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素材】那些震惊的句子

令箭

在一起，追寻生命的真义

文/赖声川

本文首发于2016年2月1日总第743期《中国新闻周刊》

我和乃竺是非常幸福融洽在一起相处几十年。而且我们的关系不断在更新，越来越好。这不是一般人都能得到的。所以我们非常珍惜。

活到60多岁了，我们见到那么多伴侣。有的人开始时那么美好，后来派私人侦探的；也有事业好爱情就好，事业不好了爱情就没了的；更多是看到不成熟心灵的两个人在一起，暂时时很开心，可后来碰到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幸福、也非常幸运，但我们不是像英文所说，“take it for granted”，这是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这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要保护这个关系。

我们的人生很奇妙，戏剧、佛法和家庭是完全连在一起的。要理解我们，就要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包括我的大女儿，她嫁给了宗萨仁波切的外甥，现在女婿基本就跟着宗萨仁波切做事，我女儿也在帮忙。

相识

说到乃竺，她太特别了。她就是一个如意宝。

我和乃竺相遇是在1974年的某一天。那时我上大二，我大学时代的主要记忆就是在民歌餐厅里唱歌和玩音乐，在艾迪亚西餐厅玩音乐，跟一群高中时的同学住在一起，我们在不同的大学，生活得像一个乌托邦。

当时台大一个朋友一直跟我提起，台大哲学系有一个女生叫丁乃竺，就像当年辅大有个胡因梦，她已经是传说在外的人物。我一进辅大就听说胡因梦了，那时候她叫胡因子。我们那个时代很多这样的奇人。

有一天晚上在艾迪亚，餐厅有一个阁楼，他们跟我说，“走，到楼上去认识一个朋友”，那个人就是丁乃竺。

艾迪亚很小，我走上楼，那时候就觉得，我见过她！而且我们认识很久了。然后我就觉得，她就是我的老婆。

但那时候我有女朋友她有男朋友，我们虽然互相有好感，并没有做任何勉强的事情。那时的想法是很单纯的，虽然觉得就是她了，但自己也有女朋友，所以不可能冲动地就赶紧去追求她。就觉得像见到了一个老朋友般的感觉。可事实上，我们之前从没有见过。

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我们很能聊天，聊很长时间。但不是男女朋友。

两年以后，我大四那年，我们自然地结束了各自的感情，就在一起了。

1976-1978年，她毕业后在她叔叔的律师楼帮忙。那时候的她非常风光，俗世眼光里的那种风光。台大毕业的一个女生，因为自己喜欢，穿着旗袍去办事情；她又特别单纯，风靡了各个单位。我当了2年义务兵，但很轻松，开始做乐队，后来又被调去做英文播音员，所以我可以在那个时间里继续玩音乐，同时计划结婚和留学。

我觉得我们结婚也是自自然然会发生的事情。我没有特别地求婚，就彼此一直有个默契，我们要在一起。当然在一个点我跟她提起，但不是跪下来求婚那种，我就问她那我们在一起吧，她说好。那时有一个插曲，因为她比我大一岁，她爸爸还蛮传统的，尤其在那个年代，我不知道怎么过她爸爸这一关。结果天助我也，刚好有一篇文章出现在报纸上，说的是，如果太太比先生年纪大的，离婚率比较低。

我就剪下来给我未来的岳父看。丁姐（丁乃竺）的爸爸那时在台湾是一个著名的政论家，也写了很多书，比如《北洋军阀史》等等，他看了没说话。就表示这事OK了。

我后来跟他关系很好。我们家没有婆媳的问题，我和她的父母也很好。

承担

我想到两件事。

一件事是发生在结婚前。一天她在我家玩，那是在台北双城街一个老的日本房子，我12岁到台北后就是在那长大的。当时家里有一个佣人，我妈妈当她是家人，后来她不给我们做佣人了，但还是住在我们家，还在那结婚生子。有一天，就我和乃竺还有佣人的儿子三人在家，那时他才三四岁，他玩着玩着突然把头撞到柱子上，血流如注，我都快吓死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乃竺当时之镇定。她马上问我，你们家的药在哪，有没有云南白药？我拿给她。我就看着她抱着那个孩子，很从容地处理伤口，她把那个伤口用手掰开，把药塞进去，很快，就止血了。

我心想，“哇！我要娶的老婆是这样一个女人！”

这是第一次我有机会看到她的冷静加上一种英雄气概。

1978年，我们结婚了，过了一个多月就到了美国，在伯克利，我学戏剧（博士），她学教育行政（硕士）。那时有几个学校可选，而伯克利没有奖学金，一年的学费就要几千美金，但我们还是选了伯克利。很多人误以为我们是有钱人家，我们真的不是。我14岁时父亲（曾为驻美外交官）过世，政府每年给我母亲几千台币的补助。我不敢说生活过得很艰苦，但母亲是很辛苦地把我们带大的。丁姐家也是，名气在外但并没有很多钱。

她做了两年事存了一笔钱，我也存了一些，我妈妈给了我几千美金。我们把这些钱放在一个很好的朋友那，这个朋友告诉我们，保证每个月可以给我们多少的利息。可不到两个月，他倒了，我们再也没见到这个朋友。我们的钱也没有了。

我们跟学校讲了这个情况，学校说可以下学期申请学费减免。可是生活怎么办？我们要面对的是，是不是要卷铺盖回家，因为真的没有钱了。

这种情况下，人的个性就显露出来了。

她镇定到一种程度，让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里有她在就是“幸福”两个字。她就能一个人承担。

她只对我说，“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自己赚钱了。”这种时候，她显得冷静和镇定，一点恐惧都没有。我想到我父亲的一个同学，我们叫他钱叔叔，在旧金山开餐厅。电话还是乃竺打给他的，钱叔叔说，你们周五就可以过来工作。我们开了个破车过去，开始了我们的打工生涯。

那是个很豪华的餐厅。一到那就发给我们制服，我是服务员，管收盘子，分我的是一个土黄色的制服；她在前台做领位员，还能漂漂亮亮的。第一天我很狼狈，餐厅生意非常好，从下午5点半忙到11点没有停，每一桌至少三轮翻台，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什么都不会，一整天被骂到臭头，“12号，收！”“25号，收！”“快摆台！”真是感觉被丢到了火海里了。

那天回到家，我印象很深，我们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累死了。夜里12点多，我们就坐在床上，看着彼此。但没有抱怨。

那天我们累得跟狗一样，躺下就睡了。

本来我顺顺利利地读了博士，没想到命运给我这么一个变故。可第二天继续时，人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命运。

我记得那天我赚了20多美金小费，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慢慢成了跑堂的，越来越得心应手，一晚上可以赚到100多美金的小费，我们也有奖学金了，情况慢慢好起来。

故事再往下讲，你就会知道，这个家庭里她是最重要的，是把这个家撑起来的那个。

乃竺有一张拿到硕士文凭时拍的照片，那时她怀着耘耘（大女儿），学校希望她继续读博士，但她为了带孩子，也为了支持我，就放弃了。她开始找工作。我要念5年书，后面3年她就是一边带孩子和一边打工。

在美国不像在中国，生了孩子有人帮你照顾。孩子叫了就得半夜起来喂奶，大点上幼儿园也是自己接送，感冒了还得提前接回家……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她开始打工，在各种餐厅打工。最高峰的时候，在4个餐厅打工。就在去年11月，我在旧金山湾区的时候，还开着车去我们以前住的地方转了转。那时我突然想起她曾经打过工的一个餐厅，那是开给学生的快餐店，一块多美金一份，小费只有2毛钱。那个地方离伯克利很近，在一个商区里，是一对韩国华侨，父子在那做简餐，她在那做一切——上菜洗碗，一小时只有4块钱。我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她说觉得他们做得很辛苦，也很佩服他们。

她的人生里面，总是这样，看到别人苦，就想去帮他们。

这对父子，脾气又大又不会做，但只要乃竺在，就能帮他们弄得很好。

打4家工的时间大概持续了1年，她后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但距离家很远，在旧金山的另一边。也是她一去公司就旺起来了。她就是像阳光一样，到哪里就点亮哪个地方。

修行

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很多地方是很不合的。我们吃的也不一样，好比说她吃鸡翅我吃鸡胸肉；她吃辣我不吃辣。玩的也不一样，爱好也不同。但没关系，这样也很好。生活中的不协调一点都不影响到我们，那个问题对于我们是零。我们有一种更深的东西是在一起的，一种追寻。那种东西在一起，就什么都搞定了。那种更深的追求就是一切。那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追寻生命的本质，追寻人活在世上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们有一大部分别人不能理解的部分，是学佛的部分。对我们而言，修行是追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人生很奇妙。戏剧、佛法和家庭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这三件事几乎同时开始。

这得说回到乃竺的爷爷，他叫丁石僧，石头的僧侣。这是他自己后来取的名字，以前他叫丁怀瑾，和孙中山一起闹革命的人。他后来就不玩了，就在家修密。

乃竺在香港出生的。她出生的时候，本来叫丁乃蕾，结果她爷爷从云南写了一封信到香港，我后来还看到过这封信，信里说，此孙女与佛有缘，请改名为乃竺。

可爷爷从没有见过她。大概她的佛缘这时候就有了。

乃竺十岁的时候，香港政府把她父亲抓了起来，等他放出来后，全家就到了台湾。

我是在美国出生，12岁到的台湾，我们就像冥冥中的一种神秘的约定，从不同地方先后到了台湾。

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后来修行时的老师在佛法上和乃竺爷爷的修行都是相通的。

我从大学的时候对道家思想有兴趣，还到台大去旁听。因为我玩音乐，开始对国乐感兴趣，她也有兴趣，我们一起去学琵琶。我们的老师叫林古芳，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好朋友叫陈国钦，陈国钦那时才二十多岁，是一个八卦拳很厉害的人物，于是我们跟着林古芳学国乐，跟陈国钦学八卦拳。陈国钦有一天问我们，有没兴趣去听一听藏传佛法。

我们说好。

那个地方在新店五峰山，是台北近郊。我们第一个老师就是五峰山的林上师。台湾和藏传佛教的联系很薄弱，林上师是屈师祖的学生，是屈师祖带着藏传佛法到的台湾，而他和乃竺的爷爷是一卦的。

所以你怎么会不相信因缘，不相信因果？

我们就这么懵懵懂懂地接触到了藏传佛法。那是1976年，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有了这样的基础， 1978年，我们决定在五峰山结婚，然后出国留学。

我们刚到美国，伯克利也有个佛法中心。我们搬了家后，总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后来发现那是孔雀的声音，打开窗户看出去，对面就住的一个喇嘛。那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我们总是碰到和佛法有关的事情。

后来我们从美国回到台湾，就陆续请一些活佛到家传佛法，一传就是一两个月，我们家就成了聚会的地方。那时候台湾没什么人学藏传佛教，我们把它当学术来研究。

我们不但一起研习佛法，也面对生死。

我们在1985年就认识了宗萨仁波切。那时他才二十出头，第一次到台湾来，我还记得丁姐回到家说，“不得了了”。当年她的身份是翻译。别人将藏文翻译成英文，她再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她还替老师翻译佛法。早期学藏传佛法的人，看到她在台上，就会非常安心，知道只要她翻译的，肯定是非常准确的。她真的是懂。

我跟她 一起生活那么多年，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学的。

“这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就是知道。”她说。

她教我学会忍辱

当时我们的生活忙碌到什么程度，你可能没办法想象。导戏就已经要疯掉了，在台湾很长时间我还教书，教书的量是一般教授的两到三倍，因为缺人，没有人教这些课。我当年是副教授，一周教8小时就够了，可我一般都教二十多个小时。她开始时在电脑公司上班，还要搞剧团，还要为佛法的活动筹款，还要翻译。有一次，大概是1990年，她为宗萨仁波切一个很大的活动筹到很多款，我心想，可以了吧，你这么累，他们有基础可以盖庙了。可是我发现，不断有新的人有新的要求找她，她就会去继续做。

太多人碰到事情就找她，她就是万灵丹，传说中的如意宝。谁有任何问题找她，她一定放下一切细心又耐心地解决你的问题。

我们的生活，很多人不能理解。因为我们不应酬。到了一个年龄，我们都不大出门，除了工作就是在家里。

乃竺到底在做什么？我可以稍微透露一点。有时候我回到家，看到又有人在客厅，他们很小声地和乃竺在谈话——又有一个朋友因人生中碰到问题找乃竺谈话。

她不只是为我做事情， 她为太多人做事情。对一无所有的人、大财团的人，她都没有分别心，不论他是什么人。

但她不愿意出现在台前。她没有很想演戏，我和金士杰都觉得她是《暗恋桃花源》里云之凡的理想人选，但她就是不爱。如果她个性有稍稍不同，她可能是一个大明星。她有那个魅力，她在表演上有那个能力。但她都退在后面帮助别人。

当然从中得利最多的是我。

我有个新加坡的朋友，叫郭宝坤，他也是新加坡的“戏剧之父”，1988、1989年的时候，他和荣念增会组织一些华人精英的研讨会或者讲课，包括余秋雨、杨世鹏和我都受邀，我因此和郭宝坤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8年的时候，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最近忙吗”，我说“很忙啊，在做一个新的戏”。郭宝坤是一个很典型的、优雅的中国人，在新加坡讲一口北方话。他说，有个事可能要请你帮忙，我6月份有个演出，希望你帮我导。我明天要进医院切除一个肿瘤，可能没办法导，你能帮我吗？

他这样说我没办法拒绝。

那部戏就是和人艺合作的《红色天空》，主演是林连昆等人艺的老艺术家，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他跟我说你一定要来北京导戏。

到了1998年底，我们就去了北京。

其实在1992-1993年，杨世彭帮我们导《推销员之死》的时候，因为用英若诚做翻译，我们请英若诚来台湾。后来他回请丁姐到北京玩，带她到处看，那时候丁姐就对北京有很深的印象，她回来后跟我说，我们可以慢慢地考虑到大陆做演出。

2008、2009年，我们有个很大的改变。我们第一次和大陆合作创作新的作品《一起看电视》。这个过程，乃竺在推动很多事情。2008年底，我做了《宝岛一村》。2009年女儿结婚，我做了听障奥运会。将近两年时间里，她作为总监制，担任所有的繁琐的工作。那之后我们开始做大型活动。

后来就碰到“百年庆典”。当时的“副总统”萧万长亲自找我，我不想做，躲起来，让乃竺对付。最后剩不到一年了，他们又找到我，说真的没人做。乃竺想到她爷爷的渊源，说那就做吧。

想不到那是这么大一个反弹。（注：台湾“百年庆典”，正逢选举期间，赖声川总策划、导演的庆典活动被绿营抓住进行大肆抨击，他因此陷入“弊案”风波，和“攀附权贵”指责。）

事后回想起来，她也很懊悔。她有自责。我不断地安慰她，我跟她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我们的人生里面不管顺的还是逆的，我们能接受的话，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的。说实话，比如我能够体会劳工阶级、广大群众在想什么，也就靠的那5年的打工生涯。我为什么更了解人性，就因为有那5年。好像老天爷安排好似的。那5年真的很苦，苦过来就得到太多东西。

像这次，“百年”的事给我们那么大的打击。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做错事被人骂，你要检讨；如果没做错事被人骂，那叫修行。

要学会忍辱。去学习任别人胡说，不还口。这些是乃竺教我的。以前我的个性不是这样，你误会我污蔑我，我没做错事，我绝对要反抗，不能接受。

她真的不断地在教我，“不行，你就要接受。” “你要看清楚，你还手，一点用都没有。”“了解你的人就相信，不了解你的永远觉得就这么样的。”这次是我很重要的一课。

而她那时候受的打击就因为我，她不忍心看到别人这样对我，所以会自责。反过来我也一直安慰她，“我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我的人生里做的决定，这个决定我做了，我不会怪任何人。”我一秒钟都没有怪过她。

她自己觉得怎么误判了那件事。但和那次我们钱被骗光了一样，对我们是一个转折。而且时间会改变很多。现在，这事情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了，而我们还是一样非常幸福。

它也让我在人生里更往前走。

慢慢地我们的重心就转移了，转到大陆，转到美国。回头去看台湾，舞台已不在那了，虽然那里曾经是。

仿佛不断有强烈的暗示，让我们不断地改变。

这之后，我们和央华合作在大陆演出，做乌镇戏剧节，《如梦之梦》能重做，又有了上剧场，我们还是那么幸福，还有了两个（外）孙子。人生在不断前进，靠的是这些事情。佛法上我们也没有停止，不断在修行。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在过的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忙碌生活。

我们两个加起来才是一个我们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不但生活在一起，还工作在一起。

太多人不理解，我们可以在一起共事。我们分工明确，我管创意、她管制作。当然有交集，但我们就讨论。我们之间的沟通一直非常好，我们一直很在意彼此间的沟通，一天没讲过话，就不舒服。讲的话都是所有事掺和在一起的，工作的、家庭的、佛法的都掺在一起了。这感觉很微妙。

郭宝坤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他写过一篇短文谈我们，他说：朋友和家人不分，工作和休闲不分……什么都混为一体就对了。

我们以前住在阳明山的时候，车库就是我们的办公室，我穿过厨房就去上班了。耘耘在家总是看到，演员不按门铃就进家了，或者穿着僧袍的人在家走来走去。上世纪80年代，家里最高峰时每天晚上有一两百人，他们来听佛法，一待就是两个月。

我和乃竺是各自进行修行的，随时有体会都会彼此说。她不会有问题，一定是我有问题问她。我还没碰过我有问题她解答不上来的。我一直鼓励她开一些课，她坚持不肯。

她很少有过度的情绪，一直很平和。

我们做《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的时候，和张小燕（台湾著名综艺主持人）合作，慢慢地，她对乃竺也有些了解，后来在节目里她公开说，“丁乃竺啊，如果这时候房子烧起来了，她也会说，‘嗯，也不错。烧完还可以重盖’。”

“百年”的事情，我们最难的时候，她也没有太大的情绪，她就是每天看网上的状况是什么，我们还能做什么。

她睡眠非常好，我睡眠不好，半夜如果她发现我睡不着在那翻，她就会帮我按摩，一直到我睡着为止。几十年来都是这样。

但她不会让别人感觉到“我在奉献”。你真要了解一个人，要从这些细微的地方看。

她太多东西跟我不一样，比如我会累积东西，她会丢掉；她要减少，我要增加。我们出去旅行，她没有任何意见，全部我主导。她可能觉得我比较乱，但就说一两句，没别的了。在这些细节上，我们彼此从来不会抱怨。

我现在看她，中国人讲的那句话再贴切没有，就是“另一半”。这是很深刻的感觉。“另一半”的意思是，我们单独是不成立的，我们是一体的。就好像我们两个加起来才是一个我们。

我们不能奢望可以更好，所以也更珍惜。我们也不炫耀。我也不认为夫妻就是该这样，世界上的爱情和情感维系都很艰难，像我们这样融洽的不是太正常——我愿意这样说。所以我们特别珍惜。

