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盘大棋中,斯大林所付出的代价是:将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廉价卖给了日本人。
…[详细]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采取不干涉立场,严禁援助中国抗日力量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将如何应对,立即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且无论中外,几乎一致认为苏联不可能放任日军在东北为所欲为。毕竟,仅仅两年前,苏联还曾为保住其在东北的特殊利益,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大打出手,酿成“中东路事件”。其强硬立场无疑令人记忆犹新。 事实上,“中东路事件”以张学良惨败落幕后,斯大林针对东北,还曾有过更激进的政策。1929年10月,在给莫洛托夫的一封密信里,斯大林指示,应该在东北扶植武装力量,以“起义”的形式,“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 “中国将出现麻烦……我觉得,我们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了。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务,我们向满洲派遣了一些队伍,这当然很好,但这不够。现在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组建两个由两个团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国人组成,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火炮、机枪等),让中国人当旅长,并把它们派到满洲去,给它们的任务是:发动满洲军队起义,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其余士兵遣散回家,预先要解除指挥人员),扩编成师,占领哈尔滨。积蓄力量后宣布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搞垮地主,吸引农民,建立城乡苏维埃,等等)。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可以这样做,并且我认为也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不违背任何‘国际法’。大家都会明白,我们反对同中国作战,我们的红军战土只守卫我们的边界,不想进人中国的领土,而如果满洲内部发生起义,那在张学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事情很重要。”① “前鉴”如此,自不难理解,何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内主流媒体,包括《中央日报》、《大公报》在内,均曾一度引颈企盼苏联的介入。 令人失望的是,虽然在事变之初,苏联发表了一些同情中国的言论,但其实际执行的,却是坚定的“不干涉政策”。非但“不干涉”,《真理报》甚至直接以社论的形式,向日本当局喊话,建议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②
对东北地区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求援,苏联也一概拒之门外。譬如,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严厉责成外交人民委员会:“向我国驻瑷珲领事米哈伊洛夫同志指明,如果他胆敢在今后再送来马(笔者注:马占山)或者其幕僚哪怕一个请求,并且不拒绝与马进行任何谈话,他将被追究严重责任。”再如,1932年7月,斯大林指示:对前来求援的中国抗日将领,“要把他们视为挑动(苏日)战争的人,不管他们的客观情绪如何。”政治局据此做出决议:“必须把他们遣返中国,不与他们进行任何谈判。”③
1929年中东路事件,苏军展示缴获的东北军战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