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连续添加）

天晴

布尔斯廷的《发现者》第一篇：天体之国

    看看身边的狗和家里的毛吧。它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什么时候该睡觉吗？它们知道每天的早中晚吗？它们知道一年有多少天、冬天何事来临吗？面对时间，它们简直一片茫然，完全生活在可怕的时间黑洞当中，不辨东南西北，不知时间的流逝。因为它们并不需要时间。

月亮

    远古时期人因为要掌控自己的命运，他们需要储藏、需要播种、需要收获，于是他们对时间的认识有了要求。人们认识时间是从月亮开始的。月亮是人类通用的第一种计时器。

    月亮高悬于天空，寒冷的色调，给人以神秘的感觉，对于远古的祭祀、节庆、宗教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到今天我国的节日大都和月亮有关。

    虽然月亮是便于利用的计时方式，质朴的初民却往往坠入陷阱之中。因为月亮的盈亏尽管是全世界任何人举首可见的循环现象，然而却诱使人们走进死胡同。猎人和农民最需要的是有关节气的历法——预测雨雪与寒署的方法，芒种还有多久？箱降几时来临？雨水又在什么时候？而亮对这些需求无能为力。

    月亮的周期与太阳的周期不相对应，这一令人困扰的事实却能发人深思。如果早有可能用月球周期的倍数来推算出一年及四季的循环，那么人类可以免去许多麻烦。不过，我们也就可能没有研究天体、成为数学家的动力了。

    古代巴比伦人（世界四大文化：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文化很早，但是那是巴比伦和埃及的混合物）始终根据阴历计时。他们执意用月亮循环来制定厉法，因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设置十九年为一个周期，其中七年每年为十三个月，其余十二年则每年为十二个月，这样他们就可继续不断使用那个清晰易见的月亮变象作为他们历法的依据。但这未免有点太复杂、太麻烦了。

    埃及人却不那么受月亮的诱惑。就我们所知，埃及人是首先发现太阳年的长度并给它下定义的人。正像对人类的其他许多重大成就那样，我们只知道“什么”，而总是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时侯”。最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第一个发现者会是埃及人。埃及人没有天文仪器，当时天文仪器还不是众所周知的东西。埃及人对数学也并不显得有特殊天才。他们的天文学知识与希腊及地中海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也是比较肤浅的，而且他们还受宗教仪式的约束。但看来约在公元前2500年（夏朝是公元前2000年），他们已经演算出如何预测日出或日落的时候，何时可以让阳光射到某座尖塔的塔顶，好为他们的礼拜和纪念仪式增添光彩。

    巴比伦人的设想是遵循太阳周期并试图用“置闰”的方法来配合季节或太阳年，但这样做不方便。各地有各地的看法。在希腊，各城邦由于山脉、海湾的阻隔，并酷爱其山水风景，因而各自制订历法，任意对多余的月份用“置闰”的方法来符合当地的节日或配合政治的需要。结果是破坏了制订历法的初衷——订出一个可以促使人民团结一致、便于作出统筹安排的时间表，例如对播种或运货等取得一致同意的时间。

    埃及人对数学甚至还不如希腊人那样有求知渴望，但他们却解决了实际问题。他们发明了一种为全国各地日常需要的历法。早在公元前3200年，整个尼罗河流域和尼罗河三角洲就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王国，历时三千年。政治上的统一由于自然的力量而增强了。犹如宇宙间各天体那样，尼罗河展示出一种颇有规律的而更富戏剧性的自然节奏。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流，延伸四千英里，从遥远的上游使埃塞俄比亚高原和东北大陆的雨水和溶雪汇成一大水道往入地中海。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水位上升给埃及播种及收割的日程制定了三个季节：泛滥、生长和收获。从6月底开始到10月下旬，尼罗河的泛滥带来了肥沃的淤泥，于是在这沃土上播种谷物，其后从10月末到来年2月末是生长期，从2月末开始一直到6月底可以进行收割。尼罗河的泛滥如同太阳升起那样，同样有规律，对生活同样重要，它标志着尼罗河年的特征。埃及人就发现，如果将另外的五天加在每月三十天的十二个月的年底，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天，这样就能提供另一种很有用的历法。

    问题是一年不是正好365天。到1582年太阳历已经和节气差了10天，于是，教皇格列高利于1582年规定那年10月4日的次日为10月15日。这也就是说，来年的春分正好符合阳历的节气，即3月21日。

