，仿佛不忘初心，仿佛还没有被时间与世故风化，即使这调情里带有些悲伤的意味，也是一种精神享受。比如《倾城之恋》里最经典的桥段，范柳原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月亮给白流苏打电话。

他对她说：“我爱你。”跟她讲《诗经》里的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说：“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这是无数女文青再三品咏的名句，但没文化的白流苏却立即看到问题关键：你不就是不愿意娶我吗？用得着绕这么大一弯子？——我们不能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但单身者不以在一起为目的的瞎抒情就是调情。虽然范柳原有情可原，他是因为怀疑白流苏并不真的爱自己，才留下余地，可是，因了对方的距离，自己也留出距离，这种审慎，与真正的爱情无关。

还好战争终结了这场看上去让人绝望的调情，兵荒马乱抽取了调情的闲情逸致，他俩只好相爱了。月亮的力量终究不如战争强大，但是，有几人能有白流苏这般幸运？有一场战争，为了她的爱情从天而降？

于是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问题：他都那么说了，这难道不是爱情？他都为我做了什么什么，这难道不是爱情？他看上去那么诚恳真挚，这难道不是爱情？他为我受过伤落过泪，这难道不是爱情？

哦，如此种种，可能都不是爱情。甚至于最擅长描写高级调情的张爱玲，有时候，也会分不清调情与爱情。比如她与胡兰成的初识，就是从调情而起，胡兰成对她说：“你这么高，怎么可以。”言下之意是，你这么高，和我怎么可以。这种调情，若是出自不喜欢的人，会觉得被冒犯，若是本来就心中有意，会觉得是轻微的试探。

然后他们相爱了，胡兰成爱恋她，关于她的一切，都觉得好，张爱玲则向他呈出自己整个世界，即使后来两人分离，张爱玲也曾千里寻夫，为之憔悴神伤。但是，《小团圆》里有一句话，点出两人之间，也不过是一场高级调情，当九莉告诉邵之雍，她因为他别有所恋而痛苦时，邵之雍并不为所动，只是等她说下去，九莉瞬间领悟：“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就知道保存他所有的。”

《她从海上来》剧照

这才是真正的距离，张爱玲所以为的爱情，在胡兰成那里，不过是又一场高级调情，即便他俩已有婚书，那婚书只有一张，做不得数，况且胡兰成曾说，他是爱女人尊重女人的，具体表现为，他看到每一个女人，不管高低贵贱，都可以想象自己娶她们为妻。

分辨高级调情与爱情足够令人烦恼，把高级调情转化为爱情，则更是很多女人痛苦的根源。《红楼梦》里，贾宝玉对林黛玉说：“我就是‘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简直像是在表白了，但林黛玉马上就怒了，觉得自己被轻薄了，要告诉舅舅去。而《诗经》里有一首《终风》这样写道：“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这男的看上去态度挺好的，会说会笑的，女子却悲伤起来，爱情是严肃的，他如此欢乐，看上去像调情更多一点。

爱情和调情有什么差别呢？爱情是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把平凡变伟大，把瞬间变永恒，当它作为一道光芒照在你身上时，你会觉得你渺小的人生从此也与众不同；调情则是把你独一无二的自我，打入芸芸众生中，你跟她们没什么区别，他对你跟对她们，也没什么区别。

不过，说了这么多，也不必对调情过于否定。你不能指望一个陌生人瞬间就对你有伟大的爱情，调情有时是爱情的先遣部队，是不知所措者的权宜之计，它试探，前进，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直至从量变到质变。但是，有些调情就别做这种指望了，它以调情始，以调情终，桥归桥，路归路，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这成了很多男人与女人之间最大的分歧，不幸的是，即使到了这个年代，依旧常常是男人是调情爱好者，女人却想沙里淘金地找到爱情。

王娇蕊便是一例，她倾己所有，只换得一场绝情的驱逐。被张爱玲盛赞为“高等调情的最好对象”的苏青也非内中高手，她和胡兰成一场云雨之后，开始责怪他“不负责任”。张爱玲也说：“可是她太认真了，她不能轻松，也许她自以为轻松，可是她马上又会怪人家不负责。”听上去张爱玲对苏青和胡兰成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她也许以为自己和胡兰成之间是爱情吧，拥有爱情的人，居高临下看别人的调情。

可惜天道好还，这世上本来调情就多于爱情，身处文化圈，更别奢望自己是个意外，不过，人世如此寂寞，有那么一段调情，也算填补了寂寞青春。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一言难尽，只能体验，无法总结，是耶非耶，俱在一念之间，总之，你高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