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色妞妞 于 2013-5-21 10:0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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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到了,母亲因为是大手术仍然住在医院,姥姥也没走。我有的时候跟着她去看看母亲,大多数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在家。使馆区也走的没的可去,有的图片看了多遍,虽然是看可多遍,那里的内容却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我没距离他们太远了,没有一点类比的痕迹,所以不能引起共鸣。
使馆区旁边有个公园叫日坛,是过去皇帝祭祀太阳的地方。在北京也算的是个名胜古迹了,它和天坛、地坛、月坛、先农坛并称为“五坛八庙”,很奇怪的是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现在想起来完全是因为它的破败。现在的日坛修整的金碧辉煌,四周还有高高的围墙和栅栏,那个时候只有矮矮的松墙,有的地方干脆连松墙也没有,里面就是黄土地。宰牲亭、具服殿、破败不堪。坛子的周围有一道红墙围成一个圆圈,里面杂草丛生。园子里古树参天,其中有一颗几人合抱的柏树大概也有二百多年,我后来经常的爬上去。
由于这里离使馆区很近,所以有一些外国人经常光顾。自从到使馆区看图片,我就经常看见外国人,可在我眼睛里他们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跟图片给我的印象差不多。那个时候,全国只有在北京或者更具体的说是在使馆区这样的地方才能看见外国人,他们也不像现在那样到处乱窜,因为没有他们可去的地方,很多地方是限制他们去的。数量也没有现在那么多,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使馆的外交人员和家属。这里还有一个小学,供他们的孩子上学,但不是专门的学校,这里大部分是中国孩子。这个学校现在还有,已经是知名的国际小学,虽然还有中国的孩子,和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现在在那里上学的中国孩子已经不是老百姓的孩子了,而是花了巨额赞助费的大款和高官的孩子们。而那时,学校是按照居住地划分的,所以在那上学的孩子也都是普通百姓的孩子。我去日坛的原因完全是因为那里杂草丛生,有很多的蛐蛐吸引了我,我有一套非常专业的捕捉工具。
第一次去那逮蛐蛐就收获颇丰,从此我白天黑夜的去。逮蛐蛐除了有专业的工具以外,还要有丰富的经验,从蛐蛐的声音上判断这个蛐蛐的个头大小,因为逮蛐蛐的目的是要斗蛐蛐,个头越大的越有价值,这种能力是福子交给我的。逮蛐蛐还是个耐心的活,先从叫声中判断目标的大概方位,然后要耐心的寻找和等待,因为一有风吹草动,它就会停止叫声。蛐蛐的藏身地一般都比较复杂,砖堆里,墙缝、甚至坟地。要一块一块砖的翻动,一个墙缝一个墙缝的查找。有的时候还会因为蛐蛐突然的跳出来逃走而紧追不舍的跑很远。
日坛里逮蛐蛐的孩子很多,也会因为同时发现了一个蛐蛐而争斗,逮蛐蛐看来也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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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个时候我就像既没有舵也没有帆的船,慢悠悠的在陌生的海洋里打转,即不能停住也跑不远。
我亲眼看见一些孩子为了一个不错的蛐蛐打的不可开交,我想,逮住一个好蛐蛐固然是很难得的,可是为了蛐蛐打架我认为有点过分,必定就是个蛐蛐。后来知道,我对蛐蛐的爱好距离爱好者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好的蛐蛐对爱好者来说简直就是宝贝,而且这些爱好者大都是老头,他们不去逮而是等着这些孩子们逮完了,他们用钱收。现在想起来他们可真能算计,小孩子喜欢蛐蛐可内行的少,不知道自己逮的蛐蛐的品种,品相,类型,到底能值多少钱。那个时候的孩子身上根本就没钱,蛐蛐能卖钱,当然逮蛐蛐的孩子就趋之若鹜。
那些老头仨瓜俩枣的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蛐蛐,反过手来这蛐蛐就价值不菲,赚钱多种渠道,斗蛐蛐输赢可以赌钱,卖蛐蛐也可以赚钱,不过这些交易都是暗中操作,并没有现在花鸟鱼虫的市场,买卖双方大都是蛐蛐爱好者。
逮蛐蛐有工具,斗蛐蛐也有很多工具,探子、戥子、过笼、斗蛐蛐用的蛐蛐罐,都很值钱,有的蛐蛐罐就是文物。一个好蛐蛐能赢一个好蛐蛐罐,甚至好几个好蛐蛐罐,而这蛐蛐罐的价钱就更不用说了。
每天的下午,买蛐蛐的老头们就集中在亭子里,卖蛐蛐的小孩也来到这。我也来到这个买卖的场地,开始就是观看。这绝对是不公平的交易,孩子们打开蛐蛐罐一个一个的让这些人过目,被看中的蛐蛐用过笼串到专门卷好的纸卷里,随便的给钱,孩子们从来不讨价还价。
文革虽然进行的轰轰烈烈,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再的要求要深入的进行,可是诺大的一个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千百年的风土习俗,岂是“破四旧,立四新”就能彻底的?在民间,特别是在底层的老百姓里,这些习俗还顽强的存在着,因为她们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血液里,要说明的是,他们不敢公开,也没有逆反的意思,他们只是爱好而已。
蛐蛐能卖钱,我也动了心,要说我的家庭经济情况还不至于那么重视钱,可是我逮蛐蛐,他们也逮蛐蛐,他们能卖钱我若不能卖,我玩蛐蛐就不彻底。何况我不穷可也不富裕,口袋里有钱总不是坏事。
那么什么样的蛐蛐能算是好的呢?只是个大还不够,我又想起了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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