    那时教皇格列高利规定从厉法中减去十天，人们怨声载道，：惶惶不安。仆人在删去那日的月份里也要求主人发给全部工资，而主人则拒绝付给。人们反对由于教皇的命令而缩短了寿命。但当英国和美洲殖民地终于被说服作出改变时，四十六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尽管寿命减少十天，却一如既往以其智慧欣然命笔，给读者写下了《可怜的理查历书》，那是值得令人感激的：

    “亲爱的读者，不必为减少几天而惊慌，也不必聛睨视之，更不必为损失这么多时间而悲伤，劝君以此自慰，因为开支可以省些，心胸更可宽些。对于那些喜欢在这一个月的第二天纳头便睡的人，也许一觉就睡到第十四天清展，那真是莫大的享受啊！”

    辛亥革命导致中国进行改革，引进了西方的历法，使它与传统的中国历法（阴历）并用。

    1929年，苏联想废除基督教年，以革命的历法取代了格列高利历。星期为五天，四天工作，第五天休息，每月有六个星期。每年用以补足三百六十五天或三百六十六天的其余几天作为假日。他们也保留格列高利月份的名称，而星期几干脆用数字来代表。到1940年，苏联恢复了众所周知的格列高利历。

流星划过

沙发欣赏天晴大哥的文字。。。

流星划过

感谢天晴大哥带来的分享，让我了解了一些知识，辛苦了。

天晴

感谢天晴大哥带来的分享，让我了解了一些知识，辛苦了。
流星划过 发表于 2011-8-16 15:51

    谢谢流星来读。

流星划过

谢谢流星来读。
天晴 发表于 2011-8-16 16:00

嘿嘿，不客气，学到了很多呢，辛苦天晴大哥了。

天晴

布尔斯廷的笔调就很轻松，我想删去一些繁杂的论述，用更加轻松的字来讲述人类进步的历史。

布尔斯廷已经选择了一次，选择的原则是选择那些对人类历史发展有推动作用的事件，在此基础上我再选择一次，我的原则是选择那些最基本事件和我感兴趣的部分。

这个笔记，既可以留我备用，也可以向大家推荐，以图用最小的精力学习最基本的东西。用于扩大我们的视野。

宜笑

学习了，看.....

莫冉

看天晴大哥的读书笔记，走一走求知的捷径。

昊哥

毛毛看了不高兴，把猫写成毛了。呵呵

跟着天晴学习科学知识！

天晴

看天晴大哥的读书笔记，走一走求知的捷径。
莫冉 发表于 2011-8-16 20:19

    莫冉说的很对，我的意图之一，就是让读者尽量捷径。所以书中不便记忆的、复杂的我都略过。另外，我增加了必要的解释部分。

天晴

丹尼尔•布尔斯廷

    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J.Boorstin，1914年10月1日-2004年2月28日），美国历史学家、博物学家和前国会图书馆馆长。丹尼尔•J•布尔斯廷是美国著名文学派史学家，一生中出版过20多本著作，其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是两套三部曲——《美国人》三部曲和《人类文明史》三部曲。他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达12年之久。曾经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美国历史，成绩卓著；后来曾任罗马大学、京都大学等校客座教授；英国剑桥大学还聘他为该校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并授予文学博士学位。2004年2月28日布尔斯廷因肺炎在华盛顿去世。

    本笔记包括《人类文明史》三部，估计全书120万字：

    《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1992年中国发行

    《创造者：富于想象力的巨人们的历史》1997年中国发行

    《探索者:人类寻求理解其世界的历史》2007年中国发行

天晴

人类两大动作（余秋雨）

    《华尔街日报》评论布尔斯廷的两部学术著作《发现者》和《创造者》“富有戏剧性”，这倒使我这个戏剧专业出身的人仔细想了一想。

    想的结果是，不错，可以看成是戏剧。主角只有一个，人类；全剧只完成了两个动作，发现、创造。

    布尔斯廷用如此简洁的方式来提炼世界历史，实在是器宇恢弘。全书史料丰富，大多数史料都包含着人情味极强的情节性，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读完之后才明白，原来人类的光明面、人类的文明事业，确实都包容在发现和创造这两件事里面了。人类当然也干了不少坏事和丑事，作者不予理会，不是他学历不够，或疏忽大意，而是只想呈现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基本元素，以便把那些非人性的作为比照得琐碎可笑。无地自容。因此，这是一种充满喜乐之情的选择，让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到做人的自豪。