所以，如果夫妻之间没有更深的追寻，很容易散掉，很容易瓦解。如果彼此关系是建立在金钱或者简单的吸引力上，那个东西很快、几年内就可能散了。那个追寻，不叫做公司要上市或者什么的，是短短的人生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以及生命到底是干什么的。有这样更深的彼此的追寻，你才有真正的话题可聊。如果你的话题总是，“表坊今天怎么样，卖了几张票”，两三年就疲了；或者“你爱不爱我，我爱不爱你”，一年就疲了。要真正的长久不是这些。

我们到今天已经结婚38年了。必定有更深的东西，要不然两个人早就不说话了。

这些年，我们两个都会找时间去旅行，好比去年，我们到美国俄勒冈导戏，我就特意早去一周，去一些我们喜欢的地方，就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

作者简介：赖声川，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博士。29岁开始剧场创作，他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使濒于灭绝的台湾相声起死回生，《暗恋桃花源》30年后仍为舞台剧经典，为喜爱戏剧的人们所称颂。赖声川至今编导舞台剧20多部，其中包括轰动亚洲的七个半小时史诗《如梦之梦》，并于2013年起有机会被搬上大陆戏剧舞台。他被誉为“亚洲剧场导演之翘楚”，是华文世界最著名的剧场工作者之一。赖声川与妻子丁乃竺自大学时代相识相恋后结婚，至今38年。丁乃竺一直作为表演工作坊的制作人帮助赖声川的戏剧事业。

令箭

小说越烂越挣钱？
[英]约翰·萨瑟兰

我们触手可及的伟大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无论我们多么雄心勃勃、勤勉不怠，穷尽一生也无法读完。不仅如此，每年还有更多的佳作被输送到世界的大书库中。我们谁也难以翻越书山。但是，如果我们沿着仔细选择的道路前行，若能走过山麓丘陵已是万幸，因为书山的巅峰一再增高。勿论世界书库，仅仅回顾本书中提到的所有作家，我们便会发现自己的渺小：即便是饱读诗书的人终其一生也不见得读完了莎士比亚的39部戏剧[我惭愧地自认没有坚定地翻开《伯里克利》（Pericles）]，简·奥斯汀的所有小说，或者丁尼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我们可以将超市货架上的所有商品都放入自己的购物车中，也不能读遍世上所有的文学作品（即便是其中的一些样本）。

除了世界名著，我们尚有更大的一堆书籍要应付，那就是一般的文学作品。美国杰出的科幻小说作家西奥多·斯特金（Theodore Sturgeon）曾说过：“90%的（科幻）小说都是粗制滥造的；不过，所有事物中也仅有10%才是精华。”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共有200万册图书被归为“文学类”。据统计学家估计，一个中等文化水平的人一生会阅读600部文学作品。然而，如果我们坦诚的话，便会承认这600本书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属于斯特金口中的“粗制滥造品”。例如，环顾候机大厅里的人们（在这里，人们原始的恐惧告诉他们，手捧的或许是这一生读到的最后一本书），你会发现人们阅读的大多是丹·布朗 和吉利·库珀 的作品，而非古斯塔夫·福楼拜或者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作。

2012年的布克奖和科斯塔小说奖（Costa Fiction Prizes，在39章中会更详细地介绍到这一奖项）获得者是希拉里·曼特尔 。她的获奖作品为历史小说《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这部小说在半年内便销售了接近100万册。这是50年内这两项奖项的获得者所从未有过的成绩。然而，将《提堂》的销售成就与E·L·詹姆斯（E. L. James）的小说《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在同样时间段内售出的数千万册相比，我们便会发现其中端倪。《五十度灰》被人们轻鄙地戏称为“以女主角众多性爱描写为主的小说”。毋庸置疑，这本小说从未获得过任何文学奖项，也被人所轻视。所以，结果怎样呢？詹姆斯夫人一路流着眼泪走向了银行（她会自信地告诉你，她将用几百万稿酬来重新打造自家的厨房）。

对于上面的数据，我们有两种解读方式。那些具有清教徒思想的批评家会认为这是“普通读者”（还记得第14章中约翰逊博士的说法吗？当然，约翰逊博士是不会鄙视这样的读者的）文化堕落的证据，无可救药。然而，若我们对喜爱粗糙文学的读者报以更加实用性的眼光，便会发现这种现象也是健康的。尤其是当我们做大局观，情况更是如此。例如，E·L·詹姆斯的作品由兰登书屋旗下的出版社出版。要知道，兰登书屋这个大型企业集团旗下还拥有出版过诸多“体面的”阳春白雪作品的企鹅出版社。自从艾伦·雷恩（Allen Lane）在1935年创立了高品质的平装胶订生产线后，企鹅出版社就成为将高端文学送入寻常百姓家的主要渠道之一。雷恩毕生都致力于将有时代性的文学佳作推向图书市场，且所定的价格与出品廉价读物的连锁店沃尔沃斯（Woolworths）一样（与沃尔沃斯同类型的零售店在美国和英国都有）。它们让我们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享受高端文学的饕餮盛宴。

因此，交叉补贴意味着以“低端”文学作品的销售收入来弥补“高端”文学的欠佳销量（当然，高雅文学中的一小部分也可以如希拉里·曼特尔的作品一样畅销）。交叉补贴也可以通过神秘的方式完成。提携及出版T·S·艾略特的作品对1929年费伯–费伯出版公司（Faber & Faber）的筹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自此，它成为英语国家备受尊崇的诗歌出版机构。作为一位诗人，如若有幸让费伯–费伯出版公司出版自己的诗作，那将是至高成就的标记。那么，近几十年费伯的财务状况又是依靠什么得以积极健康地发展呢？是《荒原》的销量？还是泰德·休斯抑或菲利普·拉金诗作的营业额？都不是，费伯的财务收益得益于《猫》（Cats）的附属权收入。《猫》是安德鲁·洛依德·韦伯 久演不衰的音乐舞台剧，改编自艾略特诗歌《擅长假扮的老猫经》（Old Possum’s Book of Practical Cats）中延伸出来的笑谈。T·S·艾略特所出版的作品绝非“低端”（更不是“粗制滥造的”）。然而，《擅长假扮的老猫经》也不是公众心中普遍认为的成就艾略特盛名的重要作品。

如果我们能秉持着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或许将那些“不高端”的文学作品（即那些“非经典”、“非典范”及“品质一般”的作品）称为“流行文学”会比说它们“粗制滥造”更能说明问题。“流行”的言下之意是说这部作品“属于大众”，而不仅限于教堂、大学或

政府等机构所有。风靡15世纪英国的神秘剧（详见第6章）是流行的。相比之下，当时的拉丁文《圣经》却是属于机构的。今天，我们仍然要接触到一些制度规定需要阅读的文学，例如，中小学校、研究机构及大学中必须学习的作品。

小说是流行文学类型中的翘楚。当某部小说获得成功，它总能激发人们“不加挑剔地”购买。自小说诞生之日起，这一特征便存在。当塞缪尔·理查森出版了小说《帕梅拉》（Pamela，1740），这部记录美丽的女佣被好色的主人迫害的作品引发了一场“狂热”—尤其是在当时的女性读者中。每当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出版了自己的一部小说，便有大批拥趸包围书店，急切地撕掉包装书本的棕色纸张，站在街边就开始阅读。对于这样的“蜂拥读者群”，我们简直如数家珍。这种盛况的巅峰便是7册《哈利·波特》出版的时候。每一部《哈利·波特》面世对读者来说都好像节日一般，值得庆贺。他们身着巫师的服饰，在书店门口彻夜排队守候。促使他们如此做的原因，并非《哈利·波特》出现在《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中，抑或A级别考试大纲中囊括了这本书。

“畅销书”是一个相对近期产生的词汇（最早有记录的使用是在1912年）。同样，“畅销书榜”出现的时间也并不长。首个此类排行榜于1895年诞生于美国。英国一直以来对“畅销排行榜文化”的忧虑缘起于对这种代表“美国化”的产物的不欢迎态

度—他们认为畅销书就是一本“美国式的书籍”。这对于美国来说无可厚非，可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文化则不尽然。重要的是，英国图书产业直至1975年仍然抵制任何具有权威性的畅销书单进入自己的圈内。英国书业人士认为，书籍并不能像全国越野障碍赛马中的马匹一样，互相“竞争”。更糟的是，畅销书排行榜的形式贬低了书籍的价值，也打击了图书产业的多样性。它损伤了睿智读者们所应具备的“识别力”（所谓识别力，即读者们在选择书籍时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要读的是“这一本”，而非“那一本”；又或者“先读这一本”再读“那一本”）。于是，这样的争论至今不休。

此外，另一事实的出现让畅销书榜单的功过争论变得更加复杂，那就是畅销书通常出现得令人莫名其妙。例如，《五十度灰》原是一部为澳大利亚的一个读者群写作的网上“同人小说”，它的作者在文学圈里也“名不见经传”。尽管如此，出版公司开发了3套策略（同样，也主要是在美国）将读者们“莫名其妙”的感觉弱化到极致。这3种策略便是：“划分类别”、“设立特许经营”与“仿效主义”。

正如我们在第17章中所探讨的，读者在书店中可以自由“检索”图书。反过来，书店也可以通过将与你所检索特征相类似的书籍都放在同一“类型”的书架上来指导你找到心仪的图书。这些“类别书架”丰富多彩：从科幻到恐怖，从浪漫到凶杀或者悬疑。这便是策略之一的“划分类别”。而第二种策略“设立特许经营”的运作方式则完全不同。读者们通过它建立起零售商们所说的“品牌忠诚度”。读者们会因为欣赏史蒂芬·金（每次，书籍封面上史蒂芬·金的名字都不出意外地比标题要大）过往的作品而去购买他最新的小说。“仿效主义”顾名思义，就是简单地“跟风”。让我们仍旧以《五十度灰》为例来说明第三个策略。这本书的出版激发了各种各样拥有与之相似的封面、标题和主题的作品排山倒海而来。此外，也不乏对它的恶搞之作面世。[（其中，我最喜欢的一本是《格雷伯爵的五十道阴影》（Fifty Shades of Earl Grey）。]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便会发现，畅销书榜单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将销量排名化，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人们的“从众心理”。你选择一本畅销书的原因是大家都购买了它。一旦人们被训练得适应了畅销书籍的选择机制，那么人们也就自然忘记了对书籍“精挑细选”（即审慎地选择读物）。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于2005年出版。当时，对这本书所有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然而，整整两年它都雄踞销量榜榜首。从众的读者们竞相购买，用金钱支撑着畅销排行榜上书籍的地位。

大多数畅销书籍都如昙花一般稍纵即逝。它们通常都是“时令书籍”，今年的榜单上一定排列着与去年完全不同的书籍名称。然而，有少数书籍还是经受得住时间的历练，长时间名列榜

单之上。我们也可以通过考究流行文学长达数年甚至数个世纪之久的不同生命轨迹，来了解它们的运作机制。《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便是个很好的例子。维克多·雨果 以1862年法国此起彼伏的政治动荡为背景，在这部小说中展现了主人公囚犯24601（Prisoner 24601）与贾维警长之间史诗般的斗争故事。这本书首先以法语出版，随即便有10种语言的译本诞生。作为一部在全球出版的读物，《悲惨世界》的畅销无疑是个巨大的、迅速的成功。有报道说，在美国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期间，雨果的小说是对峙的两方都广为阅读的书籍。在小说出版之后的数十年中，戏剧改编版一直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演，长盛不衰。此外，《悲惨世界》被改编成电影就有不下12次。1985年，一部制作并非精良的音乐舞台剧在伦敦的巴比肯中心剧院首演。尽管反响欠佳，它仍被《悲惨世界》的官方网站评为“世界上演出时间最长的音乐剧”—“来自世界上42个国家，说22种不同语言的6 500多万观众都欣赏过这部音乐剧”。在2013年洛杉矶的奥斯卡颁奖盛典上，（由1985年音乐剧改编而来的）最新的一部电影横扫全球，赢得了三座“小金人”。

没有人会说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不流行。同样，如果我们足够诚恳，我们也不会认为它是“伟大的文学”。它属于乔

治·奥威尔口中的“优劣参半”的一类书籍。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原著忠诚度改编的小说，都保留了一个共同的核心元素：犯人与狱卒间长久的斗争以及原著中所传递出的社会信息。雨果将这种信息称为“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窒息感”。正是这种感觉引发了犯罪[小说中的冉·阿让（Jean Valjean）所犯的罪是为饥饿的家人偷了一块面包]。

对《悲惨世界》的诸多不同表现形式是否是对原著贬低性的开发？对此，我并不以为然。作为一部流行小说中的杰出作品，它在本质上有能力不断演进，改进自身，像液体一样将自己融入时下不断变化的文学文化潮流中。有些流行文学可以做得到这一点，但大多数实力不济。例如，不会有根据《达·芬奇密码》改编的音乐剧，《五十度灰》也不可能赢得2120年的奥斯卡奖。

那么，诗歌方面的情况又如何呢？我想，人们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诗歌是个少数人感兴趣的文学领域，只能在刊登试验性文艺作品的非营利性杂志、无名诗人诗集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手中看到它的身影。人们甚至会认为，“畅销诗歌”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个悖反，给人的感觉与“大虾”一词无异。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会发现诗歌从未如今天一般流行过。与以前相比，我们每周花在诗歌上的时间更多了。前人从未像我们今天一样，仿佛“生活在诗歌中”。这又是缘何而起的呢？

诗歌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单卷诗集或许要数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了。它帮我们发掘了“抒情的”（lyrical）和“歌谣”（ballad）二词的根本意义。“抒情的”（lyrical）一词让我们想到了一种古代乐器—七弦竖琴，又称里拉琴（lyre），它是吉他的前身（据说，荷马曾在里拉琴的伴奏下背诵史诗《奥德赛》）。而“歌谣”（ballad）则与舞蹈有关[同样，还有“芭蕾”（ballet）]。那么，什么是鲍勃·迪伦和着吉他吟唱的抒情诗呢？而迈克尔·杰克逊和碧昂斯的舞蹈或音乐录影带又为何物呢？一代一代的人们又是如何理解科尔·波特 创作的歌谣的呢？对于视野开阔且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们来说，在流行音乐中寻觅“文学”的芳踪并不显得离谱。流行音乐的文学性并不亚于1802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一同创作的那卷诗歌。换言之，仔细观察，你就会在泥渣中找到珍珠。

令箭

赏析书画艺术，常使人联想到这么一句话：千丘万壑，无一笔不减；枯枝瘦石，无一笔不繁。当然这是在评判北宋人和元人的书画艺术，后人洗练而成的传世之言。可以说这“不减”“不繁”就是书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书画艺术引发审美意象的内在性根源。唐人说“书画异名而同体”。异名为什么又是“同体”呢？原来这个“同体”就要求书画枯枝瘦石乃繁重，千丘万壑乃轻灵。去年8月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书画艺术家王治洪先生的作品集《醒醉由他——画卷书卷》，赏析之余给笔者的感觉就是作者对这种艺术境界，自有其自己的追求与实践。

在《自在不觉夕阳斜》的画中，就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一样，我们从细长垂挂的丝瓜和悠闲自得的鸬鹚，看出了夏的凉意。肥满的鸬鹚，一摇一摆的足底，倒也闲庭细步，踏碎池边的水珠，在夏日的夕阳下，透出一派闲趣。这就如董其昌所谓：“画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棱钩角是也，暗者如云横雾塞是也。”在《清凉世界》里，几只小鸡在丝瓜藤的绿荫下，悠然消夏。照理说，文字的“清凉”你怎么用笔触来表示？这就如同苏轼咏唱牡丹的名句：“一朵妖红翠欲流”。钱钟书说，明说是红，那能又说翠？显然这个红是实在的红，画面当然好处理，但这个虚幻中的翠，这观念中的翠，画面又如何表现？这是否就是画的不可触碰的界限：所谓画“一水”“两崖”易，画连续“三声”的猿啼难？但在王治洪的《清凉世界》中，这个界限似乎有了峰回路转的可能。小鸡的欢展，丝藤的缠攀，丝瓜的水灵，无一不透出天凉与地爽。真可谓丹青入巧思，给人以浪起山头，尘生井底的豁然。

《不能松口》这幅图述说的是这么一个理：猫与鱼，就像龙与虎，争斗是其进化的一个结果。所以“龙虎斗”这句固定的词语搭配，显现的是对立的内在性和必然性。同理，猫与鱼，其不共盖天也在于其生物本身内在进化的使然。这种天然的吃罢一方的“敌对”关系，是鱼的可爱，更是猫的超萌。你看，猫爪的全力捕拿从猫的姿态上可以看出。而可怜的鱼呢？除了张嘴示屈之外还能做什么？但有仁慈的猫吗？也就是说本性虽难移，但偶发的松口仁慈之举，猫能不能做到？在残忍与仁慈之间，猫所扮演的角色会变化吗？佛家的不杀生，对猫适用吗？这就是很深奥的哲学之道了。黑夜里，各色的猫一般灰。这是人在月色下看猫的结果。白昼里，各色的事物一般明。这是猫在阳光下看事物的结果。但不管怎么看，这正如这幅画的边款所言：佛家常言不要执着，但众生皆不能松手。这是为什么呢？其根源性在那里呢？竹竿上晒了一条鱼，猫跳将起来将其咬住。一旦松口，不可逃脱的命运就是必然会掉下来。王治洪对此不无深刻地解释说：这就好比人的欲望，一生执着追求名利，但皆与生命无关，安然生命方是正途。

同理，在《吃完了》这幅画里，只剩下骨骸的鱼形与躺在那里喘息着幸福感的猫，看上去是一种残忍的对立，但透出的则是猫的细语：鱼呀鱼，我们其实是天生的一对。我会在天国守护着你完整的“玉体”。这就接近了南宗文人画的理想，非常的简约。这里的简约是空间的简约，更是思想的简约。百分之九十的余白，猫姿只占一角。这就以最省略的笔墨，获取了最深远的艺术效果。以减削迹象来增加意境，虽人人可为之，但绝非人人可自觉的为之。

这就如同“大雪盖疏林， 梅开两三枝”，这“两三枝”的禅意，就需要铃木大拙所说的灵性了。

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画不比叙事诗。叙事诗能展开能伸缩能对话，所以能表现“伟大的尖端”。但画本质上是对空间的静止和对时间的限定。不能再生发，是绘画艺术的处女性。因此黑格尔说画只能抓住一个“片刻”。如画打仗，就得画胜负可分而战斗尚酣的片刻。这就是“富于包孕的片刻”。而照莱辛的说法，这个“包孕”就像女人怀孕，她包含从前种种，蕴蓄以后种种。从这个视角来看王治洪的画，我们也看到了画品避免“顶点”，总是用“片刻”恰到好处地将一切悠然而止，从而生发出余地。如《难入境界》、《残叶轻摇十里香》、《一湖风月》、《花不知鱼乐》等画品，就非常娴熟地把握了“富于包孕的片刻”的画机，将一个无限可能的生发世界，用不多的笔墨给展示了出来。沈括言“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看来作者是心领神会的。

