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工作
冉隆中老师在评论界是一条硬汉,文笔如刀锋,文心似泉水。从他的叙述中,大家可以有所知,写作实在不是一桩快乐的事,写作者实在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然而我是聪明的,我会边玩边写。
在剧本创作期间,我和冷思雨又有了联系。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前途光明的程度大,黑暗的地方少,再说,外界好像在传言我是成名了才跟冷思雨离的婚。也就是说在外界看来我是陈世美是负心汉。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和她之间,爱还在。所以我们都有复婚的想法,但是谁都没有复婚的切实行动。从影视公司给我的创作时间来看,我的创作是轻松的,所以我想找份工作,边干边写剧本。那时应该是2007年九月份的事吧,当时昆明一家杂志社招聘记者,我打了个电话,对方要我寄简历,我说网上有,你们查一下,如果可以,我上来面试就行了。半个小时后,杂志总编给我打来电话,说如果方便现在就到昆明来,他要当面跟我谈。两个小时后我就坐到了总编的面前,总编把杂志社的几个高层集中到办公室,当着我的面说:“这就是《烟农》的作者杨继平,没想到他也会来应聘,这样优秀的人才,我们就一切从简,留下他!试用期跟别人一样,一个月,试用期工资比别人多一百块。”
然而这一次却让我为难了,杂志的风格是为官员和商场精英们写喝彩文章的。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写这类吹捧文章。幸好,我的第一个采访对像是滇红集团董事长王天权,王总在事业成功的同时,也为残疾人做了很多实事,是他让老家凤庆县每一个需要轮椅的残疾人都做上了轮椅,他曾和刘德华、章子怡等一起获得过全国爱心大使的称号。所以写王总的故事,我是心怀敬意的。后来的采访就很让人痛苦了,特别是给安徽商会做会刊时,很多老板的故事真叫我无从下笔。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总编人品也有问题,他居然会跟员工抢单,这真是一种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现像。社里有规定,谁采访的,谁谈的单,除了稿费外,还有一定的提成。总编经常会在别人把业务做得差不多时,自己一个人扛着相机去采访,最终把属于别人的提成变成他的家底。事实上总编就是老板,杂志就是他个人的。我记得第一次开员工大会,他叫员工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当场提。我是个直人,毫不客气的给他担了几个意见:第一,杂志是你办的,但不是你家的,它是读者的,所以你一个人的相片没有理由在一期中就出现三次;第二,卷首语是一本杂志的内核和精华,但是每一期的卷首语都署你的名,这样不会提升杂志的品味,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我提这些意见时,全场静得出奇。散会时很多同事担心我会被开除。我笑着说,就因为这样开除我,这样的老板我还看不上呢。果然,不一会老总就叫我到他办公室,他一脸不高兴,不过还是发了根烟给我,脸色很难看地说:“杨继平啊杨继平,只听说你是个直人,没想到你竟直到这个份上,我承认你的意见是好意见,可是你就不会背后给我提吗?非要当着那么多人让我下不了台吗?
我笑了,说实话,提意见时,我倒没想到这一点。
或者说,因为不在意,所以不在乎,对这份记者工作,一开始看到杂志的风格我就知道我不会在这里呆多长时间。当初留下来,完全是因为总编对我刮目相看,可见,义气用事有时也会让人下不了台。然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这是我无法改变的事实。两个星期后,总编叫我写一个转证身请给他,说我已经通过试用了。我明知故问“不是要一个月吗?才两个星期怎么就通过了?”我看见总编强压怒火的表情:“提前给你办了又有什么不好呢?”
总编对我的好我是知道的,如果他的人品再好一些,或许我会委屈自己在杂志社干上一年半载。但是他真的让我很失望。有一天,一个姓彭的同事对我说他有可能要对省农行的行长进行一次采访,所有业务他都联系好了,但他写作能力有限,希望采访时我跟他一起去,稿子我来写,稿费全归我,提成有我一半。我说我只拿稿费,提成不应该属于我。彭同事很高兴,抵在我耳边说:“不要跟任何人说,特别不要跟总编说,如果他有一天给你要行长的电话,你千万不要给他。”我说为什么?彭同事说老板会抢我们的单。我生气地说:“小彭,我不管你跟老板有什么过节,但你这样诋毁人家就是你的不对了。小彭笑笑说,不信你等着瞧。两天后,我们还没开始采访,总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他问是不是小彭和我在办省农行的事,我说是,他要我把行长的电话给他。我说不给,他问为什么?我说怕你抢我们的单。我看到他的脸色一下子就黑了。但他终于忍住了,强调说:“这是个有钱的主,希望你们给我谈个好单子。”在我们采访完谈上刊价格其间,总编再次想插手这事。那天早上,他叫我陪他一起到省作协开一个会议,同起的还有同事小何,途中,农行宣传科科长给我打电话,我还没说几句,总编就示意我把电话递给他。我白了他一眼,把话说完同时也把线收了。总编大怒:“你没听见我的话吗?”我也生气了:“听见又如何,人家又没说要跟你说话!你插什么嘴!”总编一脚刹住车,把车门打开指着我说:“滚下去!”我反而很平静地说:“再几分钟就到作协了,你好歹把我捎到哪里,我至少有个休息的地方。”总编又把车门关上,一路黑着脸到了作协。
所以回单位第二天我就辞职了。总编也没留我的意思!
告别的时候我说:“蔡总,我们只适合作个朋友,不适合共事。”
蔡总说:“以后忙不过来,叫你,你可要帮我一阵!”
我说:“应该!”
走的时候,我们的手还是握了一下,很用力的!
走出杂志社,我突发其想,想用半年的时间干五六种工作,什么行业都熟悉一下,也许以后的写作会因此得到实质性的扩展呢。主意已定,我到报刊亭买了一份贤仕榜,在上面看到云南金潇湘电影公司正招聘创作员。这可是我喜欢的工作之一,于是兴冲冲的去了,结果很顺利就被录用。在电影公司一个月,每天除了看碟就是写一些电影故事的梗概,日子介于枯燥和丰富之间。其间,老板也给过我机会,打算让我带一帮人到一个叫会泽县的地方拍一部纪录片,拍摄地就是会泽的大海草山。当时正值深冬,我虽然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当时公司正在会泽拍一部名为《消失的村庄》的电影,听同事们说那地方气温很低,地面经常结冰。所以我以行动不便推掉了,在我看来,老板应该对我的行为感到了失望。后来,因为《消失的村庄》里有一组“人鹤共舞”的镜头无法实地拍摄,据说要用电脑特技完成,而这部分戏占了很大比例,光是因此增加的拍摄经费就得上千万,公司的财力一下子捉襟见肘,所以只能裁员,创作部是第一个被解散的,我只得卷铺盖走人。两个月之间,我就经历了辞职和变相被炒,自己都感叹不已。
我决定回石林了,那种半年时间干五六种工作的想法已经荡然无存了,我知道我无法融入都市生活,哪怕是理解一下都市生活我都做不到。可能,我对都市是过敏的。大学时,我只要一踏入昆明,内心就会有一种恐慌,那时我每星期都要坐几个小时的车回石林,不仅是为了冷思雨,也有自己要逃离昆明的情愫在里面。直到现在,都市依然是一面墙,立体在我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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