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晴之晨

归隐宋朝

“初晴之晨”是我的马甲，之所以用此名，源自一个人对我的关注与鼓励。可能是因为无法联络到我，他就在某一论坛上留言，劝我将拙作《冤家》拿到“读者论坛”上参赛。我按照他的意思办了，并用“初晴之晨”注册。不难看出，这名字透漏出我对他的敬意与关切。对，他就是天晴。

  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与他的交往并非一见如故，更不是相互欣赏，可能一开始我是。我在“杰出”看到他的一篇题为《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的帖子，有感于他的自我剖析的坦诚与久蒙沉疴的痛苦，就发了一则留言：很精辟，感同身受。请再研究一些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奠基人。结果，天晴很快回复：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他强调个人经历对其现在状况的影响，他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源于他过去的经历。在人类文化学上他的论点很重要，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人格和西方人人格的不同之处。但是在心里治疗上，其效果不是太好。我个人的粗浅看法，谢谢归隐宋朝临帖。

  到此，似乎也就结束了，但我多事，感到意犹未尽，就继续回帖：研究荣格不仅注重心理治疗或心理治疗的理论研究，其实，我更加推崇他的是，对分析心理学理论结构的界定，特别是对于“集体无无意识”理论的研究。我觉得，这对当今人文生存状态中的诟病，起到了剖析的作用，无疑会给我们精神领域的再造施以裨益。

  天晴回帖：荣格说：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因此，深刻意义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体人格史。我这里谈的是精神健康的解决之道，不谈人格形成，所以没有提到荣格。有时候，矫正行为不需要知道行为形成的历史原因，这就像中国搞改革开放并不需要弄清鸦片战争一样。

  这时，一名叫“大树的心”的插进一帖：一个人的人格是源于他过去的经历。

  至此，似乎才真正引起天晴的注意，他这样回复：既然大树和宋朝这样坚持，我就写一点荣格。等我写好了，发上。

  时隔不久，天晴发了《从荣格想开去》。其实天晴在此文中并没有过多纠缠荣格的话题，他只是引经据典的阐述了传统文化与人格的形成关系，并试着以此来解读中国人的人格。倒是文后一则他给网友的回复刺痛了我：……这篇是为归隐宋朝和大树的心而作，如果他们不来提意见，我才遗憾！

  我当时只是隐约地感到了天晴的傲慢，这多少激发了我的斗志，我这样回复：天晴先生的大作反复拜读了，倒是这则回复令我心存不安，也有些尴尬。初来咋到，获此垂临，不知如何应对，深浅都不相宜。正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为表达对先生的敬意，我会做功课答复先生，只是在此不宜多言，言之无物，必有所失，反倒成了“呈堂证供”。有一点需事先言明，我本无意与先生理论什么，但可以谈及一些话题，只是不知是否有违论坛的宗旨。如有违背，前面的话我收回，还望先生谅解。

  他回复：哈哈，有话只管说，我相信你和我一样，学问争论都可以，决不会互相谩骂、诋毁。这个修养，你我都有。今天你这样说话，我反倒极不好意思，我给你带了不便了。不过没什么，你随便说。我还相信，我们都是大锣，不怕重锤，敲得越重，响声越大！

  不久，我写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随后，天晴又写了《文化与人格》。其实，今天看，我俩辩论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为了下面的话题，我愿意把《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附后，同时，不经天晴同意，擅自把《从荣格想开去》附后），关键是我俩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真是不打不相识！我读过所能看到的天晴的文章，以及我们对于某一观点的看法、争论与沟通，从中我深切地感知一点：天晴对于传统文化的专注已经达到了痴狂的程度，有着色彩鲜明的喜恶之分。爱屋及乌，他对于同样专注于传统文化的知名人士，如李泽厚、余秋雨同样恩爱有加。对此，我和昊哥在“杰出”经常以此对他进行调侃，他也不介意，继续他的热爱与专注。后来，我写了小说《冤家》，天晴似乎很喜欢，他问我：这对儿冤家像不像你我？

