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两面性：绝对正确的荒谬与幽暗真相的悲情

土匪

归隐宋朝 发表于 2017-9-7 22:39
不对，我说的就是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在爱琴海沿岸，而东罗马帝国在地中海至中欧、南欧等广大地区，势 ...

野史小哥又来了！西罗马帝国定都罗马，东罗马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土耳其横跨欧亚两洲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哪个更靠近爱情海？是爱琴海。我一点不懂地理。再去百度！还有东罗马帝国好像比西罗马帝国晚亡一千年呢！

土匪

这会儿百度就是打不开了。
我感觉罗马离爱琴海远一些。我印象中很多希腊神话源于爱琴海那嘎嗒。说错了也没办法，瞎蒙的！错了的话，百度修好了我再修改！{:1_19

土匪

归隐宋朝 发表于 2017-9-7 22:36
你说的没错，东罗马帝国存在了1000多年，即后来的拜占庭，最终是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灭。
但在此前，知 ...

这样说，我就懂了！
去看一眼小晏又连载我了没有，晚安！

土匪

孔布 发表于 2017-9-7 23:06
偶地理知识还算不错，本来历史就离不开地理。

    古希腊有“史学家中的史学家”之誉的波里比阿（ ...

我具备要素三

归隐宋朝

土匪 发表于 2017-9-7 22:55
野史小哥又来了！西罗马帝国定都罗马，东罗马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土耳其横跨欧亚两洲的城市伊斯 ...

唉，你还是没有仔细看我的回复。是，匈奴人没有攻入君士坦丁堡，但已经波及到了它的大部地区，一个没有辽阔势力范围的帝国还能称其为帝国吗？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土匪

归隐宋朝 发表于 2017-9-8 07:17
唉，你还是没有仔细看我的回复。是，匈奴人没有攻入君士坦丁堡，但已经波及到了它的大部地区，一个没有辽 ...

一上班就来学习，给自己点个赞我！
我肯定仔细读了，你讲的东罗马帝国这节课我听懂了。我这个回复是针对你84楼回复孔老先生的回复而质疑的，您的回复是“不对，我说的就是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在爱琴海沿岸，而东罗马帝国在地中海至中欧、南欧等广大地区，势力范围更大一些。”我印象中的东罗马帝国才靠近爱琴海。百度的结果“地理位置： 爱琴海是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东部的一个大海湾，位于地中海东北部、希腊（Greek）和土耳其（Turkey ）之间，也就是位于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半岛之间。南通地中海，东北经过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通黑海，南至克里特岛。爱琴海海岸线非常曲折，港湾众多，共有大小约2,500个岛屿。”
既然爱情海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大海湾，东罗马帝国又肯定在西罗马帝国东部，所以，西罗马帝国是不是就不靠近爱琴海沿岸。西罗马帝国应该是被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环绕着。都是百度的。一学习就头疼，不过，也真长姿势。

归隐宋朝

土匪 发表于 2017-9-8 08:42
一上班就来学习，给自己点个赞我！
我肯定仔细读了，你讲的东罗马帝国这节课我听懂了 ...

你这么说我就没话说了，记忆力比不上百度，我承认差错。我只是按记忆说了一下匈奴人最后的落脚点，而且我一再声明，这个是有争议的。但是，对于东罗马帝国势力范围的打击，压缩它的国土面积，确是有这么一说的，只不过由于瘟疫，匈奴人再无力做最后一击而已。因为，这篇字主要谈的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对于衍生出来的其他枝节，就有点敷衍了。呵呵。

我似乎知道你是谁了，看来我以后回答你的问题，光凭记忆是不行的。

归隐宋朝

逆推历史就会有许多值得玩味之处，尤其是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出于每个人各自不同的理解和知识掌握。还好，现在基本是个可以畅所欲言的时代，许多条条框框已经被打破。这就让我们有了对历史事件进行“假设”探讨，假设那些事件的结果不同，会不会出现不同的历史走向？如此一来，也就从另一个角度来判断那个事件的利弊得失。

土匪

归隐宋朝 发表于 2017-9-8 09:10
你这么说我就没话说了，记忆力比不上百度，我承认差错。我只是按记忆说了一下匈奴人最后的落脚点，而且我 ...