如果说画如其魂，那么说书如其灵，大抵是不会错的。画魂与书灵。画者，通书道；书者，通画道。这在艺术文化史上非常多见。但问题在于，虽然书画都属于空间的视觉艺术，虽然都是用线条托起的一个荒凉世界，但因人的气质情性而异，表现出的艺术水准和艺术感染力也是有异的。这就像莱辛大赞但丁《地狱》曲里描写饥饿的诗句，说虽然人人都会写饥饿，但语约意远的诗句只能出自但丁之手一样，画家一般也是书法家，但能达到王治洪炉火纯青的书法艺术的境界，恐怕为数不多。难能可贵的是王治洪深得书法诸体的精髓，再以自己的任性，将气韵撒泼于纸上，有一种酣畅流利的快感，更有一种深藏不入的机锋。如作品《醒醉由他》，在纸上跃动的就是一个喝刚完深酒，疯癫街头之后的半醒半醉似醉似醒的那颗疲惫之心。一个《禅》字，一个《道》字，大大的，重重的，浓浓的，似乎是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和画室所有的墨汁，将“大象无形”泼洒在一个日益堕落的世界。无疑，是想警示什么，是想惊醒什么，是想撼动什么。书法中渗透了人文的焦虑。而“故国三千里”的草书，则是用一泻千里的力量，叫了“一声何满子”。至于是否“双泪落君前”则是各人寸心寸解了。当然，柳体的灵犀，汉隶的润脂，颜体的腴酥，魏碑的空灵，在王治洪的笔下都成了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皱的一窗梅月。读来令人书剑沉埋，莫忘初衷。如果说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那么显灵莫高于书。书显灵，在王治洪的书法作品中则是“无心无道”的“捏泥成佛”。成佛是讲思想是要以色显空，但空不可能因色而尽显。所以极好的说法是——醒醉由他。理是在于掩映醒醉之间的。

终日习字绘画的王治洪，自语“屠狗功名惧无，雕龙文气犹在”。时常发出“无人同醉”的感慨，实则是“一念不生”的法尔自然。如果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所谓“无我相”的话，那么，画人“心到啼猿破”则是烟云之兴的“行有道”。从“无我相”到“行有道”，这里有二个灵魂，它们总想分道扬镳，但生命体则将它们紧紧捆绑在一起。问题是生命体的底部，则是由“同醉”构成。这里的“同醉”显然就是生命的最高排场。

令箭

赏析书画艺术，常使人联想到这么一句话：千丘万壑，无一笔不减；枯枝瘦石，无一笔不繁。当然这是在评判北宋人和元人的书画艺术，后人洗练而成的传世之言。可以说这“不减”“不繁”就是书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书画艺术引发审美意象的内在性根源。唐人说“书画异名而同体”。异名为什么又是“同体”呢？原来这个“同体”就要求书画枯枝瘦石乃繁重，千丘万壑乃轻灵。去年8月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书画艺术家王治洪先生的作品集《醒醉由他——画卷书卷》，赏析之余给笔者的感觉就是作者对这种艺术境界，自有其自己的追求与实践。

在《自在不觉夕阳斜》的画中，就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一样，我们从细长垂挂的丝瓜和悠闲自得的鸬鹚，看出了夏的凉意。肥满的鸬鹚，一摇一摆的足底，倒也闲庭细步，踏碎池边的水珠，在夏日的夕阳下，透出一派闲趣。这就如董其昌所谓：“画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棱钩角是也，暗者如云横雾塞是也。”在《清凉世界》里，几只小鸡在丝瓜藤的绿荫下，悠然消夏。照理说，文字的“清凉”你怎么用笔触来表示？这就如同苏轼咏唱牡丹的名句：“一朵妖红翠欲流”。钱钟书说，明说是红，那能又说翠？显然这个红是实在的红，画面当然好处理，但这个虚幻中的翠，这观念中的翠，画面又如何表现？这是否就是画的不可触碰的界限：所谓画“一水”“两崖”易，画连续“三声”的猿啼难？但在王治洪的《清凉世界》中，这个界限似乎有了峰回路转的可能。小鸡的欢展，丝藤的缠攀，丝瓜的水灵，无一不透出天凉与地爽。真可谓丹青入巧思，给人以浪起山头，尘生井底的豁然。

《不能松口》这幅图述说的是这么一个理：猫与鱼，就像龙与虎，争斗是其进化的一个结果。所以“龙虎斗”这句固定的词语搭配，显现的是对立的内在性和必然性。同理，猫与鱼，其不共盖天也在于其生物本身内在进化的使然。这种天然的吃罢一方的“敌对”关系，是鱼的可爱，更是猫的超萌。你看，猫爪的全力捕拿从猫的姿态上可以看出。而可怜的鱼呢？除了张嘴示屈之外还能做什么？但有仁慈的猫吗？也就是说本性虽难移，但偶发的松口仁慈之举，猫能不能做到？在残忍与仁慈之间，猫所扮演的角色会变化吗？佛家的不杀生，对猫适用吗？这就是很深奥的哲学之道了。黑夜里，各色的猫一般灰。这是人在月色下看猫的结果。白昼里，各色的事物一般明。这是猫在阳光下看事物的结果。但不管怎么看，这正如这幅画的边款所言：佛家常言不要执着，但众生皆不能松手。这是为什么呢？其根源性在那里呢？竹竿上晒了一条鱼，猫跳将起来将其咬住。一旦松口，不可逃脱的命运就是必然会掉下来。王治洪对此不无深刻地解释说：这就好比人的欲望，一生执着追求名利，但皆与生命无关，安然生命方是正途。

同理，在《吃完了》这幅画里，只剩下骨骸的鱼形与躺在那里喘息着幸福感的猫，看上去是一种残忍的对立，但透出的则是猫的细语：鱼呀鱼，我们其实是天生的一对。我会在天国守护着你完整的“玉体”。这就接近了南宗文人画的理想，非常的简约。这里的简约是空间的简约，更是思想的简约。百分之九十的余白，猫姿只占一角。这就以最省略的笔墨，获取了最深远的艺术效果。以减削迹象来增加意境，虽人人可为之，但绝非人人可自觉的为之。

这就如同“大雪盖疏林， 梅开两三枝”，这“两三枝”的禅意，就需要铃木大拙所说的灵性了。

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画不比叙事诗。叙事诗能展开能伸缩能对话，所以能表现“伟大的尖端”。但画本质上是对空间的静止和对时间的限定。不能再生发，是绘画艺术的处女性。因此黑格尔说画只能抓住一个“片刻”。如画打仗，就得画胜负可分而战斗尚酣的片刻。这就是“富于包孕的片刻”。而照莱辛的说法，这个“包孕”就像女人怀孕，她包含从前种种，蕴蓄以后种种。从这个视角来看王治洪的画，我们也看到了画品避免“顶点”，总是用“片刻”恰到好处地将一切悠然而止，从而生发出余地。如《难入境界》、《残叶轻摇十里香》、《一湖风月》、《花不知鱼乐》等画品，就非常娴熟地把握了“富于包孕的片刻”的画机，将一个无限可能的生发世界，用不多的笔墨给展示了出来。沈括言“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看来作者是心领神会的。

如果说画如其魂，那么说书如其灵，大抵是不会错的。画魂与书灵。画者，通书道；书者，通画道。这在艺术文化史上非常多见。但问题在于，虽然书画都属于空间的视觉艺术，虽然都是用线条托起的一个荒凉世界，但因人的气质情性而异，表现出的艺术水准和艺术感染力也是有异的。这就像莱辛大赞但丁《地狱》曲里描写饥饿的诗句，说虽然人人都会写饥饿，但语约意远的诗句只能出自但丁之手一样，画家一般也是书法家，但能达到王治洪炉火纯青的书法艺术的境界，恐怕为数不多。难能可贵的是王治洪深得书法诸体的精髓，再以自己的任性，将气韵撒泼于纸上，有一种酣畅流利的快感，更有一种深藏不入的机锋。如作品《醒醉由他》，在纸上跃动的就是一个喝刚完深酒，疯癫街头之后的半醒半醉似醉似醒的那颗疲惫之心。一个《禅》字，一个《道》字，大大的，重重的，浓浓的，似乎是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和画室所有的墨汁，将“大象无形”泼洒在一个日益堕落的世界。无疑，是想警示什么，是想惊醒什么，是想撼动什么。书法中渗透了人文的焦虑。而“故国三千里”的草书，则是用一泻千里的力量，叫了“一声何满子”。至于是否“双泪落君前”则是各人寸心寸解了。当然，柳体的灵犀，汉隶的润脂，颜体的腴酥，魏碑的空灵，在王治洪的笔下都成了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皱的一窗梅月。读来令人书剑沉埋，莫忘初衷。如果说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那么显灵莫高于书。书显灵，在王治洪的书法作品中则是“无心无道”的“捏泥成佛”。成佛是讲思想是要以色显空，但空不可能因色而尽显。所以极好的说法是——醒醉由他。理是在于掩映醒醉之间的。

终日习字绘画的王治洪，自语“屠狗功名惧无，雕龙文气犹在”。时常发出“无人同醉”的感慨，实则是“一念不生”的法尔自然。如果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所谓“无我相”的话，那么，画人“心到啼猿破”则是烟云之兴的“行有道”。从“无我相”到“行有道”，这里有二个灵魂，它们总想分道扬镳，但生命体则将它们紧紧捆绑在一起。问题是生命体的底部，则是由“同醉”构成。这里的“同醉”显然就是生命的最高排场。

令箭

我有几个朋友若干年前就立誓不看内地和香港的华语电影，我可没有这么激烈决绝。但若干年来，被一个又一个曾经心水的华语电影导演伤了胃，于是粉转路人，路人转黑。于是，这两年已经几乎没有哪部华语电影有着迫不及待想去影院先睹为快的冲动，一定等上映之后的口碑、口碑、口碑垒到一定程度才去观影。

周星驰，星爷是个例外。粉了那么多年，从没有令我失望过。因此，《美人鱼》上映之后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去影院看了。也依然没有令我失望。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个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观众，对《美人鱼》也有不同的观感。正如星爷自己就是一个被其他人毁之誉之都趋于极端的影人，对《美人鱼》的评价也趋于“很喜欢”和“很失望”的两极。影片口碑如何，尽可以去检索已经泛滥的影评，我也不欲再往其中添一勺。我下面要谈的，不是影评，而是由影片、影人、观众，以及所处的当下，整个电影情境。

美人鱼

《美人鱼》是部用无厘头的外壳，环保的里衬所包裹的一个爱情故事。不说它的无厘头，不说它的环保主题，也不说它的爱情故事。说里面的男主角，邓超所饰演的角色，一个霸道总裁。

虽然影片情节比较简单，故事框架也没有太多新意，邓超在影片中的心路历程，情感逻辑有着鲜明的星爷的风格。一个疯狂追求并且取得成功的霸道总裁，在被一个连人都算不上的人鱼所吸引，然后三观倾覆，从曾经只对赚钱有着强烈的兴趣，并且不择手段也要牟取更多财富的富豪，突然就对赚钱丧失了兴趣，转而“大彻大悟”。

他是被人鱼所迷惑的麽？显然不是。人鱼林允的使命是去谋杀他，而不是蛊惑他。他是因为爱上人鱼然后心性大变的麽？也不是。爱上人鱼本身就与他的“转变”根本就是一回事。

从世俗的生活经验角度，邓超的“转变”以及吃一次鸡，飙一回歌就不可救药地陷入爱情，显得突兀而不可理喻；影片也没有铺陈足够的细节来使观众一目了然地了解其原委。但从心理学角度，它却有着可信的逻辑框架。

邓超虽然跻身富豪，但他在富豪的圈子里显然有着源自童年记忆的深深的自卑烙印。从影片开始的大趴蹄受邀而来的富豪们对他的奚落，以及他对合伙人张雨琦讥讽的反应都可见一斑。

阿德勒的个人心理学里认为，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自卑感。然而每个人应对自卑感的方式却并不相同，有些人退缩，回避遭受尴尬；有些人掩饰或否定，不去面对遭受的尴尬；还有些人发奋图强，试图用“成功”的优越感来掩盖自卑的尴尬。所以，出生贫寒的人许多时候比出生优越的人有着更为强烈的追求“成功”的企图心，因为“成功”带来的优越感能冲淡和抵消掉令自己尴尬的自卑感。

换言之，出生贫寒的邓超对“成功”的疯狂追求，表面上是对财富的贪婪，但真正的心理驱动是试图用“成功”的优越感来超越自卑感。可是，当他渐渐感觉到，并最终发现即使自己已经比其他富豪更“成功”，也不能掩盖掉自卑的尴尬，也同样被奚落。

当一个人用尽全力去追求，并且攀上足以傲视其他人的顶峰，却发现自卑感仍然如影随形，他会怎么做？他应该怎么办？一般来说，他可能崩溃，或者退缩。崩溃的方式有很多种，放浪形骸、纵情声色是其中一种；玩世不恭、自毁家业也是其中一种。邓超没有崩溃，他的应对方式是退缩，回复到曾经最熟悉，也最不堪的童年。

人鱼林允所唤起的就是他久违的，熟悉的，试图要掩盖和超越的童年记忆。或者，并不是人鱼唤起，而是由林允与他互动中无意间撩拨起来的童年意绪，恰好挑破了在高压力下面的“成功”假面。回到童年熟悉的感觉中，本质上就是一种退缩；而他也有能力来做到。

好吧。把《美人鱼》无厘头的外壳，环保的主题，爱情的框架统统都拆掉，影片讲述的，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一个退缩的故事，一个追求成功而又成功了的人，发现成功带来的财富、声名并不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心安，所以试图退缩回童年的故事。这个故事，或许才是星爷真正想讲述的故事。

星爷

影片中，邓超成功地退缩回了童年熟悉的感觉，通过一次爱情的救赎。他把财富捐给慈善事业，然后与人鱼太太一起享受宁静、惬意的生活。但生活中的星爷却回不去。

作为星爷的粉丝，多少都知道星爷的辛酸童年。在很大程度上，他自己就是影片中的邓超。

星爷可以为《美人鱼》编织一个童话般的结尾，却无法也无力为现实中的自己筹划出一个满意的归途。所以，作为影人，他编、导的作品，都是在释然他无法退缩回去的焦虑。

其实，有许多的艺术家与星爷一样。正是因为成长历程中所带给他们即使百般成就也无法掩盖的压抑的自卑情结无法释然，所以驱使他们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作品。或者换种说法，通过艺术创作来释放自己的自卑焦虑，它是一种升华。

从这个意义上，尽管星爷不能像影片中的邓超那样，通过一次偶然的爱情邂逅就找到回归初心的心灵归途，但他也有着自己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焦虑。从《喜剧之王》、《食神》，一直到《西游降魔》、《美人鱼》，通过一部部从不令粉丝失望的作品，铺就了他自己的救赎之路。

众生

像我这样的芸芸众生，不仅没有童话般结尾的故事框架来指引人生方向；也缺乏星爷这般的才华来诗意地释然坎坷成长历程中的自卑焦虑。有时候想想，也蛮可悲的。

从50后到70后，从40多岁到60多岁的这个年龄阶段的中年人来说，或多或少在童年、少年的成长过程中都有着不幸，至少是不如意的烙印。这种心理印迹在面对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的时代，尽管商业上取得了足以傲视的成就，但盛世的财富、声名却未必能掩盖掉根深蒂固的自卑焦虑。

这一代人，如果从政，从处级到国级；如果经商，富豪排行榜上TOP100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童年，贯穿从“反右”、“大跃进”，到“破四旧”、“武斗”、“文革”的动荡岁月；他们的父母、家庭受到种种运动的冲击，甚至戕害，给他们的童年留下种种不堪的自卑记忆。这不是一个人的自卑，而是一代人的自卑。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童年和少年时的自卑，促使他们在改革开放后能抓住机遇，发奋图强，并最终开创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当欧美纷纷陷入经济困顿，社会危机而一筹莫展时，“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模式”足以带给他们自信的优越感，来掩盖或抵消掉潜抑在内心的自卑焦虑。

可是，像影片中的邓超一样，经济上的崛起并没有带来世界的认同。被奚落、被怀疑，甚至被排斥，被遏制。我们已经做得这么“成功”，这么“好”了，却依然无法获得尊重和认同。应该怎么做？又应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代一部分人纵情声色、放浪形骸；一部分人玩世不恭、自毁家业。整个社会呈现出从空气到人伦，礼崩乐坏的失范。

谁都知道这样不好，所以又有些人选择了退缩。试图将整个社会拉回到他们童年所熟悉的氛围中。

崩坏？还是退缩？现实从来比童话更冷酷，更令人窒息和绝望。

令箭

2008年年初，《长江7号》上映前，我简短地采访了周星驰，后来在《电影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道，题名是“史提芬·周向史提芬·史匹柏致敬”。因为，《长江7号》像极了斯皮尔伯格（港译“史匹柏”）的名作《E.T.外星人》。

八年过去了，周星驰又拍出了一部“科幻片”，只不过，这一次的《美人鱼》，算得上是“史提芬·周向史提芬·周致敬”了——《小刀会序曲》（《大话西游》）、鬼鬼祟祟的暴龙（《国产凌凌漆》）、一条咸鱼（《少林足球》）、美人鱼的石榴姐之妆（《唐伯虎点秋香》）、刺客行刺伤到自己（《功夫》）、烤焦就割了吧（《大话西游》）、老美人鱼相当于如来神掌的神功……林林总总，都是周星驰电影的“符号”，新观众或许未必知道典出何处，但老影迷绝对可以领略双重乐趣。而更直白的两句台词：“拍《长江7号》”、“我们不擅长屎尿屁”，更是星爷的夫子自道。

港片黄金年代，周星驰主演过太多良莠不齐、趣味不同的电影，但是当他慢慢从星仔变成星爷，由一个演员进化成了一个导演，我们还是能清楚看出他一以贯之的“作者”的那一面——周星驰，草根打拼的代言人，他其实始终推崇努力奋斗、正义公平、纯洁之爱这些简单、天真、正统的“正能量”。

不过，请注意，“草根打拼”和如今的“屌丝逆袭”，是似是而非的：前者是经济起飞年代“人人有功练”的朴素理想，相信只要信念强、不怕苦，哪怕是最底层最无能的人，也能爱情事业双丰收（典型如《破坏之王》）；而后者则是富足时代里，下级阶级自甘平庸不求上进的意淫，他们一方面对现实缴械投降，另一方面又用阿Q式精神胜利法不断自我催眠（典型如《夏洛特烦恼》），而在根本上，“屌丝”们对传统出人头地路径是蔑视而放弃的。

周星驰电影里，有殊途同归的三类主角，其一是身无长技的小市民，但他们一出场就善良、温情、正义，比如《破坏之王》何金银、《喜剧之王》尹天仇；第二类是一亮相就天赋异禀而又品性卑劣的，比如《审死官》宋世杰、《百变星君》李泽星；第三类则是前两种的中和，例如《少林足球》的五师兄、《功夫》的阿星。这三类主角总的特征在于，他们都是“小人物”，都充满了庶民的缺陷和趣味。哪怕曾经高富帅，也会像武状元苏乞儿一样跌到谷底，又或者即便是大内密探零零发和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超级英雄，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被看成窝囊废。只是随着故事发展，他们人格的完善、能力的完善，虽然有先有后，但总是相辅相成，最后令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美人鱼》的刘轩和“食神”史提芬周，这两个跋扈忘形的生意人都属于第二类，最终能让他们浪子回头亡羊补牢的，则是一份真挚的感情，当然，这也证明了，其实他们并非真正的败类。

