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归隐宋朝 于 2016-4-30 18:28 编辑
早年读聊斋《连城》,作者至篇末才写道:生名年,字大年。突兀横出,我心里暗赞:蒲松林读《史记》,大有心得。方苞有关史记的笔记,大多是对文章技法的解析。借此我领略到方侍郎为文的道理。历史上能文章的成百上千,极上乘的也就数得出的几十家,这些人见解大体相同,东坡的行所当行,止乎不得不止,不就是姚鼐的“文无定法”?不同在于心术:东坡贾谊论,张皇驰骤,犹存以文技自炫之心,姚鼐的贾生明申商论,存心就质朴得多。
桐城派之名,不知起自何时,倡自何人,就是散文转变中这两个个关键人物出在桐城罢。唐宋韩欧散文虽讲究文以载道,然字里句间像诗歌一样深具个人情怀,质朴稳健的笔法只是对前几百年浮艳轻靡风尚的纠正。后来,国家取士以诗赋向文章策论的转变,社会管理也跟着由文人管治趋向于由专家管理。可惜中国人就是热衷于向过去学习经验,而缺乏一种开拓的精神,所以“经术”思想深入士人骨髓。“一为文人,则无足观”姚鼐如此转说,方苞也从不以文人自处,这种厌恶文人轻薄之气的经学义理之说,是桐城派生长的土壤。所以我看,如果以文情并茂说唐宋散文,则桐城散文力行“文质皆备”。我读方苞的《与王崑绳书》,我明确知道是他26岁写的,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热情的青年,而像一个宿儒。文无定法,文章技法则大体一样。高明者如蒲松龄,学其精神,蹩脚者如史上某公学东坡的石钟山记,连同游者也改几个名字填上去。如果一定要说社会思潮对文章形式的影响,我觉得有一点:笔锋里的感情。韩退之欧阳修他们有许多说性命天理大道理的文章,但一想起《祭十二郎文》,《江临几文集序》那些篇章,自然会动容于他们的至情至性。而方苞姚鼐这代文人不一样,归有光文章里那种饱含个人感情的句子,在姚鼐文集里只能读到半句,在方苞那里则找不到一句。他们更多的是一种道理的解说,流露出坚定的信仰和理性的智慧。
我曾和某人闲说过:对于王维,我喜欢他田园山水诗,言浅意深,然最使我佩服的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一联,雍容华贵,不徐不促。这好比韦小宝,在富贵场中经历过,中有所恃,待人应物,才能如此从容不迫。我以此法说方姚:他们内心世界如江海之停蓄,发为文章,故能气定神闲,苍然峭拔,不可掩抑。为古典散文开拓一种新的景象。转觉归氏之辈,以小情动人,如乡下才子罢了。只是如果把学问归为三种:义理,考据,和词章。以今天眼光衡量,前人视野,何其太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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