  我尊敬他，像他这样近乎于透明的单纯，近乎于癫狂的执拗，以及近乎于解剖般的自我剖析已经少之又少了；我尊敬他，对于所处的每一个环境的珍视，对于每一份友情的珍视，对于自己所钟爱的事物和人的珍视。相比之下，我自愧不如。当然，他的执拗常常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我想这是他所极不乐见的。他喜欢辩论，喜欢开诚布公的辩论，哪怕最终因各执己见而毫无结果，但他还是能从中捡拾出乐趣，沥炼出友情，陶冶出智慧，这也许就是他的中庸之道吧。始于争论，结于安和。

  我以为，文化之争，乃至文化现象之争，既上得了台面，又上得了庙堂。不客气地讲，这就是个“己所欲施于人”的过程，即使因各人的好恶而挣不出个结果来。但是，君子之争，大可不必竭尽尖酸刻薄之言词，似乎有不反目成仇就不达目的的势头，这样不好。六星论道，好名目！论道者，应如喇嘛辩经，声音再高，动作再大，也只在辩经而非其他。若说天晴是位雅士，六星诸君皆为君子。有道是，百家争鸣，不争不鸣。一团和气、相敬如宾有什么意思？用黑旋风的话讲：忒他娘的寡淡！只要不伤筋动骨，比划比划算个鸟事！我喜欢！

  天晴把我引入北斗六星，时间不长，所以看得多说的少。六星的整体布局与文化氛围令人印象深刻，纵横开阖之处显见一种启越高端的自信和肆意挥洒的文风，但也不乏蝇楷红笺、素手弹香的细腻与规整。唉，本人生性顽劣、懒散，于文谋篇布局最是头痛，故投机取巧，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话题过于沉重了，给诸位贴上一则趣闻，权作结语：某甲，与数十户共居筒子楼，各家杂物均放置在室外廊下。一日，某甲喜得美酒一坛，置于廊下。隔日发现酒少四分之一，愤而置帖坛上：偷酒可耻！又过一日，发现酒少过半，暴怒而无奈。友笑其痴，为其出谋这般这般。某甲按友谋置帖坛上：此为夜壶，他人勿用。翌日早起查看，不觉双泪横流，酒坛满了。冷静之余，随手将前日帖再置坛上：偷酒可耻！是夜，满楼皆哭……