坊间有人指出，《美人鱼》是搞笑版《色|戒》，又有说是中国的《阿凡达》，当然都言之在理。然而，把它看作是《食神》的翻拍，或许更能把握到问题的核心：这位“无敌”的富商/食神/笑星，虽然大家都看他嚣张贪财（或者说“别人笑我太疯癫”），可他的寂寞和空虚，又有几人能懂（“我笑他人看不穿”），关键在于，“其实我是一个好人”。

客观地说，《美人鱼》大不如《食神》，最大的罩门是，大老板刘轩（邓超）和美人鱼姗姗（林允）之间的爱情，来得实在没有说服力——刘轩为什么会给姗姗打电话，见面之后为什么又会下车跟着去了烧鸡铺，这些要害情节全都处理得敷衍潦草，更不可能用“无厘头”来辩解。而一旦地基不牢，后面的部分哪怕不坏（随后“人鱼热恋中”的状态是到位的），也会损害整体的感染力。

大概这是周星驰本人情路坎坷的一种对应，似乎《喜剧之王》之后，他就不会演绎浪漫了，《少林足球》表达得生硬，《功夫》则把爱情降级成了小朋友的纯情，而《西游降魔篇》里，段小姐和玄奘的关系也和《美人鱼》一样的突如其来。可是回首当年，《大话西游》里至尊宝和白晶晶、至尊宝和紫霞的感情，就算是“天定的”，也铺垫得巧妙精细，铺陈得一波三折。

不过，说到喜剧部分，周星驰的天赋还是令人赞叹，虽然《美人鱼》怎么看都像是《西游降魔篇》片场诞生的一个副产品，而且颇有用老梗的嫌疑，但星爷在“搞笑”的创意、节奏、视听手段方面，仍然有着“碾压级”的表现。比如，姗姗的失败暗杀、八爪鱼被吊扇转晕、警察局的问询等等，本身既是爆笑的段落，但又能跟叙事紧密结合，而且还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喜剧风格，非大师难以为之。反过来看，如今不少国产喜剧，很多都停留在“语言类喜剧”的境界，或者只能为了搞笑而搞笑（当然，《美人鱼》里拿八爪哥的触角当食材的几个桥段也属于这一类），它们和“周星驰作品”的差距也就不言而喻。

喜剧的至高境界是笑中带泪，周星驰之所以能晋身一代喜剧之王，靠的正是早早就悟到了这层功力。星爷的童真，一直是驱动他各种创作的动力，但他后天的历练阅历，也带给他足够多的对残酷无奈的世间真相的认知。其实，他在银幕上的一连串作品，以及银幕下围绕他本人的种种是非，都是这两方面作用力的产物。《美人鱼》的故事，也完全贴合了这两重属性：“美人鱼”本身哄小孩的童话，可是故事高潮，若兰（张雨绮）率领的人类雇佣兵对人鱼的屠杀，异常血腥残忍，根本一点都不符合贺岁气氛。

20年前的《大话西游》开始，周星驰就淋漓表达了他的残酷纯真：孙悟空终于认清了自己的情感，可爱人就为了救自己而牺牲了。这个模式后来还出现在《回魂夜》、《食神》、《西游降魔篇》里，而到了《美人鱼》，其实更能看到星爷更进一步的解决方案：一起殉情——如果不把最后的“美好大团圆”当作是真正的结局，而只理解它其实是一种商业化的妥协的话（毕竟《大话西游》和《回魂夜》都很不卖座）——《食神》里的龅牙莫文蔚之死，让史提芬周黯然销魂，痛悔不已；而重伤且被围捕的姗姗显然就要不治，于是，刘轩不惧万箭穿心，死也要一起死。

史提芬周终于用月光宝盒回到了伤心地伤心时，在这“再来一次的机会”里，他找到了不让自己一辈子追悔莫及的方法。

令箭

一

1976年9月下旬，丁聪从乡下回到中国美术馆，还是干跟过去差不多的事：扫楼道、洗厕所、给花木剪枝浇水。“文化大革命”闹完以后，又轮到上头派的工作组审查他。

不久，美术馆搞一个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漫画展，叫丁聪去写标签和挂画。他看到有好多写错作废的标签卡片，手又痒痒了。他还顶着“美国特务”的嫌疑，不敢画时事漫画，就想搞点插图。中国以人划线，伟人的东西都是好的。丁聪觉得画鲁迅小说的插图最保险。

他还被关在美术馆，不能回家，就用早晚和午休时间弄草图。画稿出来了，碰上体检。大夫说丁聪血压高，给了一个星期假条。他高兴极了，回家把草图画成定稿。时间不够，丁聪故意不吃药。医生复查，说血压还是高，又给了一个星期假。丁聪后来说：“没想到生病还有这么大好处，我终于把这套插图画完了。”

1978年秋，领导宣布，丁聪不是美国特务，但“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不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律平等。既然属于人民内部，就是堂堂正正的公民，跟所有人平等，不该受任何歧视。但有些官员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变为“有政治历史问题”；再过一段时间，又改成“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翻来覆去，丁聪一直得不到正常的公民身份。到1979年春，美术馆的领导通知丁聪：他1945年为美军工作不属于反共，所以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二流堂”骨干有反革命言行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这时他已经六十三岁。

二

也在这一年春，《读书》杂志创刊，请丁聪当编委。

这个杂志在第一期就打出“读书无禁区”的大旗。这在当时，实际上到后来，都是非常勇猛的口号。《读书》很快就成了中国影响最大的期刊。丁聪从一开始就为它设计封面和版式，还在每一期发表时事漫画。

上头没说“反右”搞错了，但决定给“不应划右派而错划了的”人改正。结果除了极少数例外，几十万“右派”都被认定为“错划”，错误率是99.99%。1980年2月，丁聪也得到“改正”。直到这时，他才摆脱了所有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他知道，“反右”根本就没道理。被判为“右派”，也不是他的耻辱。丁聪对朋友说：“我是‘右派’，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右派’；1958年是‘戴帽右派’，1962年是‘摘帽右派’，现在是‘改正右派’，将来死了，是‘已故右派’。”

1984年，《瞭望》杂志编辑陈四益写了一些引人思考的短小寓言，请漫画家华君武配图。华先生觉得文章写得不错，但其中不少是古代故事，配漫画要查当时服装、房屋、家具和器皿之类资料，很费力。他觉得丁聪读书多，叫陈四益去找丁聪。

陈四益拿着华先生的推荐信拜访丁聪。他知道丁先生是三十年代就出名的画家，没想到丁家只有两个小房间，一间岳母住，另一间丁聪夫妇住。房里桌上、架子上、地上和窗台上都是书。丁太太睡的小床只能晚上打开，白天收起。

丁聪看了几篇陈四益带来的短文，抬头说：“有意思，我画。”

从此他们合作了二十多年。

陈四益原来打算搞一百篇，叫《新百喻》。但他们的作品很快就达到二百，于是改称《双百喻》。也在1984年，《北京晚报》编辑李辉请丁聪为《居京琐记》专栏配图。这个栏目每个星期发表老文化人在北京生活的感受，丁聪给文章作者画像。

1990年，《读书》主编沈昌文请陈四益和丁聪把作品发在他的杂志。从这时到2006年，每期《读书》的封二都是陈四益的短文和丁聪的漫画。有时封三也成了他们的地盘。陈丁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是《读书》的明星栏目。

1996年夏，丁聪尿里带血。太太要他去检查。

丁聪抗议：“好好的身体，哪儿也不疼，看什么病？”

老伴硬把他拉到医院。

全身查了一遍，大夫说：“心、肝、脾、肺、血压都很好。”

丁聪一听，心花怒放，提起衣服，准备打道回府。

医生接着说：“按你现在的情况，应该尽快做手术。”

原来丁聪的肾有个囊肿，要切除。他立刻成了泄气的皮球。

回到家，丁聪不是着急休息补身子，而是给陈四益拨电话：“过几天要进医院了，有写好要画的这两天可以送来。”

对他来说，画画比性命还重要。

三

就在动刀子的时候，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和全国政协书画室举办《丁聪艺术回顾展》，庆祝他从艺六十五周年。陈四益参观完展览，去医院看丁聪。

丁聪对陈先生说：“肚子里的五脏六腑似乎都还没有归位。”

陈四益笑起来，跟老画家讲：“大病初愈，悠着点。”

丁聪似乎很赞成，回答说：“对！”

但一离开医院，他比原来干得更猛。陈四益说，光是他们两人一块搞的专栏，就有《读书》的“诗画话”、《文汇报》和《方法》的“唐诗别解”、《新民晚报》的“新竹枝”和《漫画世界》的“古呆逸事”。丁聪还跟汪曾祺、谭文瑞、何满子等先生的合作，另外他在《读书》上开了自己的专栏，许多报刊会临时约稿。丁聪又负责每期《读书》的全部版式设计。“这样大的工作量，年轻人也望而生畏，但丁聪却以八十高龄、大病初愈之躯，全力担承。”

第二年，丁聪跟人说：“现在是忙得够呛。本来该休息，可是考虑快死了，再挤一点时间。”

他觉得过去耽误了太多日子，所以拼命干。

2002年，丁聪对记者说：“今年我已八十六岁，每周固定要为《今晚报》画一张画，每月要为《读书》杂志画两张画。”不算临时约请，光是这些固定的任务，就是每个月六幅画。

又过几年，他告诉记者：“老伴笑我每月为杂志画画时，就像妇女难产一样，痛苦几天几夜，终于生出来，大舒一口气。即便这样，下月我仍想再生几个孩子。能出来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到九十岁还能画漫画，你说能不快乐吗？”

四

丁聪把生命里最后的气力都用于创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画的漫画比过去的总数还要多。这些新作品大致包括四类。

第一是图书封面和插画。丁聪为朱光潜的美学著作，为鲁迅、老舍、茅盾、王莹的小说和杨绛的散文集、新凤霞的回忆录搞了封面和插图。

第二是电影海报。丁聪为《阿Q正传》和《甜蜜的事业》等影片画过广告。

第三是人物肖像。《读书》杂志创刊，丁聪搞版式。文章作者的黑白照片用网纹制版，总是印得不大清楚。丁聪把照片改为线条勾勒的漫画，效果极好。他善于捕捉和夸大作者的性格和外貌特点，画得很传神。于是其他报刊纷纷约稿。《北京晚报》上《居京琐记》专栏每个星期的作者像，同样是丁聪的手笔。编辑把作者的照片寄给丁聪，往往是一幅正面、一幅侧面，丁聪几天内把漫画寄到报社。

丁聪画了巴金，画了老舍、沈从文、邵燕祥、端木蕻良、冰心、吴冠中和冯骥才，几乎画遍了当时最有名的文化人。后来他太太把这些肖像编为《我画你写》，加上像主本人和朋友的短言，结集出版，成了一部艺术化的中国现代文化史，相当轰动。其中画得最好的是几个性格突出的名家，例如萧乾、钱钟书、杨宪益和张光宇。丁聪寥寥几笔，就表现了他们的风趣和狡黠。

第四类是时事漫画。这是丁聪画得最多的。

他画一些官员对文艺的态度：一只刺猬瘪着嘴，垂头丧气地躺在手术台上。医生把它身上的刺一根一根拔下来。漫画的题目是《刺猬如果没有刺就可爱了》。那大夫显然是个粗人，肥头大耳，胡子拉碴。但铁钳在他手里。

另一幅漫画叫《监督》：一个文人在灯下写文章。背后有个巨大的身影，粗壮严厉，穿一身干部服。文人胆战心惊，一边写，一边转头往后看。还有一幅《危险的职业》：瘦弱的知识分子端着一支笔走在细细的钢丝上。一阵狂风怒吼：“左了！”又一阵狂风怒吼：“右了！”忽左忽右的大风吹得知识分子极度紧张，一头冷汗，摇摇晃晃，随时可能摔死。

丁聪批评当时法制不健全。1987年，他画了《<读书>百月生日气象记录》：《读书》杂志是个小女孩，双手紧紧握住伞，弯着腰，使劲顶住大雨。天上有乌云，也有太阳。画面上写道，“天气：以晴为主，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风力：二三级，间四五级，阵风六七级。”

法律是稳定的规则。如果依法办事，管理长期不变。百姓知道怎么做不会犯规，所以有自由。政策多变，那是人治，不是法治。

五

1998年春，丁聪画了一幅彩色漫画，抱怨不讲道理的经济发展：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在北京车公庄。背景是挤成一团的大小汽车。画面上写着：“空气污染指数：207。空气质量级别：IV。”爸爸和妈妈被污浊的空气呛得睁不开眼，眉毛皱成八字。一家大小都戴着防毒面具，背着氧气袋。漫画的标题是《全副武装》。

丁聪还画过这样一幅画：远处是一个个树桩和成片高楼。华南虎可怜巴巴地蹲在笼子里，歪着头，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位先生隔着铁栏教训它：“山林梦就不要再做啦。深山开发啦，老林砍伐啦。放你回山，死路一条。能关在这里，算你有福气。你别不知好歹！”

陈四益当了《瞭望》副主编。有一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他约丁聪搞一幅漫画做杂志封面，主题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

陈先生后来对记者说：“那时候好多人说我太大胆。怎么人代会期间也敢用这样的封面，而且《瞭望》是进大会会场的杂志。我倒是觉得没关系，也发现代表们挺喜欢看，看了都笑。”

陈四益眨了眨眼，接着又说：“当然，我们还是省掉了最后一句：一骗骗到国务院。”

丁聪也讽刺自己的同行，嘲笑知识分子。他画了《不倒的抬轿子的人》：无耻文人专为当官的抬轿子，谁上台就说谁了不起。坐轿子的一个个下台倒掉，抬轿子的却安然无恙，好像过去吹捧后来挨批的大官没错，现在吹捧赶走原来坐轿子的也没错。

作家萧乾特别赞赏陈四益和丁聪合作的短文和漫画。他说：“社会是否健康，有无生命力，标志之一是有无讽刺文学。讽刺文学的兴衰，最能看出一个社会或国家有无向上的倾向，还可测量上至执政者、下至人民的雅量。”

他觉得“陈文丁画”可以列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只差一年多二十世纪就成为历史了，倘若有人要我列举这最后十年间，我们在文化上有什么特殊贡献，在我所举的众多成就中，会把丁聪、陈四益合作的这些漫画诗文列举进去。”

令箭

周三“晚7点，又发生了一次互联网集体事件。帝吧组织了一场乱中有序的远征事件——征战facebook，战争目标明确：给td分子上一堂 ‘中国课’”。李毅吧向来有“爆吧”传统，“所谓爆吧，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以批量发帖的方式淹没攻陷某一个贴吧的行为……此次一役，倒似乎是头一次脱离贴吧的土壤去发光发热。”此句也顺便构造诸多新成语，如“帝吧西征”“帝吧出征”“帝吧圣战”“帝吧出征fb”等。

旁观帝吧圣战，评家六神磊磊认为，“圣斗士”们委实资源寒碜：“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武器包括表情包、诗歌、民歌、段子、大陆的美食美景纪念照等等，内容很多，五花八门。然而，他们一出手，我就第一眼识破了他们武功的师承来历：统统来自三本绝世武功秘籍：《中学语文课本》《中学政治课本》《中学历史课本》……我不由得想起，近一个世纪前，胡适先生曾对学生说过四条希望：平民夜校、通俗讲演、破除迷信、改良风俗。我没法和胡适先生比，他说四点，我只弱弱地说一点期望好不好，但是我必须要说三遍：读书!读书!读书!

网友废话师认为，这种人生见识的“僵化”甚至宿命般地起源于一个人的少年时代：“这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在吃自己十几岁时的老本，二十一过除了新鲜的娱乐不再接受新鲜的文化，所有认识都在十几岁成型，固定在十几岁，小粉红不会变，只会变成老粉红，被骗的继续被骗下去，今天被p2p骗明天可能被别的骗，你说世界不够好，那当然了，这是我们这些老去的未成年人建造的世界啊！ ”

令箭

“下雪了，今天就不出去了，这么滑的路，万一滑到别人的怀里 ，我长得这么可爱，别人是肯定不会还的“……在我们这小时代，“撒娇”早已稀松平常，不过，自恋恋得这般骨髓、撒娇娇得这般生动，也是绝。

令箭

“看央视两条消息：1、首都北京喜降瑞雪，积雪60厘米，大雪有利提高空气质量，杀虫除病，增强人民健康。全市清除积雪保证交通畅通。2、美国华盛顿突降暴雪，积雪达59厘米，上万次航班延误，多人无家可归道路交通受阻，车祸连连。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评：1厘米呀！美国人民多悲惨，社会主义好优越。”

令箭

9度秋裤：“为了配合这次的寒潮，天气预报的播音员特意换上了浓浓的鼻音”……上周末至本周前期，寒潮席卷大半个中国，在各类宣泄记叙文字里，9度秋裤的这个幻觉反比各类写实更魅惑。

令箭

【小粉红】

网络熟词，语义时有更新，目前基础语义有三：1.指网络上那些小有名气的作者，多与网络熟词“网红”对应使用，因名气尚未如日中天，故称之为“粉红”，有“他日必红”的期许或安慰；2.早年间发源于“晋江文学城的“爱国少女”群体，他们从自律起步，渐至自阉，其文化属性大致有低龄、低智、喜爱兔漫、喜爱兵哥哥、喜爱卖萌打滚等，亦称“国旗婊”“少女自五”“爱国小婊”等；3.网络熟词“脑残”升级版，指那些头脑简单、思维幼稚的人，他们没有稳定价值观，容易被舆论风潮左右。

令箭

从黄安事件、帝吧出征等时闻切入，讨论“政治娱乐化”和“消费主义”的副作用：“从黄安到帝吧，总算成就了一次伟大的启蒙，那就是：青天白日旗不是台独。帝吧青年毕竟还是往前走了一大步，首先，他们终于认准了台独，不再蓝绿不分；其次，他们使用了翻墙技术，努力掌握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生产力；另外，他们号召文明用语……帝吧远征更像是一场娱乐狂欢，‘TD狗’一打，表情包一扔，政治完全卡通化。”

令箭

“喜欢玩的叫贪玩，喜欢喝酒的叫贪杯，所以，像你们这样喜欢各种小黄片荤段子腐文色图约炮的，应该叫‘贪污’。”