    这种历史态度，不仅与实证主义史学判然有别，而且也不同于思辨的历史哲学。我猜想布尔斯廷一定受到过年鉴学派整体史学观的积极影响，读他的书总能联想到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的话：“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就像神话中的巨人，他知道只要嗅到了从人类血肉之躯发出的气息，也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能想到比利时历史学家佩伦的话：

    “如果我是一个古董鉴赏家，我就会把目光盯住那些陈旧的细节不放，但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

    与年鉴学派史学家相比，布尔斯廷有更多的文学气息，所以人们也喜欢把他归人文学派史学家的范畴。这里所说的文学派，当然不是指文笔和想象，而是指对人类抱有更大的慈爱，对历史采取更大的取舍，慈爱和取舍又都不违背历史的本真。以此为基础，再来发挥叙述的情节性和感染力，也就蔚为壮观了。

——读《发现者》、《创造者》1999

    2009年，余秋雨出版了《问学余秋雨》，在其前言中余秋雨就说，那本书是对中国历史非均质的讨论。非均质就是有重有轻，有取有舍，是选择。余秋雨说过：历史要么使人高兴，要么令人厌烦。所以这种选择是有原则的。原则之一从这篇短文中可以略知大概，即：人类的光明面、人类的文明事业、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基本元素。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他一再呼吁的对历史文化的现代阐述。余秋雨曾经声情并茂的写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温克尔曼、莱辛等人在考证古希腊艺术的过程中完成了现代阐释，建立了跨时空的美学尊严，并由此直接呼唤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贝多芬。在他们之前，德国如此混乱落后，在他们之后，德国文化光耀百世。此间的一个关键转折，就是为古代文化提供现代阐释。”

    我们的文化应当扎根于历史，站立在现代，面对未来。面对未来一定要创新。这就是《问学余秋雨》的写作原则。

天晴

法国年鉴学派简介

    现代西方史学的变革，是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出现为标志的。所谓年鉴学派，是法国自1929年以来主持、编纂《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几代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反对旧的史学传统，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引人历史研究领域。他们的理论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

    传统有历史两大主题：第一，在物质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人的影响；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忽视了观念、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作用。

    年鉴学派主张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不仅要注意政治史、军事史，也要注意社会其他方面的历史。他们提倡历史学家打破过分专门化所造成的历史研究的狭隘性，主动同其他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运用历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

天晴

星期

如果人类只以大自然的循环周期——四季轮转、月圆月缺——作为生活的依据，那他们始终要为大自然所控制。如果人们想要自行其是，并要使人类自己的新奇事物充满世界，那就得制订自己的计时制度。星期就是人为的时间单位中最早的一种。

世界各地的人对每星期的计算至少有十五种不同方法，从五天到十天不等。如中国汉代五天中有一天休息，这个假日称为“休沐”，到了唐代十天一休，这些假日称为旬假或旬休。古希腊人似乎是不讲什么星期的。罗马人定一星期为八天。

西方国家规定七天为一周，这是我们制度中最武断的一种，但它是出于大众需要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约定，并不是由法律或任何政府的命令所决定。

为什么一星期有七天？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说明。

圣经说，“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

一星期七天的形成，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例如人类有恢复精神和补充体力的需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占星学。西方对星期中每一天的命名，说明了占星学对星期形成的影响。

英语

星期日Sunday(sun太阳）

星期一Monday(Moon月亮）

星期二Tuesday(Mar火星）

星期三Wednesdy(Mercury水星）

星期四Thurday(Jupiter木星）

星期五Friday(Venus金星）

星期六Saturday(Saturn土星）

天晴

第二篇时钟计时

对夜间时刻的计算

    只要人类靠种植谷物和放牛牧羊为生，他们对小单位时间的计算就不那么需要。最重要的倒是季节——要知道什么季节可望下雨、下雪、晴朗或寒冷。为什么要为小时和分钟操心呢？

    但是总归要有城市的，社会总会有分工，人类对时间的需求，早晚要提到议事日程的。

    古人计算年月并定出我们所谓星期的模式时，更短的时间单位在几百年前始终含糊不明，而且在人类日常生活经验中也不起什么作用。想一想就有一点可怕，我们现在知道的中午十二点吃饭，当年苏东坡和王阳明们是根本就不知道的。他们依据什么来决定自己的作息时间呢？