归隐宋朝

从荣格想开去

文/天晴

弗洛伊德划时代的贡献就是他的“潜意识”，凡是研究人的学问，它都能渗入进去。但是他的著作好几百万字，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去读。
　　
　　荣格发展了弗氏的学说，认为决定潜意识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来自“性”，而是来自历史、文化（或者是个人经历）在心理上的积淀。在研究集体潜意识的时候，荣格有一句最著名的话：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或者译为：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我认为，这句话就是荣格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有此，荣格的学说，有了世界的意义。为了说明“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他当然要讲很多例子，但是我觉得他的著作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看，那是专家、学者们的事情。
　　
　　那么怎样增加对这句话的感性认识呢？我以为，学习中国文化史再看看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会有帮助。这样即可以学到中华文化史，又可以绕过我们不熟悉的荣格的外国文化和人格举例以及我们不熟悉的外文表达方式，同时也对这句话有了感性认识。
　　
　　在总结中国人的人格构成时，余秋雨给出了最简洁的说明：“如果说庄子的颜色是蔚蓝中的银灰，那么老子悠远的素白，就像天山的雪峰；孔子同我们的皮肤和土地相连，是正派的赭黄；韩非子是暗红，其中耀动着某种金铜的颜色，墨子的哲学就是一种高贵的黑色……诸子百家的每一学派都在中国人的心头输入了一种对应的心理色调，每个人都可以调出各自不同的精神板块，这是诸子百家的深刻所在。”
　　
　　诸子中，儒道法我就不说了，这里我单独说一说墨子。墨家学说如今已经变为瘾学，但是，在国人人格格中它并不隐。虽然千百年来没有官方的宣扬和文人的推崇，但是，“言必信，行必果”、“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些中国武侠小说中的墨家元素，还是那样被广泛欢迎，就说明了墨子文化在中国国民人格中的沉淀是多么的深厚。
　　
　　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李泽厚对中国思想史及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也很能说明文化发展对中国人格形成的积淀作用。其论述洋洋大观我只能从简，说出主线，漏一些也就难免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儒家文化上承新石器时代的巫术礼仪。关键点在于对理性（科学）和情感（宗教）的处理上有所不同，使得中国和西方进入两种发展模式。简单说，在这个由巫进入“轴心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全世界各民族都在这个时候确立了自己的文化体系）的关键时刻，中国对一些情感方面的事情也做了理性的处理，所以，中国没有宗教，神人不分，“一个世界”。李泽厚说：
　　
　　“巫”的特征是动态、激情、人本和人神不分的“一个世界”。而宗教则属于更为静态、理性、主客分明、神人分离的“两个世界”。西方由“巫”脱变而走向科学（认知，由巫术中的技艺发展而来）与宗教（情感，由巫术中的情感转化而来）的分途。中国则由“巫”而“史”，而直接过渡到“礼”（人文）“仁”（人性）的理性化塑建。但“巫”、“数”、“占卜”与八卦、周易直接做关，却为古今所公认。
　　
　　这个由“巫”而“史”的完成过程，李泽厚有这样进行了描述：
　　
　　第一、卜巫突出了与君王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的联系，因之便记录、保存。同时也声张着某些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经验。也就是说，不可思议、难以解说的“神意”“天示”与人们（氏族、部落、酋邦）的历史事实和经验越来越相互组接渗合，“神意”、“天示”越来越获有某种经验的理性范例和解说。《周易》爻辞卦辞中保存了好些史实，它们作为历史的经验，已与“神示”、“天意”混为一体。这也正是“由巫而史”的理性化过程的其体表现。
　　
　　第二、对巫的理性化处理是对天文、历法的掌握。这就是所谓“识天象”“知天道”。
　　
　　第三、“巫术礼仪”的理性化还有另一因素不容忽视，这就是军事活动。
　　
　　到周初，这个中国上古“由巫而史”的进程，出现了质的转折点。这就是周公旦的“制礼作乐”。它最终完成了“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过程，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根本。
　　
    “礼”由巫术礼仪，演化至天地人间的指导行为的秩序、规范，这一人文化、理性化的处理进程．也就大体完成。