令箭

黄集伟2016语文第一季】

◎ 标榜童叟无欺，说明一般来说童叟容易被欺。快成叟了，要做好被欺的准备。（杨葵）
◎ 出来混，欠的觉总是要还的。（gravity0）
◎ 打码的毛片我都不看，我会去朋友圈看打码的自拍？（所长别开枪是我）
◎ 大多数情况下 你没在一个人嘴里听见过别人的好话 你也就别指望自己以一个正面的
◎ 亻尔 亻门 矢口 辶首 今 天 有 夕夕 冫令 口马 ？冫令 至刂 讠兑 白勺 讠舌 者阝衤皮 冫东 開 了！（佚名）
◎ 对于中国迟迟拒绝电影分级制度，就是——本来是可以把孩子放到孩子房间去睡觉，父母在自己的房间做爱就很正常。现在的前提是有房子，但非要把孩子放到父母的房间，然后派一个警察站在这儿，不许父母做爱，因为要保护儿童，这个警察就是审查制度。而且警察还换班，每一班警察的标准不一样。（娄烨）
◎ 股市就是玩币归赵。公务员都是按赵章办事，成天赵本宣科，天天梦想着吉星高赵，顶多也是回光返赵。吾等能做的就是真实写赵。（Miraclelmj梦想佳）
◎ 顾客: “豆腐多少钱？”老板: “两块。”顾客: “两块一块啊？”老板: “一块”顾客: “一块两块啊？” 老板: “两块”顾客: “到底是两块一块， 还是一块两块，”老板: “是两块一块，”顾客: “那就是五毛一块呗”老板: “去你妈的，不卖你了！都他妈给老子整糊涂了！（佚名）
◎ 官方微博努着劲儿卖萌的景象真让人心疼，像满脸褶子的老太太穿着打底裤吊带装、抹了比城墙还厚的粉，一咧嘴——哗啦哗啦往下掉渣儿。（清风不识字）
◎ 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佚名）
◎ 过去都说杀鸡儆猴，现在杀猴儆什么？——有感于六小龄童（王小峰）
◎ 患有恐高症的长颈鹿。（王兴）有忧郁症的机器人（马达）怕水的鱼（和硕嫖亲王）怕黑的蝙蝠（红袖不乐意添乱）晕血的蚊子（ 張師傅）患有花粉过敏症的蝴蝶（红袖不乐意添乱）患有糖尿病的蜜蜂（常温保存）
◎ 今天上完放假了，老板说，大家觉得放太久无聊的话可以早点过来上班。（睡觉专家陈先森）
◎ 今天一民工爬上工地15楼，打电话给欠他工资的包工头，不给钱就跳楼。包工头说，我在25楼呢，正在打电话给开发商，他要不给我结工程款，我就跳楼。民工问：那开发商在哪？包工头答：在35楼楼顶，给市長打电话呢，市长不结账，他也准备跳楼！民工又问：市长呢？包工头答：在中纪委接受调查呢，要跳楼给按住了！2016，一个比一个难啊！（佚名）
◎ 金正恩宣布：不止氢弹！10年内，要让朝鲜宇航员登陆太阳！ 美国记者问道，太阳温度那么高怎么登上去？顿时鸦雀无声，大家不知怎样回答。 只见金将军抽了口烟缓缓说道，“我们天黑去！”顿时全场响起雷鸣般掌声，正在看电视直播的奥巴马，冷笑对周围的同僚说：”吹！二逼，天黑了根本没太阳，白宫内也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佚名）
◎ 看电影《45周年》，觉得食客误入后厨时的惊骇想必就是婚姻的真相吧。（9度秋裤）
◎ 没事儿聊骚别人，拿别人开心。对方一生气，就说“你一点儿没娱乐精神”。个么你最娱乐，你祖宗八代让人拿出来消遣也别还嘴啊。（于总像太阳）
◎ 某报道：快播案庭审辩护词再精彩，也不配赢得掌声。赵老太爷也曾说：你也配姓赵？！多么相似的口气。这“配”字用得好，真传神。（jiezitui）
◎ 某公司请客户HAPPY，不慎遇扫黄，客户被抓，拘留十五天。第二天，客户老婆到公司大骂，众人皆惊。领导出面：“大哥昨天喝多了，我们不让他走，大哥说嫂子在家等，他坚持要开车回去，结果被查酒驾，通过好多关系才改成嫖娼，不然得坐六个月的牢呢。”客户的老婆连声说感谢。众人皆服。
◎ 目测雾霾没给执政造成什么压力，倒是带动了不少消费，消化了不少注意力，暴露了很多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贾行家）
◎ 男人染了铜臭味，就跟女人染了风尘味一样。（帮主胡子）
◎ 南京下了一场好雪。南京这场雪下得讲政治，讲大局，展示了这座名城的风度，体现了以下四个原则：1、规范有序。北京下过，南京才下。要是北京还没见雪，南京带头下雪不像话，不像别的城市，跟着首都一起下，甚至还下在首都之先，不懂规矩，目无领导。2、适度适量。围着“不排场、不攀比、不奢靡”，适量就好，北京有了，南京才也有了，但排名不靠前，不超过北京，真所谓既隆重又节俭。即规范又有序！3、普通低调。南京的这场雪，普通！不扎眼，不出头，不猥琐，不奢靡。4、接地气。这场雪在空中是雪，落地是雨，充分说明下的接地气，符合群众路线教育要求，既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也不是只有雪花的形式主义。既静化了空气，促进了农业生产，又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好雪！（佚名）
◎ 你看，放弃一个人有多容易。删了微信就可以了。（朝阳北鹿）
◎ 女孩问我：“手哥，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洁的感情？男人有没有可能真心真意的对一个女孩好，拿她当朋友，知己甚至是亲人，但是又不会想和她上床？”我想了想告诉她：“有。就是他老婆呗。”（留几手）
◎ 女子付费点开闺蜜红包照片竟看到男友裸照后当即要求退钱。（回床师）
◎ 上海人说，今天零下1度好冷；山东人笑了，我们这零下6度；北京人也笑了，我们这零下15度；黑龙江人表示淡定，我们这零下33度；上海人听完，冷笑一声：册那。我说的是室内、室内、室内 。（佚名）
◎ 什么是约会？不过是做爱之前的面试罢了。（沙宣译自英语推）
◎ 听说索罗斯要做空中国股市，为了不让美帝资本家得逞，我们先把自己做空了。（佚名）
◎ 听说又发明了一个新词：赵精——赵国体制内精英；最新代表人物：审判快播王欣的法官，发明熔断的官员。（mozhixu）
◎同志们！跟我一起去攻占敌军的桥头堡！”“太好了！我们怎么开始？”“第一步，我们首先攻破我军的防线”……（煎饼大师）
◎ 我觉得中国人身上最不好的东西，就是希望别人不是东西。（大仙）
◎ 我说这两天没喝酒，感觉很不错。江老师问，你为啥不一直戒？我说，人生如此无聊，需要找一种相对快乐的方式来缓慢自杀。事实是，我的自控力太差，我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 （爱睡觉的陈先森）
◎ 我欲清仓归去，又恐迅速反弹，踏空不胜寒。与其储蓄负利，不如厮混其间，少追涨，勿杀跌，夜安眠，不应有恨，获利总在无意间。月有阴晴圆缺，股有横盘涨跌，此事神仙难！（佚名）
◎ 无意间发现老公手机里存了一个叫39M的人，我一直很好奇这人到底是谁，问他也不说，这让我很是怀疑3月9号认识的MM？穿39号的MM？直到某一天，这个39M打电话过来了，只听老公一接电话：喂，三舅妈…… 艾玛！这社会有文化太可怕了！（佚名）
◎ 小清新与国家主义可能是疏离的，更有可能互相拥抱。后者的理念是岁月静好，远离政治。岁月静好应以正常的公共生活为前提，但他们的岁月静好仅限于私人生活，在私人生活以外投入权力温暖而威严的怀抱。这与其说是远离政治，不如说是远离批判的政治，拥抱只能拥抱的政治。小清新国家主义者，又名小粉红。（王晓渔）
◎ 小时候被洗的脑，要用后来漫长的岁月艰难地清出去。知道清还是幸运的。（赵赵）
◎ 新年第一周有几个虚拟人物形象火遍全网，一个是小明，一个是小明的老婆，还有隔壁老王。人物虽然不多，但每个都很饱满。更难得的是，全民参与创作。这种盛况，恐怕全球找不出几个先例来吧。（金融界人贩子）
◎ 一个统计学家，一个地理学家，一个长跑冠军在沙漠里迷了路，谁活下来的机率大，为什么？答：长跑冠军，因为跑得快。错！是统计学家，因为统计水分最多。（佚名）
◎ 一看到有人引用木心的金句，后槽牙就发酸。（巫昂）
◎ 硬科幻：一群囚犯集体越狱去教训一群自由民，然后胜利返回狱内。（瓦当）
◎ 有记者采访蔡英文为什么不结婚，她回答：“我不能为了一根香肠而买下整头猪。”——我擦，竟这么有道理，有加分的冲动。（宁畅）
◎ 有人爱在微信发人生感悟: 不嫉妒不纠结不计较不……只听得不不不不……跟放屁似的。（稀饭的饭）
◎ 有态度的山寨货（Saic）
◎ 语文是朕的皇后，虽然朕几乎从来不翻她的牌子，可她的地位依然是那么的稳固；英语是朕的华妃，朕其实并不真正爱她，只是因为外戚的缘故总要给她家几分面子；数学是朕的嬛嬛，那年杏花微雨，也许一开始就是错的；体育是朕的纯元皇后，那才是心中的挚爱；至于政治、历史、地理、生物这些卑微的官女子朕理都懒得理她，到底是谁让她们入宫的？
◎ 在南方过冬全靠一身正气。（Siivan）
◎ 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ta的问题，这没问题。（徐昂）
◎ 这个冬天还没过完，谁敢说今天是最冷？整个人生还未过半，你敢说你现在是最糟？（为爱皮）
◎ 这个时代里真正值得尊敬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一种是明知其可为而不为的。（东东枪）
◎ 这年头儿，网红的最高境界，就是被做成表情包广泛流传。（吃飽撐的）
◎ 中国十八怪：第1怪:吃的喝的都有害；第2怪:小偷反腐成常态；第3怪:发飙都是官二代；第4怪:贪官大多情妇害；第5怪:回扣不够拒门外；第6怪:歪门邪道来钱快；第7怪:诺言反成大祸害；第8怪:房价疯涨下不来；第9怪:增收不及贬值快；第10怪：丫头都把大叔爱；第11怪：桥塌路陷怨超载；第12怪：遇事副官下得快；第13怪：投票结果被安排；第14怪：真相处处被掩盖；第15怪：人不如狗受宠爱；第16怪：做事的不如告密的受信赖；第17怪：内行不如外行提的快；第18怪：敬业住窝棚，忽悠住豪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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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军服禁药往事”成为热议焦点：“早在2013年陕西出版机构就曾经将作家赵瑜30年作品经典辑集出版，其中就包含了收录被删除章节的全本《马家军调查》。又过了两年多，直到赵瑜将当年被删除章节授权腾讯发布，一件陈年旧事才在社交网络上发酵，在没有新闻的社会情境中成为热点新闻。”

“2月2日晚上，赵瑜在接受腾讯体育采访时不仅披露了马家军使用兴奋剂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向腾讯体育独家提供了当年王军霞等十名运动员举报马俊仁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联名信影印件，让外界看到了当年马家军令人震撼并恐怖的另一面！”

“马家军出事，又有人来问，怎样有效识破谣言。我都不敢回信。‘我们队员跑得快的秘诀，就是观察梅花鹿怎么跑’‘我们采用中华老鳖秘方，研制了中华鳖精’‘中国队得冠军，外国人急眼了，造谣我们吃兴奋剂’，这些东西当年我全信过。还买了盒中华鳖精，因口感苦才没再买。人在大规模宣传面前是很脆弱的。”（破破的桥）

“‘外国人得了冠军啥说的没有，中国人得了冠军就兴奋剂啊？告诉他们，不是马家军打了兴奋剂，是马家军给十二亿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华人打得一针兴奋剂。’1994年春晚小品《打扑克》中黄宏的这段台词，今天在微博上被大家反复提及。因为马家军被证实集体服用兴奋剂，这段话现在听起来那么讽刺。”（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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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家毛毅坚快评：“春晚的形式其实就象一袭华丽的袍子，用料精良，裁剪合体，色彩斑斓。无论是现代科技手段，音效，服装，规模，舞美，灯光，均已到达甚至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春晚的内容有时更象一窝‘虱子’，爬满了这袭华丽的‘袍子’……现在该是央视春晚剧组傲慢的老爷们脱下袍子，蹲在皇墙根下认认真真‘捉虱子’的好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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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网编辑周一推荐作者宣金学刊载于《中国青年报》中国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一则昔日报道，语出受访柴姓老人。近年，武汉大学社会学学者刘燕舞持续展开百姓自杀研究，他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是什么让这位柴姓老人家嘴里的“药”“绳”“水”三哥名词变成了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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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年第一周，“猴”当道“猴”刷屏“猴”霸屏——大屏小屏手上的包里的，各种上蹿下跳，墙里墙外，古今中外，远的近的……热闹。

“‘猴赛雷’这个词天然有一种喜感，但我们对给我们带来喜悦的动物，包括人，也常常是很不客气的。猴子模仿人，供人取乐，好像是在赎罪一样，赎自己跟人太相像、总想乱入人的世界的罪，所以人乐了之后，照样看猴子不顺眼……猿猴是边界动物，站在边界上，有时是‘像动物的人’，有时是‘像人的动物’——居后者的情况多得多，因为，我们总是得用排除异己来界定自己。”（云也退）

“它在世的时候为我们带来了无数段子与吐槽，它身丑心美，为祖国安定装上猴腮雷。它淡泊名利纠结十天最终也没登上春晚舞台。让我们记住这个过气网红，它享年十来天。它就是央视猴年春晚吉祥物康康，又称猴赛雷。”（共青团员）

“多年之后，我们或许才会明白，猴年春晚注定成为中国文艺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节点。它完成了一个多年来的梦想——终于把春晚拉上了标准制式的‘汇报演出’的基座……一台汇报演出，它就应该具备宣讲的基本功能，最多可以再掺杂一点点有趣的东西，以避免宣讲过于干瘪。是我们与他们之间从根本上就出现了根基性的理解偏差，而造成了大多数人对春晚报以了错误的期盼。 ”（听说风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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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为自传体小说取名为《我的奋斗》时，就已经做好了声名狼藉的准备。不过与元首希特勒同名自传的踌躇满志相比，克瑙斯高的“struggle”更像苦命挣扎。这位挪威六零后用深度自曝的手法将自己打从记事起的人生经验和盘托出，洋洋洒洒写了六大卷三千五百页。在挪威据说有不少公司定下“禁谈克瑙斯高日”，因为员工总爱在上班时聊《我的奋斗》，太耽误工作。

虽然是自传体，但所有文学评论都将之归入小说类。因为克瑙斯高说自己记忆力不佳，而且年轻时经常喝酒喝得不省人事，根本记不得书里呈现的那么多逼真的细节。《我的奋斗》是小说，是一位作家以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对早已模糊的过去进行再创造。有人说克瑙斯高是“大小孩”（manchild），他写自己的恶劣想法时也带着一种孩童般的无辜天真，让你不知道是好气还是好笑。

莉迪亚·戴维斯、扎迪·史密斯等名作家都说读《我的奋斗》如被催眠般陷入失控状态根本停不下来，这也是为何克瑙斯高要说这书是“文学自杀”，他恶狠狠地掏空了他自己，以至于他写过的一切——童年、在学校调皮捣蛋、暗恋女生、性成熟、宿醉、父母离异、父亲过世等等，都诚实得可怕，许多作家写作是为了躲避或隐藏真实情感，很难比他在赤裸裸的自我剖析上走得更远。他从小受父亲的斯堪迪纳维亚小镇价值观的压抑——包括不出风头、循规蹈矩、反个人主义、要面子等等——几乎达到窒息的地步，这种压抑刺激他走上了文学的叛逆之路。同时他又极度在意父亲的存在，父亲难得表现出丝毫赞许或支持都会让他心花怒放。他毫不讳言“我长期以来就巴望他死，自从我明白他的生命很快就可能完结那一刻起，我就开始这么期望。当电视里报道有关他居住的那一地区的死亡事故，这可能是火灾或是车祸，在树林或是海洋里发现尸体，我立刻觉得有了希望：或许那是爸爸。”然而当父亲因酗酒过度真的去世时，已成年的他却哭了许多日子。在去安葬父亲的飞机上，“为保持住剩下的一点点价值和尊严，我唯一能做到的是，自己不要发出一点声音。不要有一声哭泣，一声叹息，一句怨言，一声呻吟。每一次对爸爸死亡的醒悟又达到一个高潮时，便只有流淌下的泪水，和脸上各部位都不停扭曲着的扮鬼脸。”在最近几次访谈中，他承认至今仍未能彻底摆脱父亲的笼罩。写作，可能是他试图去理智地分析自己的情感以期驾驭之，也可能是彻底的宣泄，宣泄完了即与自我和解，可以继续前行。

不过《我的奋斗》的出版，在现实生活中引起了种种麻烦，克瑙斯高的叔父要起诉他诽谤，前妻怒不可遏地发誓要写她的版本的回忆录。据说在《我的奋斗》三、四、五部中作者不得不收敛了很多，导致读者有些不适应，“他怎么变nice了！？我们要看那个既没心没肺又多愁善感的克瑙斯高！”据说要等到第六部才会回归本色。英译本已出到第五部（2016年4月即将出版），简体中文本第一部才刚刚问世，由林后从挪威语直接译出。

评论界对克瑙斯高可谓两极，爱之者赞他为“挪威的普鲁斯特”，将日常生活之重复琐屑写出了跌宕起伏；恨之者说他文字简单粗暴，情感泛滥，故作夸张，好比文坛的真人秀明星，把自己生活的一切细节暴露给公众，求关注和名利；更多的人把读他的书比作嗑药，不做价值判断，就是让你醉生梦死，不断想再嗨几回。读者看这样的书很容易被嗨到，沉醉其中又不确定是否真的好，能时刻保持禁忌带来的新鲜感和剧烈感；评论家却很警惕这种“文学自杀”，作家采取如此极端、竭泽而渔的写法，是在向文学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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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作家都有担心自己写不动的时候，眼看着一茬一茬的后辈蜂拥而上，越写越好，就会担心自己的写作是不是已经被遗忘了。鸡汤话说，最难超越的当然是自己，但是眼看着同辈作家中仍然新作不断，也是会让人心理失衡的。

与王安忆同时代的那一批作家，还有很多仍然笔耕不辍的，阎连科的写作是越来越生猛，看不到一点灵感枯竭的苗头；贾平凹的写作不瘟不火，两年一部长篇，从容淡定，能保持这种旺盛的写作能力，让人不得不敬佩；莫言获得诺奖之后也丝毫没有松懈，闭门写作，一门心思再创高峰。除了这些同辈和朋友，七零后作家也逐渐成为了文坛主力军，新作不断。王安忆的新作《匿名》最早连载的《收获》杂志上越来越多七零后八零后的新作。这种夹缝中生存的状态，时刻让她有种紧张感。