    还有一个问题，古时候，只有白昼的时刻重要，因为人们只能在那个时候工作。所以估量有用的时间就是估量日照的时间。因此第一次将时间分段的努力是从计算太阳跨越天空的时间着手的。那就是日晷。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公园前1500年古代埃及人留下的一个巨大的日晷。

    以日影作为计时标准，持续了数世纪之久。这是一种方便的计时法，因为任何不具有特殊知识、不拥有特殊设备且可以在任何地方装置简单的日晷。

    但是日晷也有一些局限性，不出太阳就不能工作；即使出了太阳也难以表明小时、分和秒；不能用于制定全国统一的时间；四季中白天的时间长短各不同；纬度不同的地区时间也不相同等等。

    改进后的日晷出现了刻度，可以把白天均等的划分成十二个“小时”，尽管冬季和夏季的“小时”长短不等，能等分总是一大进步。

    古希腊人把日晷放到了塔上，这样全城的人都可以利用这一公用时钟了。一直以来，西方统治集团和东方统治集团对待新事物方面有大的不同，西方的新事物可以迅速普及到广大民众，而东方的新事物往往是供统治阶层自己消费。

    在某地的特定一天，其长度与另一天或另一地的“小时”会完全不同。日晷是一种具有伸缩性的时间码尺。

    怎样确定统一尺度的时间？怎样征服那可怕的黑夜，使它成为可知世界的一部分？只有不让太阳称霸，我们才有可能学会用统一的计量方法算出时刻。

    柏拉图说，时间是一种“永恒的移动着的意象。”可以永恒流动的是水，于是，水时钟应运登场。

    水，可以用任何小碗来舀起，当然比日影更易于掌握。人类能控制水流的缓急，日夜不断地流。他们能计算出流量固定不变的单位，无论在赤道还是在北极，在冬天还是在夏天，都是一样。但要使这种装置臻于完善却是长期而艰难的。当水时钟被精心制作成为一种多少可以称得上精密仪器的时候，它早已开始为一种更为方便，更为精确，而且也更为有趣的东西所取代了。

    大约在公园1700年，钟摆式时钟才算完善，在此以前，最准确的计时器也许要数水时钟了。在那几个世纪里，水时钟支配了人类每天和每夜的经历。

    水钟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液面的高低对水流的大小有影响；天气寒冷的地方水的粘度也会有变化，出水孔的堵塞和磨损也对水流产生影响。但是作为“临时小时”或“暂时小时”它还是被广泛的应用了。

    例如，在罗马法庭上，双方律师应该占用同样多的时间，简单的水时钟就起了很好的作用。为此，他们以雅典人为榜样，用一只碗在接近底部的地方开一个小孔。这种定时装置内的水约需二十分钟流完。律师可以向法官要求增加“六次漏壶”的时间，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两小时，来处理他的案件。有一位律师滔滔不绝地辩护，一次竟接连用了十六个水时钟的时间——五个小时！毫无疑问，罗马人同我们的看法一样，即“时间就是金钱”，可是他们常常把时间与水等同起来。在罗马，“施水”是指给律师时间，而“失水”意即浪费时间。假若在议会中发言人说话不照程序或讲得太多，他的同僚们便会吵嚷将他的水端掉。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却要求多给些水。古罗马时代律师的唠叨不比现在的律师差。有一个特别令人厌烦的辩护人激使罗马的智者马提雅尔建议：

    “凯基利阿努斯，你高声大叫，要求七个滴漏时间，法官勉强答应了。但你还是喋喋不休，斜仰着头，大喝玻璃瓶里半冷不热的水。可这是最后一次让你痛快地发泄，痛快地解渴。凯基利阿努斯，求你现在就把水时钟的水用尽了吧！”

    因为这位律师所饮的每一碗水可以让法官减轻二十分钟的厌烦。

    中国人在远古时代就有简单的水时钟，到他们前往西方游历回国时，更惊奇地谈到西方复杂而会敲响的水时钟。他们特别羡慕一具装在大马士革大清真寺东门的巨大水时钟。不论昼夜，每“小时”就有两颗闪闪发光的铜球从两只钢制猎鹰的嘴里落到两只铜杯里去，穿过洞可以回到原来的位子。在猎鹰上面有一排开着的门，每扇门代表白天的一个“小时”，在每扇门上都装有一只不亮的小灯。白昼每过一小时，铜球落下，钟便敲响，代表刚过去的那小时的门便关上。到夜晚，所有的门都自动开启。当铜球跌下来报告夜晚的每一个“小时”时，代表那个钟点的灯便亮了，放出红光。这样到黎明时分，所有的灯都亮了。但到白昼来临时，灯光便全部熄灭。代表白昼小时的门重复运转。要使这架计时器正常运转，需要十一个专职人员操作。