    而西方文化处理情感问题时发展出了宗教，利用先验论（不必论证）和康德说的“绝对律令”来解决情感空虚问题。所以西方在理性和情感上是“两个世界”。

　　从形态上看，李泽厚给中华文化取名“乐感文化”。下面我大段的编辑百度“乐感文化”条目如下：
　　
　　乐感文化-优点
　　
　　（一）乐天知命
　　
　　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由于没有人格神，对人的终极关怀没有各种神灵导引，因此使人们在似乎是合目的、合规律的宇宙自然的总体中储备、汲取力量，所以中国是世界上发现自然美最早的国度。
　　
　　李泽厚指出中国人很注重世俗的幸福：“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春宫图到老寿星，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从衣食住行到性、健、寿、娱，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情本体特征。尽管深知人死神灭，犹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中国人却仍然不畏空无而艰难生活。”中国人没有超验理性，因此这种乐感文化体现了以人的现世性为本，而与西方传统强调的“绝对”、“超验”精神相对立。
　　
　　（二）实用理性
　　
　　乐感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实用理性。我们中国人，是最讲实用，最讲实际，最讲实惠的。这种讲实用，讲实际，讲实惠，使中国人具有灵活变通的性格，而不会死板固执。综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认真”一词，中国人是不怎么喜欢的。对于那些认死理只有一根筋认准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中国人往往嗤之以鼻，说他们太“较真”，顽固不化，说他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这种灵活变通，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圆”。要求我们为人处世尽量做到圆融、圆满。这种灵活变通，使中国人变得可爱而不令人讨厌，《孟子》中就有这样的内容：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清，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清，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在这里，“男女授受不清”，本是礼法的规定，人人应遵守而行之，然当嫂子会被水淹死，这时该怎么办？孟子提出此时只能用“权”，“权”即权变，即变通。这种变通，在这里明显是好事，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种权变，在让中国人变得圆融、圆满、可爱之时，也为中国人埋下了祸根。
　　
　　乐感文化-缺点
　　
　　（一）道德无底线，不守法。
　　
　　本来有些道德信仰价值，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是全人类都应该遵循坚守的共同准则。然而，由于使用、变通、用权，我们中国人很少有人对一种道德信仰价值始终如一地坚持。于是，我们的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降低了又降低。学者钱理群先生所倡导的“说话的3条底线”：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时则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伤害他人。
　　
　　由于讲究“实用理性”，讲究变通，讲究用权，导致中国人对法律的淡漠、冷漠，导致我们中国人对规章制度的很难自觉遵守。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中国的长时期的人治。中国人还是擅长用人治的那一套来管理国家，从而给法治中国的建设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从而拖了法治中国的建设的后腿，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二）耻辱感、罪恶感的空前缺乏。
　　
　　乐感文化的另一个不足是，导致我们中国人整体耻辱感、罪恶感的缺乏。相对于“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来说，我们的“乐感文化”是最没有耻辱意识、罪恶意识的。“真正的耻辱感文化靠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而不像真正的罪恶感文化那样靠内心的服罪来行善。耻辱感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一个人因受到公开嘲笑与摈斥，或者自以为受人嘲笑而感到耻辱，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耻辱感都将成为强大的约束力。但它要求有旁观者，至少是想象出来的旁观者。罪恶感并不如此。在一个荣誉感意味着无愧于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形象的民族中，一个人即使在无人知晓自己的不端行为的情况下，也会为罪恶感所烦恼，而且他的罪恶感确实可以通过供认其罪恶得到减轻。”正因如此，同样是犯下二战中的侵略罪屠杀罪，德国总统可以向受难民族下跪，德国人可以通过全民的彻底忏悔而自新，日本人却不能做到像德国人一样彻底忏悔重新开始，而只能背负着历史重担艰难前行。而“乐感文化”的中国人呢？由于既没有“耻感文化”的“外部的约束力”，又没有“罪感文化”的“内心的自我约束力”（“内心的服罪”），因此，呈现一种严重的价值缺失，判断缺失，呈现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狂状态。其典型症状是：没有耻辱感，没有罪恶感，行善完全是一种投机性质的投资，讲求“善有善报”。当行善，是为了“善报”的时候，这善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善吗？此时，真正的善没有了，恶却大行其道。
　　
　　（三）懒于合理体制的思考与建设
　　
　　乐感文化，还导致了中国人的懒惰。一直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我也承认，我们中华民族确实是勤劳、勇敢的，但这种勤劳仅仅是指底层劳动者的体力方面的，而不是指上层社会的统治者心力方面的。在心力方面，不管是底层还是上层，不管是布衣百姓还是帝王将相，体现出来的都是懒惰：懒于思考，懒于思索，懒于反思，懒于制度建设，懒于合理体制的思考与建设。
　　
　　从产生的原因上看，余秋雨说得最简单易懂，我直接引用：
　　
　　“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农耕文明有关。农耕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游牧文明来说，马背是家，帐篷是家，远方有水草，那么远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呢，永远在向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远不知道，因此可能回来，也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从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复杂。它延续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讲究伦理结构，有了这种结构才能完成生产的程序和财物的分配，才能协调彼此的关系。孔子找到了这个结构，并把它扩充来治理天下。他的逻辑结构是从修身开始来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
　　
　　那么，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还能不能改变？当然能，而且必会改变。就像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那样，因为社会变迁而一次次为儒学灌注新的内容一样，今天，我们也会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下，学习其他文化的合理部分，引进新元而慢慢地改善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这也是历史交给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谈到今后的发展，李泽厚认为，中国绝对不能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道路，而且在快速发展的中国也不可能有什么中国模式，目前的中国政体，还应当像当年邓小平提出的走“摸着石头过河”的路线。同时，李氏还坚决反对“天赋人权”的概念。他认为人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产物，试想原始社会要求大家集体行动才能获得必要的食物和生出条件，那时候会有什么人权？只是到了商品经济的环境下个人独特的个性和独特的需求才慢慢显示出来，如果大众的文化素质和社会的合理搭配还没有大的提高就盲目地提出人权，那一定会出现“多数人的暴政”类似文革时期的动乱。这样的例子，国内国外，太多了。
　　
　　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给荣格那句著名的话找一点感性材料。
　　
　　罗丹说：什么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
　　
　　读书，我信奉的原则也是，少而精。