王安忆说她羡慕莫言、阎连科那些生活经验丰富的作家，而自己的生活过于简单，生活经验单调和不足导致写作停滞，所以只能借助听来的经验进行创作。这种言语之间的不自信是对自我多年写作之路的否定——否定不是推翻，不是因为自己以前的写的作品不好，而是不想重复自己的写作模式和经验，想重新开始，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种自我超越的意愿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足够新的经验积累，强迫自己进入状态，最终完成的作品，根本不是她所能掌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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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的故事就源自她在信访办采集别人的故事加工的结果。那个听来的故事也十分简单，一个女人诉说他的中学教师丈夫，在游玩雁荡山的过程中失踪了，学校方面以此为由想停发老师的退休金。如果让我们任何人听到这个故事自然会觉得，那个老师失足坠崖了也未可知，好像也没什么由头。但王安忆总是琢磨这个失踪者的故事。有次，她去她母亲当年知青下放的温州苍括山故地重游，在一个山坳里，那个失踪教师的故事，在这个隐秘的空间激活了。这就是《匿名》里人物被绑架，重新被放置在这个蛮荒之地的故事基础。

《匿名》的故事层面有两条线：一条线是杨莹瑛的丈夫失踪了，她开始在城市里通过各种线索和人际关系寻找他；另外一条线是他被误当做欠债公司的老总吴宝宝，被绑架，扔到了深山旷野，又失忆了，从此在山坳里挣扎着生活，重新学习基本的文明，想极力回到城市，回到那个文明世界里。我们在主人公的名字就开始注意到“匿名”的属性。作为一个老上海的退休职工，他供职于这家私营企业的时候，只是一个打杂的员工，他甚至不知道公司老板是谁，别人也不知道他是谁——也许，不是不知道，而是在公司这样的场合，你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人在意你是谁。

这其实是城市孤独的本性，你是城市的一份子，在不同的职业和环境里，你有不同的功能，仅此而已，但是作为人的属性没有人在意，你只是工厂流水线上的一颗无名的螺丝钉，是偌大城市中的一个家庭单元里的分子结构，你的身份只能附着你的家庭和公司之上，除此之外，你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无名者。在家里的时候，他是杨莹瑛的丈夫，是女儿的父亲，是孙女的爷爷，这属于私人领域的身份属性。所以他就是他，我们始终没有知道他的名字，也正因为这种匿名的属性，他被阴差阳错地当作公司的老总吴宝宝绑架到了深山里。

小说开始时，杨莹瑛发现丈夫下班没有回家，开始通过各种关系寻找他。但是这种寻找被赋予了文明世界的荒诞，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种关系到另外一种关系，抽丝剥茧的叙事，很容易产生流水账式的阅读印象。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故事线里，王安忆才借助推理小说的形式，利用侦探小说的悬疑感，营造出推进叙事的动力，这是很多小说家喜欢尝试的写法。但是在城市密集的空间里，王安忆忽略了这个巨大的城市空间不停地游走会给读者赋予一种高强度的审美疲劳。

而在另外一个层面里，当他从文明世界被推搡着进入到一个日益原始的世界之后，所接触的人物角色也全部用各种代称。而且为了切合“匿名”的属性，他还用各种荡开的闲笔讲述那些被文明抛弃的原始人的故事，这样在一开始就想极力交代清楚人物关系的写法，反而打断了叙事节奏，让整个叙事空间变得臃肿不堪。这是作家对自己写作能力不太自信的缘故，害怕在后面的叙事中没法让人物凸显自身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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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采访中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比较笨，不是特别聪明的写作者，因为“聪明人可能会用一个很关键的情节就把所有问题一步就处理掉。可我还是需要一步步来处理，所以上半部更像是在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到下半部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写得就更自由了。”这种暗示其实有点不像话，阅读者不会考虑到你下半部的故事精彩程度，而极力忍耐你在上半部的枯燥和粗疏。阅读的感受和经验是统一的，如果你在开始就无法吸引住一个阅读者的注意力，还想强迫他们读完整本书，多少有点强人所难。成功是整体的成功，局部的精彩也没法掩饰写作整体上的缺憾。

而且，在字里行间，王安忆的叙述有种极度的焦虑，她控制不好自己的叙事节奏，找不到合适的节点舒缓自己的叙事压力。像两个绑匪吵架争辩是否抓错了人，他到底是不是吴宝宝，就出现了这样令人极度不适的绕口令式的废话：“黄脸人坚持‘吴宝宝’就是‘吴宝宝’。黑脸人则咬定‘吴宝宝’不是‘吴宝宝’。黄脸人笑问，‘吴宝宝’不是‘吴宝宝’，且是什么‘宝’呢？黑脸人急扯着嗓门辩，这‘吴宝宝’不是那‘吴宝宝’。黄脸人咯咯笑个不停，那‘吴宝宝’是哪‘吴宝宝’呢？”下面还是两人争辩的废话一大通，阅读这样的片段，我不知道意义何在。

跟着叙事往后走，他被绑匪带到了深山之后，遇到了一个哑巴。如果我们考虑到王安忆所说的，这本小说是一本隐喻之书，大概是想赋予哑巴这个角色一种原始状态的人性，所以第四章开篇又用闲笔交代了哑巴的孤儿一样的成长经历，仿佛他是远离文明世界，是自然的原始生物。他们之间无法用文明的语言交流，只能借助于工具，用一个半片的犁铧在地上比比划划。但在这个片段里，有个奇怪的反转，他们交谈的方式是写字，正如他所想“万没想都哑子是个识字的人”，而且这种识字，已经不是简单的交谈。不是他教哑巴识字，而是哑巴用写下的古旧的文字教他重新识别自然中的万物，比如何为菰？何为枳？何为稷？这是一个让文明人重新习得文明的象征。

这个片段到这里还是能让人察觉到作者的用意，但这个场景接下来就过度消耗了：“哑子沉吟良久，缓缓写下一个‘农’，他就写下一个‘工’；哑子再写‘乡’，他写‘城’；哑子写‘田’，他写‘市’；相对概念的字倾注而下，源源不断，两人都很兴奋。字写到山外边去，又转回来，哑子写‘山’，他写‘水’，从‘水’开始，相对性又合而为一。哑子是‘涧’，他是‘溪’；哑子‘流’，他‘河’；哑子‘川’，他‘海’——‘海’字一经写下，两人都是一怔，他感到目眩。”这样的片段已经是在测试和考验读者的阅读耐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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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匿名》的写作构思足够巧妙和震撼人心之处，但是王安忆有过度写作之嫌。这是面对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奢望通过大量的描写强化深度的不自信的写照。说白了，玛德莲蛋糕很多人都吃，但能像普鲁斯特那样写作的却少之又少。一个作家想写出什么东西，并不代表就能写出什么。这个中间的差距在于，如何用清晰而精准的语言描绘出自己的感受力。

王安忆最好的作品都是贴近人物写作，写她熟悉的上海弄堂故事，写自己家族的历史，写知青经历等等。当她不满足于这样的熟悉题材，渴望写出一部拉开现实的距离，写一部完全陌生的作品时，作为读者当然敬重这样渴望超越自己的作家，但是作家也要清晰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

写一个形而上的故事需要很到的勇气，用隐喻的方式写作，用评论的叙述推进人物关系，用思想来直接诠释小说，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库切、保罗·奥斯特、苏珊·桑塔格都有很好的借鉴。桑塔格就曾说她最大的梦想是写有思想的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用思想写小说。昆德拉小说中哲学的思辨最多，但他并未成为小说中的哲学家，反而被称为“小说的诗人”，文学的诗意是通往思想的唯一通道。这样的写作需要足够技巧才行。

王安忆这些年在大学教授写作，大概也一直在揣摩这样陌生化的方式写作。但最基本的方面上，比如就像加缪所言，一位作家首先要学会的技巧，就是如何将他感受到的转换成他想要让人感受到的。伟大的文学当然需要伟大的构思，《匿名》的主题是可以总结为“一次文明的重新进化”，这样宏大的主题，需要一个更为谨慎的书写，需要重新考虑到你的风格、技巧、语言，乃至读者的接受程度，因为如果你所想的，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东西，如果没有很好的表达出来，就算你有多么伟大的构思，也只是半成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敬佩王安忆这样的作家不断地尝试写陌生化的作品，但是《匿名》的尝试并不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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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界之想
    ●麦嘈
    去年柏林电影节上斩获最佳男主角奖的英国电影《45周年》，讲了一个颇让人胆战心惊的爱情故事。一对正打算庆祝结婚四十五周年的老夫妇，丈夫有一天忽然接到一封信。信上说，50年前他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意外丧生的女友遗体找到了。随着冰雪消融，被原封不动保存在冰川里的她，依然年轻。面对突如其来的消息，原本平静的夫妇关系被打破，妻子发现丈夫诸多不对劲的地方，比如，他坚称自己跟前女友并没结婚，但她却在阁楼旧相簿里发现前女友怀孕的照片。
    一个与之相伴一生的男人，最后你发现，那些让你们的关系得以永恒持久的东西，比如爱、承诺、生育，背后却有另一番原由、隐藏着另一个人影，怎不教人心生绝望。如果有人一生守卫的爱情价值，到头来被证明全属虚妄，那么生活本身的意义何在呢？
    电影透视了平常人生活中那些琐屑幽微的秘密，洞察力惊人。只是，假如电影只驻步于此，并不能打动我。有关老年人的片子，我看过好几部。比如2012年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爱》，讲一对老夫妇如何在阿尔兹海默症的步步进犯下步步退守，以至于迎来一个不知算善/爱还是罪/恨的结局，触及老年失能与照顾的话题，颇为沉重。《45周年》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用镜头探索了老年人身体和爱欲的美感。用导演的话说，当这对夫妇穿着睡衣，在床上坦承50年前的各自心事时，摄影机特写之下，“我从未发现老年人可以这样美”。
    而在我，看《45周年》几乎是那么多年来，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对于老年人性事的直接刻画。刷牙、调情、温存、爱抚，再到肉体上的短兵相接，跟占据了银幕主流、偶像剧中年轻人的卿卿我我，并无多大差别。但我们的主流文化及产品，早已放弃或者失去了想象老年人爱欲生活的能力。因为老人生理机能逐渐衰退，假如依然表现出对性的渴望以及某种欲求，会因其反常和特异，“为老不尊”，特别为人不齿。我的一个学生，去福利院做了社工。她说她们那儿有个八十多岁的阿伯，连走路都不稳，但不妨碍他一有机会，就偷跑出去帮衬发廊妹。老人的子女又气又急，威胁停掉老人零用钱，老人就跟我这个学生借。学生不知所措，“老师，我应该借给他吗？”
    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又是被去性化的，因为身体的衰败，性和生育功能的丧失，老人身体失去性感，成为年轻人内心恐惧的投影。我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师，曾说起她在火车上的遭遇。有一次她坐火车，那种绿皮火车，上厕所时遇到列车员来扫地。列车员也不敲门，猛冲进来一阵乱扫。老人家裤子没拉上，站也不是蹲也不是，面红耳赤，嚷道，“你没看见里面有人吗？”列车员也不客气，“你都七老八十了还怕人看呐！”我记得当时我们几个年轻的研究生笑得前仰后合，可事后想想，挺心酸。
    我知道我也有老去的一天：头发稀疏脱落，皱纹满面，身体发硬、变形，皮肤失去弹性和光泽。那些曾给我带来旁人目光的青春容貌，给身体带来种种狂喜和无法形容之愉悦的瞬间，都会成为某种追忆。老年人不应成为性的贱民，正如你我———这些正在享受性与爱欲之美好的青年少年——— 不能因为我们的“不成熟”、“低俗”而成为心智和判断力的贱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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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沈宏非像。 李媛 绘

　　物质匮乏的年代，因为突然丰盛起来的饮食，使春节成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年夜饭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晚饭。在精心置办年货后，除夕夜全家团聚，吃着丰盛的菜肴，一起守岁。放鞭炮、贴大红春联是为了驱赶“年”这个怪兽，吃年糕是为了讨“年年高”的口彩。过年的一系列仪式营造了节日气氛，物质匮乏的衬托下年味儿更浓。除夕之夜，《上海书评》邀请沈宏非先生与读者分享他儿时记忆中的年夜饭。

　　您家里的年夜饭，是自己做还是去饭店吃呢？在家里会吃什么呢？

　　沈宏非：本来去饭店吃很方便的，但是除夕夜一来车不好打，二来天气冷，老人出门也不方便。所以还是在家里吃吃就好了。我家已经吃了好几年广东盆菜了，买饭店里预先做好的那种，连锅带汁一块儿送到家里。菜都码放好了，汤汁是另外放在一个瓶子里的，吃之前先把汁浇下去，再把盆菜架到瓦斯炉上边热边吃。内容很丰富，有鲍鱼、带子、烧鹅等一堆好料，足够一家人围炉。盆菜吃完，再上一道饺子，皆大欢喜了！

　　原来上海只有几家粤菜店做外卖盆菜年夜饭，今年几乎家家都在做，直接订或者买礼券都可以，这就说明有市场。因为一来，现在过年大家其实吃不下太多的，准备很多菜意义不大；二来保姆阿姨也都回家了，没人做饭、洗盘子。但过年总要有点儿样子，那么盆菜就能满足各种要求，既有气氛，又能省事。

　　上海本地传统的年夜饭，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沈宏非：“上海”的所指太复杂，我只能说说我小时候自己家里和邻居的情况。1960、1970年代那个时候，准备年夜饭是很浩大的工程，有点“遍地英雄下夕烟”和“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意思了。从领取各种票证和买菜开始。平时的菜场里，没什么可买的，有些东西是真的要到过年了才能凭票去买，那才真的叫“年货”。那些票据，是根据你家有几个户口来发的。按户口人数的多少分为大户、小户。比如上海人很爱吃的小核桃，作为一种年货，是凭票证供应的，虽然在黑市上票证有价，但是去南货店凭票购买时，钱还是要付。前几年，我问过杭州人李庆西：为什么你们杭州人这么恨上海人？按理说，上海人经常跑去杭州消费花钱，应该爱才是啊。他答道：“我就跟你说一件事吧，‘文革’时候，作为产区，杭州人过年时是很难吃到山核桃的，问父母，父母就会跟小孩讲，‘都给上海人吃掉了喏！’”

　　凭票供应的年货，除了山核桃，还有大鱼大肉和蜜饯等等。户口多的“大户”还可以凭票买个猪头，从小菜场里买回来的猪头，一个个都挂在公用的走廊里，很壮观，馋死人。置办好年货以后，年三十的下午就要开始做年夜饭了。年三十那顿最重要，那时候厨房都在走廊上，早期还用煤球炉，家家户户都在那里忙着煎蛋饺，肉香逼人。

　　年三十那顿重要在哪里呢？

　　沈宏非：第一，是因为这一顿真的很丰富。能吃到很多平时买不到的食材，论“豪华”程度，大概堪比平时饭菜的十倍；第二，因为食材罕有，所以烧起来也格外用心，并且舍得比平时下重料。当时做年夜饭之前，都要郑重其事写个菜单的。不过没有电视看，也没什么春晚，吃完饭也就洗洗睡了。因此那顿饭吃得会比较长，一边吃还要一边做嘛。很多人家在过年期间会专门备好消化药，因为真材实料的大鱼大肉，老人小孩很容易吃撑不消化。

　　印象中，年夜饭必备的有蛋饺、年糕，全鸡全鸭或整蹄膀，还有酒酿、甜羹等。那时的甜羹，也就是把罐头水果拿出来煮个羹。

　　告诉你一个规律：凡是需要起大油锅、需要用很多油去炸的，一般家庭里都会比较谨慎，因为很费油，油也要凭票。小时候经过淮海路，看到食品店门口支了一口大油锅在那里炸龙虾片，心里会想：我的天！太奢侈了！居然有那么大一锅油！到底是公家的！平常百姓，谁家舍得用这么多油来炸东西吃啊。

　　除了上海，您对其他地方的年夜饭必备菜品有了解吗？

　　沈宏非：各地的年俗太不一样了，不过也总会有一些讨口彩的菜。还有很多地方年夜饭一定要有鱼。我第一次在年夜饭吃到鱼，是1983年，春节我没回上海，留在广州，被一位广州的同班同学请到家里去吃了年夜饭，他们家几代都是广州人。印象最深的是，吃到快结束时，上来一条鱼，在那条真鱼旁边，还有一条木头做的鱼，意思是：你把那一条鱼吃完了，还会余下一条鱼，年年有余。鱼之外，蚝豉、发菜、猪手并称“好事发财就手”和煎堆什么的，也都是广州年夜饭必吃的。

　　广州一带是不是对年俗特别讲究？

　　沈宏非：可能是因为平时就吃得比较好，所以他们吃年夜饭倒不是特别讲究，更在意的是逛花市，粤语叫“行花街”。过年前后好几天，整几条街都是卖花和各种其他有趣的小玩意儿。而且买家和卖家会博弈，因为过了年三十，卖家就会大减价，就看哪一方摒得牢了。你去看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里面写花市写得很详细，不过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现在的花市也没有多大意思了，卖的东西和城隍庙差不太多。

　　上海以前大年初一不能开灶，是什么讲究？

　　沈宏非：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习俗吧，据说是因为腊月二十四晚上要把灶王爷送到天上述职，不过我小时候上海貌似并没有这种习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灶王爷”这路神仙。说难听点，连个像样的灶都没有，还什么灶神？起码在我们黄浦区是闻所未闻的。

　　除了年夜饭之外，您小时候过年还期待什么呢？

　　沈宏非：对小朋友来说，无非就是换身新衣服、放鞭炮、吃顿年夜饭什么的。也没什么压岁钱，有也是很象征性的，给你个硬币意思一下。红包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是没见过的，店里也没有这个卖。当时平均月收入才三十块钱左右。而且，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你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那些年俗，很多都是近三十年来才有或者才恢复的。六七十年代，春节没有放这么长的假，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种“移风易俗”的时尚之中，春节及其习俗是被压制的（乡下可能还好）。春节被恢复成今天这样的“公序良俗”，是从1980年开始的。因此，小时候对过年的全部期待，全部都是吃吃吃。这个意思，其实夏丏尊先生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替我表达过了：“说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脑中浮起的是吃。回忆幼时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过年，等到过年将届就乐不可支，因为过年的时候有种种乐趣，第一是吃的东西多。”

　　现在过年大家发发微信，以前过年亲戚会来串门吧？

　　沈宏非：以前家里没电话的，就算有公用的传呼电话，也不大有人习惯先来个电话预约。所以有人来登门拜年，你会很期待，过一会儿拎着大包小包来敲门的会是谁，也不知道他会来几个人，来了是不是要吃饭。所有来拜年的，都是“不速之客”。我小时候很喜欢家里来客人的，因为过年那几天，家里大人的脾气会特别好，对小孩的容忍度会比平时高很多。家里整个儿好像换了一个场景，张灯结彩，其乐融融。

　　除了吃，当时过年没什么娱兴节目。我记得要到“文革”末期，才有人开始偷偷打麻将，还要把毯子铺好，把窗户都关得很严很严。现在春晚年年被骂，但还是要看啊。种子就是当年种下的。那么多年，它已经变成一个固定的仪式了。还有一个原因，过春节要守岁，守岁的时候干什么好呢？春晚正好模拟了这个守岁的功能，大家可以一起看着电视过零点，无惊无险，难忘今宵。