    还有一种能流动的东西，沙子，可惜中国人不会制造玻璃，所以中国人没有沙漏。为了解决沙子易潮的问题，人们想出了好多的方法，首先是将沙子封闭在透明的玻璃沙漏里，沙子还需经过精心处理，据中世纪的一篇论文记载，滴漏所用的沙粒是经过细磨的黑色大理石粉，要在酒中煮沸九次。每次煮沸时须将泡沫除去，最后将粉末在太阳下晒干待用。

    还有一种记时的方法，那就是蜡烛钟，在蜡烛上刻上刻度，就是一个简单的蜡烛钟。

    中国人的方法不同，中国人用香，我们知道“一炷香的时间”。其中最精巧复杂的一种“佰级香炉”，是中国人在1073年发明的，当时正逢旱灾，井水干涸，因而不可能使用惯常使用的水时钟。中国人的这种芳香钟，必然也会激发后人找出生动而又精致的新方式来使用点燃式的时钟计算临时小时，这种小时随季节而变化。中国的设计令人称奇，却是尽量利用变化不定的小时的一个可喜的意外收获。

    为了寻找计算夜间小时的方法，人们确是运用了准以估量的智巧和机敏，后来廉价的人造照明被普遍使用了。机械时钟发明后，敲钟报时显然是人类征服黑夜的方法。十七世纪末，法国一位聪明的发明家德维莱耶先生试用了嗅觉测时。他设计了这样一种钟：每当他夜间伸手摸到时，时钟便将他的手引到一只按数字存放香料的小容器，在夜间每个钟点都配有不同的香料。所以即使他看不见钟，也能嗅到时间。

宜笑

天晴

小时

    真正需要进一步细分时间的人既不是农民或牧民，也不是商人和手工艺人，而是渴望迅速而又准时祈祷上帝的宗教界人士。僧侣们需要知晓准确的析祷时间。他们为此设计制造了欧洲最早的机械钟，这种机械钟不是让人看到时刻而是让人听到时刻，因此，最早的真正时钟是闹钟。它是一种钟摆机械，每隔一定的间歇便把铃敲响。有两种时钟是为这个目的制造的。较早的一种也许是修道院的小型闹钟，或称室内时钟，称作惊醒钟，它是为管理时间的小厅室设计的。这些钟以摇动小铃来惊醒僧侣，以便召集其他人进行析祷。然后他再去敲大钟，这些大钟一般总是置在高耸的钟楼上，人人都可听到。后来，人们制造了更大的塔楼摆钟，置于塔上，这些塔上大钟随时自动敲打。这种为寺院特制的报时寺钟，给人们对时间的观念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钟”这个词本身就具有来源于寺院的标志。中古英语clok源出中古荷兰语的“铃”，与德语Glocke同源，也解释作“铃”。严格地说，在开始时除非有铃鸣响者外，都称不上是钟。将任何计时的装置都称作钟，那只是后来的事了。

    最早的机械钟应当是一种摆钟，这种的机器自然与太阳和星宿的运转毫不相关。它本身的规律提供了循环不息的一系列统一单位。时钟的“准确性”取决于钟表内控制摆的精密度与规律性。

    大约1330年，将一天分成24个小时，每小时取一天的二十四分之一这样的长度，即“平均太阳时”就确定下来了。在人类经验中，很少有比这种从季节性的或“临时性的”小时转变到均等小时这个变革更为伟大的改革了。这就宣告了人类摆脱太阳的控制，自己掌握了自己并能支配其周边的环境的时刻来临了。

    十四世纪，欧洲各地教堂的钟楼和市政厅的大型塔钟已经以划一的小时鸣响，预示新的时间意识即将来临。原为崇拜上帝并显示人类心向天国的愿望而建造的教堂塔楼，现已成为钟塔。在语言上，人们已经会随口问出：“现在几点了？”

    为什么一天24小时？为什么一小时60秒？书中做了一些探讨，这里只给出结论性的意见。

    我们日常生活的考古学，到处起着引导作用。就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来说，我们所得的知识应感谢古埃及的僧侣，而月份的名称：一月、二月、三月和一个星期七天的名称：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都表明我们和古代希伯来和希腊、罗马占星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当我们指出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每一个小时，指出小时以下的分时，正如一位古代科学的历史学家提醒我们的那样，是靠“埃及习俗希腊化并与巴比伦数字程序相结合”而产生的。