归隐宋朝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文/归隐宋朝

去年岁末，与天晴先生在“杰出”不期而遇，不想竟激起几层涟漪。我在读天晴先生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一文时，有感于他切肤之言的真诚，以及摆脱沉疴之后的感悟，觉得有些深度，也比较符合现今人文社会的主题。但是，也有一丝遗憾，有点意犹未尽，窃以为此文立论应该再扩展一些，就从心理学的范畴想到了荣格。我觉得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对于现代人，在心理分析结构层面会有更大的裨益。“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关系；“个人潜意识”与“客体心灵”的关系，正是这四个层次组成了荣格所谓的人的心灵。不想，我的一条感言引出了天晴的另一篇大作《从荣格想开去》。同时，他在文后的一则回复中，提出了一个让我不得不写出这篇小文的理由，尽管这多少令我有些尴尬。

其实，天晴先生在《从荣格想开去》一文中，并没有反驳我的观点，他似乎也不愿过多谈及荣格和心理学，而是由荣格的一句话：“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来引出对人格的思考。这样的结果令我有些意外，但我并非完全同意天晴先生的论点，这倒成了我写这篇东西的主要原因。首先，我不同意他引用余秋雨的文字来给中国人所下的人格定论。我以为，即便是两千多年前，诸子百家的人文精神再怎么精粹，再怎么一脉相承，也不能概括当今中国人的人格。更何况经过历史的不断淘洗，有些思想已经面目全非，甚至已经出于各种目的而被后人“古为今用”了。

就当下的文史理论而言，我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读史不读余秋雨，读文不读易中天。这句话恐怕会得罪许多人，但我是对文不对人，也不想对此过多解释。我认为，余秋雨对于历史的专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某个时期的人文现象的解读。在他以往的著述中，鲜见较为系统和严谨的论证某一时期的整段历史。他比较善于剖析某一点，知微见著，入木三分。就我个人而言，在人文史论方面，余秋雨的著作所给予我的收获，文学层面要大于史学层面，可做精神食粮，但绝非史学典籍。

天晴先生用大幅篇幅引用了李泽厚先生的著述，阐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发展史当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还是引用李先生的话来解读，儒学思想对于我们中国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演绎出的好与坏的对立现象。通读全篇，大体如此。说实话，我只是在听余秋雨和李泽厚先生在讲话，天晴先生似乎没讲什么。开始，我有点难以理解，就又从论坛上找来他的几篇东西来读。渐渐地我明白了，天晴先生的观点就在其中，我试着概括一下：学人当学陶渊明，学文当学余秋雨，读史当学李泽厚，做人要做明白人。不过，他的文章，我首推《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声情并茂，回味无穷。

下面我还是想说一说荣格。他的“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的理论，无疑是他毕生的研究成果之一，同时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我认为理应得到推崇。荣格认为，人的无意识有个体的和非个体的两个层面。前者只到达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后者则包括婴儿实际开始以前的全部时间，即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它的内容能在一切人的心中找到，具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简而言之，“集体无意识”阐释了两个方面的意义：好处在于，我们能够继承历史经验、道德标准来维持现状，并在此基础之上，创新和发展。坏处在于，盲目地继承、信服以往的经验与道德标准，墨守陈规，并且无意识地自以为是。对于后者，我的理解是一盆温吞的洗澡水或一群凉水下锅的蛤蟆。