　　元宵节吃汤团是全国各地都有的风俗还是仅限江南一带？

　　沈宏非：汤团是吃的，但我小时候貌似没有专门过元宵节这一说的，起码黄浦区是不过的，可能陆家嘴、程家桥一带会过吧。我至今仍然很清楚地记得那种感觉，过了年初三，日子就会一天天惶恐起来，真的有一种“好日子就要过到头了”的绝望，大人的脸也变得严肃起来，再说，寒假也快到尾声了。把春节一路不停地过到正月十五（中央电视台好像还专门有一场元宵晚会），是很后来才恢复的吧。不过，按照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里的考据，南宋的杭州人，年三十到正月十五，主要是家庭内部的活动，正月十五开始，春节才成为街头运动，开始有各种公共活动出来，然后一路要持续到清明。

　　您对现在网络上南方人逢年过节就要调侃北方人“又要吃饺子了”的现象有何评论？

　　沈宏非：节庆的特殊饮食，南方的确比北方丰富。比如三伏，北方的习俗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杭州劳动人民的习俗却是“头伏火腿、二伏鸡、三伏要吃金银蹄”，虽然是江南，但口味要重得多。饺子尽管是个很北方的食品，难得的是调侃归调侃，如果不需要自己动手包的话，南方人倒也不抗拒。因此，饺子的确不失为一种难得能够打通南北的节俗食品。

　　您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一想到回家过年，好像压力都挺大的？

　　沈宏非：像过年这种悠久的传统，早已变成一种难以撼动的意识形态，成为“非做不可”的绝对命令了。因为童年时代饱受“移风易俗”以及“过革命化春节”的教育，成年后，大概是2002年，我试图反抗过，搞过一次“革命实践”。那一次，我决定不要在自己家里过年了，反正太太也回了娘家，就一个人去市区订了个酒店，一连订了七天。第一天觉得很爽，年初一也过得不错，但是从年初二开始，就觉得有哪里不对，到第三天，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大过年的为什么我会独自一人？”“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吗？”“我是一个抛弃了家庭或者被家庭遗弃了的人吗？”我会不由自主地这样自问，每一问都是“大哉问”，结果就是年初三晚上就灰溜溜地滚回家去了。此后，我就认命了，就向这个超级“奇力思马”（charisma）无条件投降了。我相信，就算你专门选择过年的那几天远走高飞，彻底从这个特定场景里全身而退，但不管你置身伊斯坦布尔还是加德满都，只要一到大年三十晚上或者大年初一早上，一定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依然会觉得要专门做点什么，不太可能完全像一个没事人似的。事实上，大多数的节日，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压迫性，春节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

　　为什么说大多数节日都是压迫性的？

　　沈宏非：春节的核心价值是“阖家团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对个体自然就形成了“没商量”的父权性压迫；同样道理，“情人节”看似是反父权、反家庭的，但“情人节”对“情人关系”做出了多大的肯定，同时也会对个体造成多么深重的压迫——凡有情人“必须”在一起！尽管“在一起”的标配内容无非也就是暴搓一顿，和回家过年没有太大不同。两个人一旦有了“情人”关系，到了那一天如果不在一起做点什么，总会感觉不对的。双方都会觉得很痛苦，或者要假装很痛苦。这就是压迫所在。更为要命的是，中式春节和西式情人节在日历上总是靠得很近，这种双重压迫带来的难受，赶不及和情人共赴情人节晚餐的徐志摩在1926年2月19日自上海致陆小曼的信中已经把感受说得很分明了：“眉眉我亲亲：你邀我于情人节之夜共赴烛光晚餐之电邮已收讫。我知，今年的西式情人节，恰与吾国之元宵节相连，琉璃世界，中西合璧，金风玉露，你我狗男女恭逢此‘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愿能同年同月同日死’之境界，安有不亲自之理？可是眉眉你知吗，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春节在内，都是反情人的。而世界上偏偏有一个节日叫做情人节。”

　　我留意观察过，从年三十到年初二，街面上的情况都算正常，但从年初三开始，饭店、咖啡馆里就会出现很多形迹可疑的男女，一看就不是合法夫妻的那种——很显然，好不容易熬到年初三，“必须”要出来碰个头了！记得有一年情人节正好在年初一，实在是把那些有情人给祸害惨了。你看，过情人节在中国大概也才二十多年历史吧，压迫性已经如此之大了，更何况春节。没有人敢违抗春节，国民政府曾经一度打算以立法形式废除春节改过元旦，也没能得逞。春节了，过年了，直系血亲一家老小一定要聚在一起的，在这几天里，长辈一定要特别慈祥，晚辈一定得格外恭顺，否则就是忤逆。

　　您现在看待过年一般是怎样的心态？

　　沈宏非：比较矛盾，比较拧巴。过年是一种如假包换的农业社会遗风，也不妨视之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对它怀有多少种留恋，它和现代社会就有多少种格格不入——从今年禁止到来年容许，不断变来变去的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各种规定，到尽管已经感觉不太吃得消，但也得硬着头皮从头到底吃完的年夜饭；从“团聚”的温暖到道途的艰难，从供应过剩的商品到必须“置办”的“年货”，从不得不看的“春晚”到不吐不快的吐槽——情感和理智，习俗和现实，就是这样拉拉扯扯，半推半就。总之，全社会一旦进入“过年模式”，就会有一种不甚真实甚至不无魔幻的穿越感。在六七十年代，春节作为一种“旧俗”是受到主流压制的，主流的态度大概就是“不提倡也不反对”，而我个人对“过年”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白毛女》的影响，《白毛女》第一幕就是过年，大年夜。好的（红头绳 / 新衣服；白面粉 / 包饺子）和坏的（死家长 / 被绑架），团聚和分离，大喜和大悲，接踵而至，瞬间转换。这种久远的间接体验也许并不真实，但是，在如何看待“春节”这件事情上，童年的经验正在不断显现出它势大无穷的后劲。

令箭

前段时间有一个姑娘问我，男人好色都色什么？

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水准。不难看到，网络上有许多的“恋爱指南”、“教你读懂男人的几个细节”、“怎样追到男神”等等。然而我想到的是《太子妃升职记》里面张芃芃说的：为什么女人觉得好看，男人却不喜欢，因为你得站在男人的角度看问题啊！

男人和女人不一样，比起需要在生殖繁衍中扮演长期哺育的女性，男性更加追求的是视觉的冲击，追捕的快感和激情。简单的理解，就是他的下半身决定了他睡不睡你，他的上半身决定了他要不要一直睡你。

所以就有了网络上特别有趣的一句话：一个女人的长相和身材，决定了一个男人要不要去了解她的内在，而一个女人的内在，也决定了这个男人会不会直接否决她的长相和身材。

你看，其实自然界对待两性还是很公平的。

好了，我们回到题目，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男人色什么，说穿了就是男人在看女人的时候，都看重什么。当然，是鉴于肤浅的表面的时候，特别是所谓的一见钟情，或者For one night。

很多姑娘说当然是看脸啊，说的真是太对了，但是除了脸，还有胸啊腰啊屁股啊腿啊，当然还有滑溜溜的皮肤，娇嗔嗲嗲的语调，时不时撩拨一下的手指。

其实说穿了，男人好色，他骨子里还是喜欢如春水荡漾的女人的。不然说调情调情，不调怎么会有情？他就勾勾手指说两句荤段子，就如同一颗石子能激起浪花多多，一片涟漪。

首先，说脸。

男人都喜欢好看的女人，这一点女人也一样。爱美是天性，没事儿谁愿意找个卡西莫多磕碜自己，毕竟当时吉普赛女郎，还不是一眼就看上了那个浪荡公子哥军官吗？

姑娘们肯定听过这么一句话，男人们总说喜欢素颜的姑娘，当然是素颜还好看的姑娘。这句话的重点从来不是素颜，是好看。

如果你的容貌已经到了不靠浓妆艳抹瘦脸美白针没法见人的地步的话，相信我，你还是浓妆艳抹瘦脸美白针着吧。毕竟这样男人会说你好看，女人会嫉妒你好看。如果你还是觉得好姑娘就应该素颜朝天，微整形也不错。

如果你是个长相普通的姑娘，也学点化妆吧，女人可以丑，但不可以懒。你要知道在现在的社会里，大部分的领导还是男人。形象，靠脸。

男人好色色颜值，这个男女皆有，无可厚非，无非是为了让自己赏心悦目，也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第二，说胸。

《奇葩说》第三季选拔赛里，有一个超大胸妹子。那个胸大到什么程度，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腰。按照Cup来计算的话，我估计应该已经到了G吧。

人家姑娘说，她因为这两坨肉生活饱受非议。可是不得不说，她走进演播厅的时候，所有人的眼睛都在这万恶的两坨肉上。从获得关注度的角度，她已经完全打败其他所有人。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胸大有时候是负担，但同时它也是吸引男人最直接的武器。

早些年前的《失恋33天》里就有这么一句话，情义千斤不敌胸脯四两。摆在现实里，多多少少大姑娘痛哭流涕斥责劈腿渣男插足小三，都是因为小三那一双傲人的双峰啊。由此可见，男人们对胸这两坨脂肪的重视。

男人好色色胸，这个估计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习惯。莫言的《丰乳肥臀》里就有这么一个恋乳癖，对于女性的渴望被扭曲变态的集中在乳房上。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男性对母亲的一种渴求达不到满足，所以才会寄托在最具有代表性的那对乳房上。

也可以说，男人色胸，是他内心不成熟的一面，正在逃避的选择。乳房就是他避风港的象征。不信，你看那些男人求安慰的时候，都喜欢往女朋友或者老婆的胸中间钻。

第三，说腰。

男人喜欢杨柳腰，就和女人喜欢八块腹肌一样，第一图好看，第二图舒服。我们做一个想象，一个腰粗如水桶，叠起来三个游泳圈白花花的大肚子搁在你面前，你乐意下手吗？所以你别说男人势利，女人这会儿更势利呢。

腰这个部位呢，是最能体现人胖不胖的了。人胖，这腰不会细，人瘦，这腰不会粗。所以男人色腰，主要是因为嫌弃胖。

再者，这腰细，一搂就搂在了怀里，抱起来也舒服，你要换成个大水桶你给我试试，铁定是纹丝不动胳膊脱臼。

第四，说臀。

男人好色色屁股，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呢，顺手。你看啊，男人伸手一勾，正好是腰，那顺手一抓呢，当然是屁股了。按照生理解剖来说呢，胸和屁股都是女人囤积脂肪的地方，所以这里摸起来呢自然是柔软又不失弹性。

这就是第二个原因，手感好。

第三呢，就是男人色臀的这个臀，要翘。为什么？一个呢是因为趿拉的大屁股很难看，而翘臀显得全身曲线优美。这个就好像一个上半身各部位都很好的女性，忽然到了屁股这里变得扁平下坠，看着就像是干瘪掉了一半的水果一样，性质顿时全无。

还有一个原因，自然是屁股丰满紧致又翘挺的臀部主人，都热爱啪啪啪。

男人色臀，就好像前面说的《丰乳肥臀》啊，胸和屁股是分不开的。老话也有讲啊，屁股大好生养。

如果说胸是对哺育的一个象征，那么臀就是对生产的一个象征了。所以男人对翘臀的执着，除了对美学的追求，更多的应该是对生殖繁衍的潜意识偏好了。

第五，说腿。

说起这个大长腿啊，可谓是大部分男人的最爱了。别说男人了，我也是很热衷于欣赏夏天马路上的大白腿啊。

大白腿哪里好看？

第一，白！俗话说一白遮三丑，这个白可不一定是指脸上白，腿儿白也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自己脑补一下，一样的两双腿，一双皮肤白皙，一双黑黄，你喜欢哪个？

第二，长！为什么腿短不好看？数学老师告诉你，回去补补黄金分割那一节。严格来说腿短不一定不好看，重点是从全身比例来看，你的腿长占了多少比例。人可以矮，但腿，不能短！不然怎么会有那些九头身美女呢？

第三，圆润！相信我啊姑娘，你把自己折腾成白骨精那么瘦，竹竿子一样的腿，什么美感都没有啦！这绝对不是男人喜欢看的大白腿。好看的双腿一定要有肉，但不是一块块突兀的大肌肉。自古予以女性以柔美，自然这双腿的肌肉，也是勾勒出了柔美圆润的线条，才是男人们之所色啦。

男人好色色腿，是一种完全的征服欲望。因为这双腿是唯一能让猎物逃走的东西，同样也是隐藏了通往女人内心通道的东西。越美的双腿下自然是越难以征服的猎物。

最后，说女人。

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阴阳调和两性平衡。好色的男人无论怎么色，好的还是女人的色。所以无论现在你如何，知道男人的喜好，对症下药便好。

当然啦，肯定有姑娘会说，以上五样她样样不沾，是不是就可以抹脖子了。非也非也。毕竟网上还有一句话说：

若他情窦初开，你就宽衣解带；若他阅人无数，你就灶边炉台。（文/东杉君）

令箭

美国作家蒙肯说：“男人通过吹嘘来表达爱，女人则通过倾听来表达爱，而一旦女人的智力长进到某一程度，她就几乎难以找到一个丈夫，因为她倾听的时候，内心必然有嘲讽的声音响动。”

令箭

男子拜年抱拳要“左抱右”，中国传统习惯尚左贬右，所以抱拳时要用左手包右手，此谓“吉拜”；如果右手包左手，则称为“哀拳”，是向别人报丧或求饶时使用的手势。女性抱拳则相反。很多武侠电影、电视剧都演错啦。

令箭

莫言：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

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

为什么人们厌恶贫困？因为贫困者不能尽情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论是食欲还是性欲，无论是虚荣心还是爱美之心，无论是去医院看病不排队，还是坐飞机头等舱，都必须用金钱来满足，用金钱来实现。

富是因为有钱，贵是因为出身、门第和权力。当然，有了钱，也就不愁贵，而有了权力似乎也不愁没钱。因为富与贵是密不可分的，可以合并为一个范畴。贫困者羡慕并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的欲望。富贵是人的正当欲望，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贵是不应该享受的。

莫言：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

贫困是人人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困是不可取的。但现实生活中，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的人比比皆是，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但没受到惩罚的人比比皆是，虽然痛骂着那些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了的人，但只要自己有了机会也会那样做的人更是比比皆是。

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渔夫的老婆起初的欲望只是想要一只新木盆，但得到了新木盆后，她马上就要木房子，有了木房子，她要当贵妇人，当了贵妇人，她又要当女皇，当上了女皇，她又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让那条能满足她欲望的金鱼做她的奴仆，这就越过了界限，如同吹肥皂泡，吹得过大，必然爆破。

凡事总有限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这是朴素的人生哲学，也是自然界诸多事物的规律。

民间流传的许多具有劝诫意义的故事都在提醒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据说印度人为捕捉猴子，制作一种木笼，笼中放着食物。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绝对不肯放下食物。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没有。人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放下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弱点，也是人的丰富性所在。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提出科技救国的口号，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政治家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

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

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

与乡下人比起来，城里人是有罪的；与穷人比起来，富人是有罪的；与老百姓比起来，官员是有罪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越大，罪越大。因为官越大，排场越大，欲望越大，耗费的资源就越多。

与不发达国家比起来，发达国家是有罪的，因为发达国家的欲望更大，发达国家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胡折腾，而且还到别的国家里，到公海上，到北极和南极，到月球上，到太空里去瞎折腾。地球四处冒烟，浑身颤抖，大海咆哮，沙尘飞扬，旱涝不均等等恶症候，都与发达国家在贪婪欲望刺激下的科技病态发展有关。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

譬如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

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

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当然，衣服和住房也是必要的。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那时，什么国家、民族、政党、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令箭

新闻背景：由著名报告文学家赵瑜创作的《马家军调查》近日又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原因是在1998年第二期《中国作家》上刊发的《马家军调查》所删除的有关马家军使用兴奋剂的章节在17年后暴露于众人面前，外界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年给中国田径带来巨大荣誉的“马家军”。

马家军集体服用兴奋剂的章节被曝光后，网络标题党给其的修饰前缀是：惊世骗局！此前，他们用相同的字眼“友邦惊诧”过环法七冠王阿姆斯特朗。

《马家军调查》作者赵瑜说，可能40多岁的时候他也会震惊，但足足等了17年才揭开盖子，现在早已是风平浪静不见半点波澜。在坊间，还有人质疑其公布猛料的动机，他们认定赵瑜是为了卖书才如此炒作的，另有一部分爱国青年用激烈的粗口问候了赵瑜全家。这种各执一词的盛况，也比较贴切当下的潮流。

有人这样总结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景观：1. 为了一点点利益害人无底线；2. 有权的没权的都不看长线仿佛没有明天；3. 太多人只关心结果，无所谓是非；4. 很多人幻想甚至崇拜不劳而获；5. 遇事要么冷漠逃避要么阴阳怪气；6. 民族主义比色相更好卖。

按照上述六条，足以读懂太阳底下中国所有的好事和坏事。很多备受瞩目的焦点话题在这种因果动机之下，最后无不沦为民间的扯淡行为。及至目前，马俊仁和他背后的体育行政系统，既没有辩解也没有向蒙蔽过的大众道歉。当然，这种沉默和冷漠，自有其源头。作恶的人只要绑定更大的利益，往往就会逃避制裁。

现如今再公布的马家军服药细节，只是给历史交代真相而已。有些当年的既得利益者，还因此而加官进爵。而掩藏在幕后的多少罪恶，就这样不断循环往复重演，反正也不会有机构追究。

赵瑜说，站在当年的大背景下，马俊仁是冤枉的，因为当时中国体育界的重灾区其实发生在游泳上。有据可查的历史证明，从1985年开始，兴奋剂就堂而皇之的和中国体育无缝衔接。标志性事件是，游泳队引进了东德医生鲁道夫，他给中国带来三件法宝：高原训练，血乳酸测试和至今不承认但默认的东西——兴奋剂。

很快，中国游泳队凭借这一利器在1986年汉城亚运会上一举击败亚洲老大日本。从那时起，田径、自行车、举重争相开始学习游泳经验。1992年奥运会，中国游泳队拿到4金5银，但真正让世界大吃一惊的是两年后的罗马世锦赛。女将们在14个项目上共夺得12金6银1铜。1994年10月广岛亚运会上，她们席卷四分之三的游泳金牌，陈云鹏、王林、张雄等及其弟子成为国人的英雄。

后来传出的消息是，广岛亚运会共计11名中国选手被查出服用兴奋剂，其中游泳7名，田径2名，赛艇和自行车各一名。更为尴尬的是，其中9名是亚运冠军。世锦赛200米混合泳冠军吕彬、广岛亚运会金牌得主熊国鸣、杨爱华、乐滢、周官彬等均受到了取消金牌、禁赛两年的处罚。

惊慌失措的中国体育官员给出的答案是，个别运动员的个别行为，唯一进步之处是，他们统一口径，不再包庇为“误服”。

北京社科院体育研究专家金汕认为，国外使用兴奋剂大多是教练和运动员个人行为，但当时国内的兴奋剂使用其实得到了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默许”，毕竟兴奋剂成本高昂，这种用法绝不是小团队所能承担的。在那时，体育界流行一句话：查出来是兴奋剂，查不出来是高科技。