最后一段的正数第十二个字“你”是不是笔下误，应该是“我”呀？

土匪

孔布 发表于 2017-9-8 11:57
东罗马帝国最强盛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查士丁尼时代，那时候匈奴早已经消失近百年了。

    如果 ...

最强盛的时候不应该是查世丁尼时代吧？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皇帝在位的时代，只是查世丁尼时代颁布了相对完备的法律显得声名远扬吧。因为查世丁尼是公元六世纪在位，而东罗马亡国是十五世纪。对吧？不信，问度娘。

晏晏

归隐宋朝 发表于 2017-9-8 09:10
你这么说我就没话说了，记忆力比不上百度，我承认差错。我只是按记忆说了一下匈奴人最后的落脚点，而且我 ...

是谁？给悄悄透个信儿呗。这些天我都糊涂死了。
本来年纪就大，再遇到这么个事儿，都提早进入老年痴呆了。

赵古德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治国理念，可谓志同道合——都是“理财”二字。神宗登基之初，就告诫大臣：“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而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就在给前任国家领导人宋仁宗的报告里提到，“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不过，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却受到昔日好友司马光的强烈反对。

      仁宗时期，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为官，关系特铁，每当闲暇之时，就约上吕公著、韩维两位同僚，聚在一起谈笑整日，很少有外人能参与其间，时人称他们是“嘉祐四友”。虽是铁哥们，但王安石与司马光却性格迥异、政见相左。

      他们二人曾同在包拯手下任群牧司的判官。某日，群牧司的牡丹盛开，包大人雅兴大发，邀二人置酒赏花。两人平日都不喜饮酒，但包领导兴致很高，总是举酒相劝。司马光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勉强饮下，王安石终席一滴未饮。王安石的执拗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当了宰相，被人私底下唤作“拗相公”，并非没道理。

      而两人的政见差异，早在变法之前就有苗头。宋朝是典型的士大夫政治，这得益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任何事都可拿到朝廷上公开讨论。熙宁元年冬天，黄河以北大旱，国家财政紧张，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的执政官向神宗提议，请大臣辞让祭天时赏赐的金帛。神宗于是让诸位学士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司马光、王珪和王安石三人。

      司马光说：“现在国家用度不足，灾害接二连三，节省冗费须从贵近之臣开始，应该听从两府辞去赏赐。”

      王安石说：“国家富有四海，省下赏赐大臣的几个钱，也不足以富国，反而有伤国体。况且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之人的缘故。”

      司马光反驳道：“所谓善于理财之人，不过是按人头征税，用畚箕收租，榨干百姓罢了。百姓穷困，流离为盗，这难道符合国家利益吗？”

      王安石不甘示弱：“善于理财之人，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一针见血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只有常数，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如果设法掠夺百姓，祸害甚于加赋。你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啊。”

      二人争议良久，王珪赶紧出来打圆场：“司马光说节省费用应该从贵近之臣开始，这话说得对；王安石说赏赐花费不多，不赏有伤国体，这话也不错。希望陛下裁决。”

      宋神宗心里支持王安石，但不好驳司马光的面子，于是说道：“朕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不过这次两府执政就不必推辞赏赐了，下不为例。”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以“国富”为目标，以“不加赋”为手段。但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状态，其实现前提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确保“税基”扩大。然而，此后的变法只有“农田水利法”对经济增长有贡献，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法，都是用国家机器来强行干预经济，最终演变成巧立名目的变相征税，这种增加百姓负担的做法，反而破坏了经济发展。

      富国还是富民，这是个问题。司马光说的国家财富“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表面看来显得保守，但却符合实情。古代科技进步缓慢，经济发展非常的稳定，社会财富增量不多，是大致的常数，政府与百姓之间在这个常数内分配——国富则民穷，民富则国穷。

      司马光的看法，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看法。苏轼在司马光死后给他写的行状中说道：“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

      二人的争论此后仍有发生。在王安石变法一年后的熙宁三年，司马光先后三次给王安石写信，言辞恳切地讨论变法弊病。对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批评，王安石拒不接受，认为自己“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还自比迁都的盘庚，不为时俗理解。