几千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以“儒释道”的思想为精神支柱，历代统治者更是以“尊儒”之道来治国安邦。民间流传一句俗语比较说明问题，“少数人问道，多数人求佛，上等人知礼，下等人讲理”。礼，被赋予神玄的色彩，天子即龙体转世。神秘而玄妙即为大雅，尊崇大雅者为尚。小民百姓只需如被点了迷穴一般跟着走就行了，几千年来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懵懂过世。鲁迅先生所谓的“吃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个“人血馒头”不是今天还在流行吗？只不过换成了绿豆或是别的什么东西。说来中国人很奇特之处，在于“跟着别人信”。要说一件事物，你要他自个信服很难，但若同样的事物你让他跟着别人信就很容易，而且信得好生了得！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一些乡镇调查农民工技能培训的问题，了解到的情况让我大吃一惊。本来这是一项由国家出钱，培训农民工生产技能，提高务工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的好政策，但响应者却寥寥无几。要钱不？不要。有饭吗？有。给钱吗？不给。那看看再说吧。这是什么逻辑？令人难以理解。信教，大家却是趋之若鹜，有点钱都捐教会了。要说你信也行，别问那些特别给力的问题呀，“耶稣和佛那个更厉害？”无语。

让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天晴先生试图想说明“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的意义所在。其实，像这样的论著每个书店的架子上都码放了许多，大家小家，洋洋洒洒，言之千言万言。说实话，这些书开始还能唬一阵子，后来只有接灰的份了。食之无味，如同嚼蜡。倒是一个小女子的《遥远的救世主》引起人们的热捧，原因倒不是这本小说的故事本身，而是引发了一个命题：文化属性。这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了。作者借主人公丁元英之口说出了一段惊世骇俗的理论：“我们这个民族总是以文化自居，却忘了问一句：是有什么文化？是真理真相的文化还是弱势文化？是符合事物规律的文化还是违背事物规律的文化？任何一种命运，归根结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结底一句话：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什么是客观规律？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大的文化，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想，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这是一个渗透到民族骨子里的价值判断体系，太可怕了。”有点数典忘祖？文化属性，这是否可以解释为中国人的人格？

成了热议的话题，必然会引起许多笔墨官司。这一点，余秋雨倒是持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对于传统文化要有选择地继承，择优而取，择优而用。有人讥讽他为历史实用主义者，我倒是不以为然。作为中国人，我们既不能躺在历史里继续酣睡，继续做梦，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脱离了刺刀和皮鞭不过只有几十年而已。其实，道理很简单，在你能够领袖群伦，得到别人仰视的时候，你可以大谈特谈儒家思想，的确，一千年前我们做到了。而当“蛮夷”已经雄起，并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法则时，你再跟人家讲“道理”就说不通了，人家已经用炮舰说话了。

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学者何新来清华大学演讲。开始时，学生们起哄，说他是政府的走狗，因为当时正值某个敏感事件结束后不到一年。可当他结束讲演时，全场只有他是坐着的，大家起立为他鼓掌长达十几分钟。他以展望未来20年，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入题，阐述了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及演变的过程。一个人的理论是否精辟，很大程度在于他能否预见未来。今天看来，何新预见到了今天中国的发展境况，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问题。当时，他曾就西方群起孤立中国的现象，委托《伦敦金融时报》做了一项民意调查：了解中国现状的人只占6%；认为中国崛起会影响他们生活的占62%；其余占32%。从中表明，西方人并不关心中国人的苦与乐，他们只关心自身是否会受到影响。由此而论，他们虽然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实际谋求的还是地缘政治。这种地缘政治说白了就是，不管你是由谁来执政，只要是不合我意就挤压你、毁你！直到你被肢解成若干块，虚弱到对我不再构成威胁。实际上，历来如此！