其实，他们最大的保护伞是追逐金牌过程中的“国家荣誉”。即便从1995年赵瑜调查马家军开始，有一连串的相关人员都知道马俊仁都在造假，但谁来揭发谁就是罪大恶极的。

在那本著名的《我为马俊仁当律师》一书中，谷开来自诩她是被马俊仁的一句话打动了：“请你相信，我马俊仁这升国旗的双手清清白白。”在当时，从体育的社会意义上讲，马俊仁率领马家军获得金牌时，赛场升起的不是马俊仁的旗子，奏起的不是马家军的歌，而是代表12亿中国人民的五星红旗和国歌。因此，经过马俊仁的努力所创造的荣誉，属于中国人民和祖国，这是他们的共识。还有一位中长跑界的权威评价马俊仁说，思想境界有多高，运动水平才能有多高。

显然，在爱国主义这个大筐里，一切的欺骗与谎言都找到合理合法的土壤。在他们的虚荣心面前，体育比赛真实性和公平性，根本一文不值。萨缪尔·约翰逊的高论恰如其分地解释这一切，他说，所有的爱国主义无不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在崇拜与膜拜偶像的年代里，真正被剥夺的其实是乌合之众的知情权。“马家军”神话止于一本4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而那些年由国家制造的泳池里的“五朵金花”，还享受着国家英雄待遇，关于兴奋剂的大胆猜测只存在于民间野史里。

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20年有关中国体育真相的追究与探讨，从未有半点进步。在这个庞大链条上，那些被逼着服用兴奋剂，被肆意篡改年龄的孩子，他们沦为无法提及的牺牲品。悲哀的是，不会有人站出来对此负责，也不会有人替他们的青春说声抱歉。一如呼格吉勒图案里，那个“我自罚三杯你随意”的笑话。

对此，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早有预见：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来源/凤凰网，凤凰体育特约评论员李建国）

令箭

令箭

马俊仁见到队医张琦女士，指示她：“张琦啊，你给写个营养药单子，要中草药的。”当时的张琦并不知更多的内情，马导让写就写呗。写点儿啥呀？她天真地问马指导。老马告诉她，写常用中草药，有益无害即可。也不用多写，有几味就可以了。剂量也不用写，光开药名就行。

张琦即取纸来，随手写出提供给今日集团生产所谓生命核能的八种药名，现郑重披露如下：红参、鹿尾、天麻、黄茂、枸杞子、阿胶、大枣、当归。

鳖精核能的交响

说起来，中国的确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数千年璀璨的文化令炎黄子孙们骄傲不已，让全世界的人仰慕惊叹。但是很怪异，古时候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却是并不识字的，著书立说者当然极少，而读书的人也实在不能算多。自古以来老百姓写封信都要请人代笔。千年以后之今日，这种情景有所改变，小学好歹算是比较普及了吧，文盲却仍以亿计，新的文盲又不断成批产生，紧着扫都扫不过来。但是我们仍然一厢情愿地顽强地保留着一个映挟大国东方中心的梦。体坛上的胜利之所以令国人陶醉颠狂，正因为金牌可以把这个梦得到瞬间的验证。于是从统治集团到老百姓都不能不要金牌，于是竞技体育通过举国努力而超前发展起来，宁可曾经长期忽略全民健身。中国的运动员们也由于超前献身而放弃了自身的文化建设。在中国，低文化的世界冠军是绝大多数。他们过早地进入了专业训练，过早地扔掉了课本和笔——问题出来了，打一个世界冠军本来不容易，同样需要综合实力，而我们的运动员们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知识储备异常薄弱，为什么她们有时候也能夺取胜利呢？

说到以体能为主的田径运动，尤其是径赛中的长距离项目，运动员的意志品质就成了第一位的重要。按说，一群没有文化思想空虚的人是不可能具备最顽强的意志品质的。马家军又何以能够获胜？我们不禁要问，马家军队员们长年经历严酷考验的意志品质是从哪里来的？姑娘们正是在体能不及欧美人的前提下大面积地获得中长跑世界冠军，多次打破世界纪录的。特别是王军霞的3000米，10000米大幅度超过世界纪录，马拉松保持世界一流，令全世界震惊不已，令无数科学家要重新审视本来已经毫不怀疑的体育定论，究竟是哪里搞错了？

马家军的英雄们究竟是怎样去思想的？那强大的精神动力从何而来？我们的秀才们便说：是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推动着她们前进，困难时候想起党，荣誉时候想人民；学习雷锋好榜样，勇攀世界最高峰，争当四有好青年，新的长征突击手；振兴中华比奉献，走向世界志全球；斗私批修炼意志，革命理想高于天！——你信么？

鳖精

从1993年的秋季开始，到1994年10月的广岛亚运会结束，短短的一年间，马俊仁的经济效益十分惊人。在这个轰轰烈烈的过程中，筹建培训中心始终是一根有力的主轴。老马客观上在僵死的中国体育体制当中冲开了一片市场经济的大阵地，尽管他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先吃螃蟹的重大探索意义。

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当中的经济运作尚不规则，体育同经济联姻，更是初级阶段，萌芽状态。老马和商人们的超前操作就很奇特，随心所欲原始积累，却能频频出奇制胜——真是天助我也！

这一回就不是养花、喂狗、耍猴儿的价儿了。体育一旦同商业联姻，断然不是万把块小钱儿可以伺候。国人尽知，马家军的成功不仅仅是大运动量的训练和严格的管理，其关键在于马家军的教头“掌握了一整套恢复疲劳的方法和手段”。连外国人都在探索，马俊仁使用了什么神奇的、能使运动员迅速消除疲劳的东方营养秘方呢？人们只是模糊地知道这些药物是祖国数千年中医学中草药的智慧结晶。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博大精深，这点儿法术道行还是应该有的嘛！它正好就让一个执教中长跑的教头发掘出来掌握了运用了。屡夺金牌的实践足以证明，这个神奇的药方雄厚得很，管用得很，谁吃了就是谁的福气。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所有的传播都沸沸扬扬已经把这一点渲染的勿庸置疑。

所有愿意跟马家军打交道的营养液泡制者，无非都是依据人们的这种崇拜和善意，为促进产品的畅销而奔走。

起作用吗？起。君不见，气功大师、特异功能种种传闻，压根儿不曾拿到世界科技场所当面锣对面鼓地比试比试，还有那么多人深信不疑，甚至走火入魔忠诚捍卫不容诋毁诽谤，更何须说我马家军铁旅扬威国际体坛屡屡破世界纪录弹不虚发不在话下！为筹集培训中心人才宝库更是理由充分掷地有声，乃浩气千古之民族大业，更非江湖术士扁嘴卖药者堪比。别说商家，连无数气功大师法力无边，还急于拜在马俊仁门下，寻找合作意向共商兴国大计呢。由此可见马俊仁当比气功大师更高一筹。

当我和老马谈及气功类各色人等时，他语气坚决：多啦多啦，多的都扯不过来，咱哪儿能跟他们瞎掺和？他们那是虚的！

这是老马绝对聪明之处，人玩虚时我求实，实打实的东西才好叫座，这正是体育工作者的思维习惯。气功大师倘若果真神通可以，那中国该出多少超世纪冠军，该破多少世界纪录7还用得着这么苦练吗？或由气功大师本人直接上国际赛场去跑去跳去投去拼，国家体委组织一下报名即可。国际大赛并不限制大龄的选手。

所有的营养液商家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没有比马家军的牌子更过硬的，老百姓买帐，金牌无价。

一场商业大战在老马身边就要展开，真正的财神爷就要到来。你说，久已具备经商意识的马俊仁这时候将把那钱袋口子张开呢还是闭上？那钱袋小了怕不行。

这里还要向一部分至今仍处在误区中的读者进一言，“中华鳖精”营养液只是借着马家军的成功作广告，马家军的成功断然不是靠喝了中华鳖精。崔大林先生对我说，强调中草药特别是强调甲鱼，这不过是一种对媒体的说法。原来，《人民日报》（海外版）还发过一篇这样的文章，题为《国际田联主席内比奥洛认为，有关马氏鳖血传说只是蒙人》，文章披露内比奥洛于1993年在马尼拉亚洲田径锦标赛上与马俊仁谋面并晤谈，内比奥洛开始也是“中计者”，在马俊仁坦诚相告之后才大梦初醒。内比奥洛说：“他（指马）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他确实知道他在干什么，但他也愿意成名。而有关鳖血的一切传说都只不过是为了蒙蒙人。新闻工作者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而他也乐意向他们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由此可见，老马在电视广告中正面推崇中华鳖精说：“我们常喝中华鳖精”，是出于自身在商业活动中的需要。而企业更需要马俊仁，产品有了知名度、信誉度，也就够了。补品吃下去管用不管用，反正谁也不知道。据报道，一只甲鱼做中华鳖精，可以灌1600瓶以上。我实在不知道一天吃两瓶三瓶能解决多大问题。就按一天喝四瓶计算，1600瓶可喝400天，一只王八你慢慢吃了一年多，管用吗？不如买一只甲鱼养起来，天天看着欣赏，看一年倒还挺提精神。

“生命核能”

说起来也是老马合该走运。成功以后天下扬名，就备不住哪路豪杰要拜会上门。

且说广东中山市小揽镇的一位年轻人，名叫何伯权，1989年以前只是在镇上担任共青团的副书记，后来则办成了年产值两亿多元的大事情，又同东北马俊仁合作开发“生命核能”，更加名噪一时。

1993年12月16日深夜，年轻的今日集团总经理何伯权已经斜倚床上，思谋着本公司如何在新的一年再上新台阶，手中有一册消遣性杂志《八小时以外》。这是一本曾负盛名的天津老牌文化娱乐月刊，所登文章多属业余时间阅读的闲篇。何伯权在半阅半思间，忽然发现一篇关于马家军的报道，很快吸引了何伯权的注意。报道中夸张地说，马俊仁早在中学执教之初，就对中药、秘方、健身补品一类的东西感兴趣，拜老中医为师，一听说哪里有祖传秘方就想方设法去搜集，曾多次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采集中草药，年复一年，他博采众长，加以创造，终于从祖国医学宝库中挖掘出了一套神奇的配方并结合运用于实际训练。实践证明，马家军称雄世界田径，不仅得力于严格的管理，科学的训练，而且得力于这深藏不露的“马氏配方”。它可以帮助运动员迅速解除疲劳，恢复体能，强身健体，保证训练质量，最终无往而不胜……何伯权顿时来了精神，一个足以使今日集团实现第二次腾飞的大胆计划迅速掠过他的脑际，不由之中他将杂志一抛，脱口喊出一句：“发达了！”把身旁的夫人李宝明吓了一跳：“你喊什么？”

何伯权兴奋不已：“你看看，不管是美国的百事可乐，还是我们国内的健力宝，都是先有产品，再由世界冠军饮用，这些饮料同运动队都是广告关系，不太说明问题，而马家军就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先有世界冠军，人们才注意到他手里有一种神奇的营养配方！我考虑要敢于把这个方子买过来。”

次日一大早，他踏进了崭新的今日集团大楼，当即召集部门经理会议，把开发马家军配方的初步想法亮给各位助手，请大家讨论。

几位同龄人经理之间很快达成共识，深感事不宜迟，应立即北上奉天寻“马”溯源，买配方，出产品，兵贵神速。

19日下午6时，何伯权飞抵北京，住进亚运村北京分公司。晚上ll时零3分，即与沈阳分公司经理李振勇接通电话，指令迅速与马家军取得联系，谈明意向，必要时何伯权将亲自飞赴沈阳与马俊仁面商大计。

然而普天之下商潮汹涌，决不仅仅是何伯权一人先知先觉有此美意。辽宁人那厢不甘示弱，近水楼台，却已捷足先登。早在马家军连破世界纪录的九三年秋季，辽宁省副省长闻世震就明确指示：“要组织力量开发一批专用饮料、食品、器械，把马家军在体育战线的功绩转移到工业战线，促进辽宁经济发展。”有关人士将省领导的这一指示告知老马之后，老马大喜过望，正可谓不谋而合。在此之前数日，还是广东省，还是中山市，就有一家“虫草王”公司同马家军有过合作关系，尽管后来发生纠纷诉呈公堂很不愉快。而今有省领导支持，正是如鱼得水，机不可失，马俊仁在家乡已经拉开了大干一场的阵势。就在何伯权思谋于广东家中灯下之时，辽宁这边已经有全国医药行业三大制剂厂家之一的东北制药集团公司沈阳第一制药厂以及辽宁中药新药研制开发中心，正在同马俊仁商议开发“马家军1号”营养液的大事情。此外还将有多种以马家军命名的运动饮料和矿泉水。

看来，好事多磨，唯有何伯权亲自飞沈阳探营破阵，方有生机。

12月29日下午2时，何伯权、李振勇如约前往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主楼二楼会议室。又等了一个半小时，正耽心之间，马俊仁和崔大林推门而入，可谓姗姗来迟。

马俊仁表示欢迎过后，双方隔着桌子，相对而坐。崔大林、马俊仁和饮料公司王吉新经理坐一边，何伯权、李振勇等人坐一边。崔大林招呼一声：“开始谈吧。”

何伯权虽然年轻，却是历经多种商业谈判场面的巨头老手，现在见到真人，更加冷静自信起来。

马俊仁虽系体育人，不在生意场却是奇货可居，商业头脑发达，临场发挥一向很佳。

“马导，中国人和外国人体质上有没有差异？”何伯权明知故问。

马俊仁当即回答：“由于生存环境、食品结构和补养不同，中国人和外国人体质上是存在差异的，比如说血红蛋白这个指标，外国男人是中国男人的10倍，外国女人是中国女人的5倍。”（注：笔者曾在后来的采访中多次听到老马谈同样的见解。）何伯权紧追不舍：“那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种差异缩小，把中国人的体质补上去？”

马俊仁一笑，用手在桌上轻轻一拍：“马家军破世界纪录都能，你何总经理提的这事儿有什么不能！”“那我们就合作起来，你拿出配方，我开发产品，那时12亿中国人的体质将会有一个突破性的提高。”何伯权直探马家军配方。

马俊仁大手直摆，急忙拒绝：“你要我这个运动员的配方，你出八个亿我也不能卖，对营养配方要保密！”

这下，何伯权笑了，马上解释说：“马导，我不要你给运动员用的配方，就是你拿出来了，开发成产品，国人们吃了也受不了哇，太补了，同胞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倒可能还会起副作用。我要的是针对中国人体能上比不过外国人的那些差异，缺什么，补什么。这样，你能不能在运动员配方上加以改进，拿出一个新的配方？”

耳闻此言，马俊仁心里受到震撼，这位何伯权才30多岁，怎么那么多人都没想到的事，竞让他给琢磨出来了？今天算是遇上了明白人：“行啊！何总，我在运动员配方的基础上，给你一个老少皆宜的药方。”马俊仁此刻一言定局，双方心明如镜。

何伯权要的也就是这个。他伏身记上几笔，然后说：“马导，你看我们要拿出多少钱，来买你的神奇配方呢？”

一提到钱，马俊仁没有马上回答，片刻，他才掷地有声地谈出意见来：“马家军的改进配方价值巨大，最少不低于一千万吧。为了不要太商业化，免得外人又说我为了钱，最好你们拿一千万赞助我创办田径中心，作为回报，我把20多年研究的配方提供给今日集团。”

赞助？何伯权深感不妥，立刻说：“马导，这次合作，采用赞助形式不好，我们同意拿一千万，但不是搞赞助，是花大钱买配方，这本身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拿了这一千万赞助，可以在校名上写清今日中长跑学校。”马俊仁围绕赞助又谈出想法。

何伯权连连摇头，恳切直言：“马导，你现在已经是国宝了，没有必要捧着金饭碗去讨饭要赞助。假如这一千万我赞助了你，是你要求我赞助你，接受你的要求，是我支持你，而现在我们不应该是这种关系，而是你的配方本身就值一千万元，变成了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成全我们今日集团，我们给你一千万，还要感激你！”

何伯权果然有思想。见老马听得入神，他继续发表宏论：“假如我们捐钱，你办学校，结果也只能培养出几个、或者几十个世界冠军，而我们花一千万买你的配方，使大家看到知识产权受到尊重，知识有价，并且一张配方就价值上千万，那就会促使我们转变观念，推动知识界与企业界的大合作，花大钱购买技术，这不是更有意义吗？”“对，对！这样好。”马俊仁赞同何伯权的意见，并且说：“我转让了配方，那么一千万就是我的了，我可以拿出来办学，别人谁也动不了这笔钱。行，你们起草协议吧，明天就把事情定下来。”

双方心照不宣，皆大欢喜。偌大的中国体育界，在此之前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过他还会有什么知识产权。马俊仁喜出望外，自己忽然拥有了价值千万元的知识产权，而且完全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又将受到法律的保护。而赞助则不同，要知道所有赞助都属于公款啊！要审计的。

何伯权、李振勇一回到宾馆房间，就连夜起草拟定协议条款，并向各处调集资金。一千万多吗？今日集团何伯权等人宁愿相信这个数字是便宜的。他们坚信经济效益应该建立在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所以，一千万就买了世界冠军们的改进配方，还是知识产权买断，无论如何不能算贵，不是还听说外国人要出四千万吗？

老马回到田径队，即同队长孙玉森商议提供秘方之事。事实上，马家军的胜利靠的是严酷的训练，恢复手段有西医也有中医，却是根本没有什么秘方的，时到今天，这一点显然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在当时，世人皆以为马家军秘方为国宝神方，还生怕让外国人骗走呢！靠一张药单子就能打世界冠军吗？那才真正是天方夜谭。

次日上午，马俊仁见到队医张琦女士，指示她：“张琦啊，你给写个营养药单子，要中草药的。”当时的张琦并不知更多的内情，马导让写就写呗。写点儿啥呀？她天真地问马指导。老马告诉她，写常用中草药，有益无害即可。也不用多写，有几味就可以了。剂量也不用写，光开药名就行。

张琦即取纸来，随手写出提供给今日集团生产所谓生命核能的八种药名，现郑重披露如下：红参、鹿尾、天麻、黄茂、枸杞子、阿胶、大枣、当归。

马俊仁照单亲笔抄录一遍。

一年多以后，张琦女士给我重复写出这八味中药，又想起往事觉得十分滑稽有趣。她笑着对我说，这几味药对妇女对老人真是有益无害的，只是没有那么神秘罢了。人家也不是要什么方子，是要马导的大名。我也笑着说，我媳妇身体一向不好，回去不妨让她照方煎服，滋补滋补。张琦就说，那我再给你加上几味，效果就更好了。于是她加上了五味子、五加皮、冰糖、桂元、刺五加，并且是每一味药后边注明了一副药的药量。这时我开玩笑说，好。我也拥有了比价值一千万的方子还要有价值的一个真方子！（选自《马家军调查》，因原文较长，有删节，作者/赵瑜，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年/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