      长久以来，人们将司马光视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其实，司马光并不排斥改革，甚至也曾是变法的热情支持者，他的《论财利疏》洋洋洒洒达五千多字，对财政、经济问题的重视不亚于王安石，甚至对王安石的出山，还助过一臂之力。

      司马光反对的，是王安石变法的理念和具体方案，特别随着王安石政策的深入实施，各种社会乱相开始潜滋暗长，司马光对这位昔日的好友，从赞成襄助转为公开反对，最后形同陌路。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阶层，反对聚敛、主张节用。在他们看来，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应该符合“义”的原则，与民争利是不义、无德的。同样是希望大宋王朝繁荣昌盛，但改革不能急功近利，国家如果只着眼功利，整天盯着百姓的财产，则为“舍义而取利”，最终结果，会如孟子说的那样“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这种“义利之辨”贯穿了变法始终。北宋“新儒家”中心人物之一的程颢，曾参加过全国农田水利及赋役的调研，他对变法的思考颇多，还曾向宋神宗上书过《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两份变法报告。有一次，程颢与王安石争论新法，王安石勃然大怒。程颢天朗气清，一脸和悦地说道：“天下事，非一人之私议，愿公平心以听之。”王安石为之语塞。

      面对众人的反对，王安石这个“拗相公”岂能坐以待毙？在他看来，朝廷上下“高度统一思想”，已成了确保新法顺利推行的燃眉之急。

赵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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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古德

苏轼以前反对王变法，是因为他一直放逐在外，看见由于青苗法，很多百姓流离失所，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很强硬，用了很多小人，这最终也害了他自己，苏轼也反对司马光，神宗死后，司马光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全盘否认了王安石，苏轼的理想只是对王安石变法中不合理的修正，步伐变缓，保留合理部分
从人格来说，王安石和司马光终身不纳妾，他们总的来说都是有政治理想和格局的人，前十年，王安石和司马光是诤友，私交特好，后王安石被流放，苏轼专门赶去看望他，触膝长谈，他们都是精神上惺惺相惜的朋友，政见不同而成政敌

赵古德

所以我说，司马光反对的不仅仅是变法触动了世大夫阶层的利益，而是他觉得这个变法只不过是改变财富分配方式，将藏富于民改为收归国有，司马光是个修为很高的人，他确实有固有的世大夫思维方式，但是在他人生沦为低谷的时候，他可以不理世事，不悲人生不抱怨，闭门编著资治通鉴，这一点苏轼也有，即使沦落天涯成阶下囚，依然洒脱乐观，热爱具体细微生活，而王安石失意后精神上反而彻底毁了，可能他意识到更多的理想破灭的悲凉

归隐宋朝

赵古德 发表于 2017-9-9 08:44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治国理念，可谓志同道合——都是“理财”二字。神宗登基之初，就告诫大臣：“当今理财 ...

这个是最适合的评价，中规中矩，不偏不倚，比较符合国人对宋代文人的倚重和欣赏。

归隐宋朝

赵古德 发表于 2017-9-9 08:57
所以我说，司马光反对的不仅仅是变法触动了世大夫阶层的利益，而是他觉得这个变法只不过是改变财富分配方式 ...

司马光真正反对的是新法有违儒学对取利的基本精神，而大地主和士大夫阶层不过是迎合了这种主张，因为在有皇权支持的变法，也只能用这种理论才有可能翻盘。

历史已经是那样了，清以前的八百年里，不管是统治阶层，还是儒学家们，一直是把宋的灭亡归咎为王安石变法，这从另一个层面也反映出儒学在中国的根深蒂固。王安石从本质上也是个信奉儒学之人，只不过稍微融进一些革新的想法而已，但已经是十恶不赦了。即便是今天，儒学依然有及其广大的市场，依然在左右着人们的方方面面，但最起码已经有了“与时俱进”的认知，这是出自《易经》的一句话。我不想做出其他揣测，但对于儒学，我们太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它并不能全权代表中华传统文化。我想真才是我们争论的焦点和意义，就像“儒雅”并非因习儒而雅，“道义”也不是因修道而成义。

井冈

逆推历史就会有许多值得玩味之处，尤其是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出于每个人各自不同的理解和知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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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