举两则负面的例子：一是，当年沙俄总督穆拉维约夫在签订《瑷珲条约》之后，惺惺作态，特许黑龙江将军奕山在他的总督府对面，留一块大清王朝的界碑（有亭为证）。这当然是一种象征，以示沙皇的恩威。戍边的清军将士们感到离家太远了，每巡查至此，就把界碑抬回一点，几十年下来，我们就永远失去了那点儿可怜的土地。二是，日本老兵东史郎日记中的记述。他们在攻陷南京后，上峰在还有零星抵抗的情况下，命令他们连队“处理”支那军战俘。战俘有七百多人，他们连队只有未满员的百十个人，当时他们很紧张，硬着头皮去干。可没想不到的是，这些人如同羔羊一般任人宰杀。由此他和战友们感到愤怒，不是为战俘的麻木愤怒，而是为遇到这样的对手愤怒。在这种情绪下，一周之内，他们连队“处理”了7000多名支那军战俘。

纵观历史，这样的灰暗满纸皆是。秦军在易水河畔斩杀20万赵军，杀得400百刽子手集体疯掉；项羽坑杀章邯30万秦军，项羽的军队只有6万人；中条山战役，中国军队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日军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这是蒋介石认为，抗战以来最为可耻的战役）。慷慨赴死固然是一种应当提倡的英雄气概，但一定要死得其所！所以，我们必须秉承这样一条法则：豺狼来了，等待它的只有而且必须是猎枪！必须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正如西汉大将陈汤给汉帝的上疏中的豪言壮语：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综上所述，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谈论中国人的人格或“文化属性”是比较困难的，虽然我们的文化一脉相承，但这种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人格，能保障我们民族的未来吗？我认为，中国人的人格并未真正形成，而他形成的唯一途径就是：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取其精华，洋为中用。

谨以此文回应天晴先生的《从荣格想开去》，仓促之间，难免谬误。我自认不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但在谈及百年来传统文化对我们民族产生的结果时，还是难以抑制地感到悲愤。其实，我本身是学文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无以复加。这种情绪很纠结，也很难说得清楚......。在此我需要郑重地说一句：若摒弃传统文化，那就真的意味着背叛！这段话留此，我想不无意义。

天晴

谢谢宋朝，你让我再一次重温那美妙的一段！

随着你的帖子，当初我们心态的变化轨迹，起伏跌宕，恍如昨日。读毕发现，眼下竟有青泪溢出。后来你发《冤家》初看放下，然后缠住我身，久久不能挥去，细细品咂，回味无穷，恰如你我，惺惺相惜。

谢谢宋朝。小笑话真好。绝~~

天晴

发上我对《冤家》的点评：
   

    这篇小说，每次看过都会热泪盈眶。

    故事情节简单，人物性格鲜明。两位主人公在一次次狠掐当中却涌动着人间的至情——知音、互慕；失去以后的寂寞难耐。

    此篇用词生动、简洁，行话迭出，生活气息极端浓厚，看过，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更难能可贵的是结尾的处理，老孙头死了，老冯头也音讯皆无，留下两个疑问不做回答，真有一些老子出函谷关的味道。余味无穷。

肥田老鼠

小笑话把我笑崩塌了！

宜笑

宜笑

问好楼主

宜笑

哈哈,先笑一会儿,那笑话笑得肚子疼,先生实在诙谐

宜笑

先生的大作,冤家,我极喜欢,虽然有些哀怨,有些惆怅,有些悲凉
但令我更热爱生活,因为人与人之间有温情

魔皇2011

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学者高新来清华大学演讲。开...
归隐宋朝 发表于 2011-7-25 13:12

应为“何新”。

芥末

认真拜读了二位的文字，这样的辩论很好，我们学习了很多。

芥末

我认为天晴的文字里知识性信息量比较大，这对于我辈底子浅薄者是个大帮助，需要储备的东西太多了。归隐的文字比较好看些，你们继续PK，收益的永远是我们围观者。

昊哥

才子相遇，六星搭台。

天晴

宋朝老弟呀，你不知道我是感性人吗？

你呀你，非要叫我落泪！

再读，再泪，幸福的泪，谢谢！

莫冉

感动于宋朝与天晴两位老师的惺惺相惜，由人到文，再到情，让人敬佩。

莫冉

两位老师探讨的东西很厚重，我学问太浅，只有慢慢细读

宜笑

伯牙子期,高山流水,动人的情谊

冷笑

文坛轶事，六星佳话。

欢迎并感谢二位朋友久驻六星。

冷笑

应为“何新”。
魔皇2011 发表于 2011-7-25 17:11

    魔皇兄博闻强记。如果是高新，恐怕得被抓起来了。

一代文氓

荣格说：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
这句话论据何在？我看就如同老毛吹牛逼说大话，什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调一样可笑。

文化的含义很宽泛吧，酒文化、茶文化、性文化，和人格有啥关系？

一代文氓

如果说庄子的颜色是蔚蓝中的银灰，那么老子悠远的素白，就像天山的雪峰；孔子同我们的皮肤和土地相连，是正派的赭黄；韩非子是暗红，其中耀动着某种金铜的颜色，墨子的哲学就是一种高贵的黑色……诸子百家的每一学派都在中国人的心头输入了一种对应的心理色调，每个人都可以调出各自不同的精神板块，这是诸子百家的深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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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些文人评价什么，一向没有逻辑性，不怎么会讲理，总是喜欢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论据来支撑。
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靠，凭什么你说人性之善是水之就下？怎么就不能是人性之恶是水之就下？
这一点余含泪也是深得精髓了，凭啥你就说“庄子的颜色是蔚蓝中的银灰，那么老子悠远的素白，就像天山的雪峰......”你怎么论定的这个？为啥庄子就不能是黑色的？老子就不能是红色的？

看似描述的入情入理，其实和老毛写诗词一样，大而空洞，强词夺理。

一代文氓

学人当学陶渊明，学文当学余秋雨，读史当学李泽厚，做人要做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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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晴这么说，我看此君眼界永远都不会高。

归隐宋朝

感谢诸位朋友的支持，衷心希望艺文越办越好！
魔皇兄提醒的对，是我的笔误，感谢！今后注意。
感谢肥田老鼠、宜笑、芥末、莫冉和冷笑的支持！
天晴兄要淡定，日子长着哪。呵呵。

归隐宋朝

荣格说：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
这句话论据何在？我看就如同老毛吹牛逼说大话，什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
一代文氓 发表于 2011-7-26 22:10

    荣格的这句话，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的，跟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是两个范畴，他是以人的生存状态为出发点，研究人的主客观行为、感知和与之对应的环境、历史等因素在内的变化规律。谢谢您的临帖。

一代文氓

荣格的这句话，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的，跟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是两个范畴，他是以人的生存状态为 ...
归隐宋朝 发表于 2011-7-26 22:46

    妄下断言，我只能嗤之以鼻。

不知道这荣格是怎么定义的文化？怎么定义的人格？

天晴来给我扫扫盲吧。

归隐宋朝

学人当学陶渊明，学文当学余秋雨，读史当学李泽厚，做人要做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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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氓 发表于 2011-7-26 22:21

    拜托！这是我说的，呵呵。不必当真。

归隐宋朝

妄下断言，我只能嗤之以鼻。

不知道这荣格是怎么定义的文化？怎么定义的人格？

天晴来给我 ...
一代文氓 发表于 2011-7-26 22:48

    客气了，这只是荣格作为心理学家的几大贡献之一，举世公认。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夜夜秋雨孤灯下

久慕楼主文品神韵，这段文字，醉笑曾经听天晴先生说起，百度并拜读过。

夜夜秋雨孤灯下

某甲，与数十户共居筒子楼，各家杂物均放置在室外廊下。一日，某甲喜得美酒一坛，置于廊下。隔日发现酒少四分之一，愤而置帖坛上：偷酒可耻！又过一日，发现酒少过半，暴怒而无奈。友笑其痴，为其出谋这般这般。某甲按友谋置帖坛上：此为夜壶，他人勿用。翌日早起查看，不觉双泪横流，酒坛满了。冷静之余，随手将前日帖再置坛上：偷酒可耻！是夜，满楼皆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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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几遍，并没觉得好笑。描摹人性，形神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