    据说钟声具有无比力量，可以驱瘟疫、防风暴。法国里昂的公民于1481年向市镇会议请愿说，他们“感到迫切需要一座全镇公民都能听到鸣声的大钟。如果制造了这样一座大钟，更多商人会群集于市，市民会得到莫大的欣慰、愉快和欢乐，生活会过得更有规律，市容也将增光不少。

    社会以有时钟而自豪。教堂、寺院乃至整个市镇，都以钟塔发出钟声的响亮度和传送的远近作为判断的标准。一座古钟上的铭文夸称，“我悲悼死者，我消除闪电，我宣布休息日，我唤醒懒汉，我驱散狂风，我平息凶残。“美国独立革命的信使保罗•里维尔为自豪的新英格兰城镇铸钟而名利双收。

天晴

宗教对科技的推动屡屡可见，西方的机械钟、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都是宗教需求才促进了期技术发展

天晴

巴比伦文化：也叫两河文化，今伊拉克境内，两河是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公元前4千年~公元前2250年；公元前2000~公元前538）
埃及文化：尼罗河文化（前32世纪~前343年）
印度文化：恒河文化
中国文化：黄河文化
希腊文明：尼罗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催生了希腊文明（前800~前146）

昊哥

跟着天晴学知识！通俗易懂。

天晴

跟着天晴学知识！通俗易懂。
昊哥 发表于 2011-8-18 18:53

    哇！我哥~~

宜笑

天晴兄的这个读书笔记，知识性很强，细细看，仔细琢磨。。
色妞妞 发表于 2011-8-18 14:45

   

宜笑

天睛大哥辛苦

天晴

可以携带的表

    1583年，年青的加利莱奥•伽利略（1564—1642）在比萨大教堂的洗礼堂参加祈祷时，被祭坛上左右摇晃灯所迷惑。那时伽利略还没有表，可是他以自己的脉搏来计算摇摆的间隔时间，他发现，不管这灯摇晃的幅度如何，它从一端摆到另一端的时间却一样。进一步的实验以后，伽利略发现了物理学上的等时性：钟摆的摇摆时间不是按摇摆的幅度而是按钟摆本身的长度而变化的。

    这一简单的发现象征着新时代的来临。尽管伽利略自己从未充分利用过自己的发现，却为后代在计时方面开辟了新纪元。在伽利略死后三十年内，最佳的钟摆式计时器的平均误差从原来的每天十五分钟下降到每天只有十秒钟。

    如果无数只钟都能保持同样的快慢，时间就会成为超越空间的计算单位。正像均等的小时使白昼与夜晚、夏天与冬天的时间单位获得了统一那样，现在精确的时钟也可使全世界的时间单位都统一了。不但如此，人们还可以利用时差来测算东西方向的距离。

    地球二十四小时自转一周正好转过了三百六十度，同时，它又可以将正午依次带到不同的地点，利用这一特点就可以用时间丈量地球的周长。例如同处一个维度的伊斯坦布尔的正午时候，正是伦敦的上午十点，两个小时地球自转三十度，也就是说，伦敦在伊斯坦布尔以西的经度三十度或时差二个小时的地方，我们只要测量出伊斯坦布尔距离伦敦的实际距离，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时差来求出东西方向的距离。同一纬度一小时时差所代表的距离我们一查便知，那么，任意维度地球的周长乘以二十四就可以求得了。

    如果长途旅行者，想知道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在陆地上，我们能从陆标——山脉、河流、房屋、道路和市镇辨认方位。在内蒙茫茫无际的大草原上蒙古人为了能够在迁徙放牧后还能够找到回来的路，他们用石块层层垒砌了敖包作为参照物。而到了茫茫海上，标志却寥寥无几，只有熟练的观测员才能辨认出来。大海一望无际，水天一色，海员们自然只有从空际，从太阳、月亮、星星和星群来探索方位了。

    当人类开始探索海洋时，他们想从赤道以北或以南的纬度与东经或西经的某一会合点来确定自己所在的方位。但确定经度（东西关系）总是比确定纬度（南北关系）要难得多。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新大陆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没有被发现；为什么“东”与“西”之间隔开得那么长久；因此我们更加佩服哥伦布（1492）有勇气为发现新大陆而向西航行，那个年代，他简直是在黑暗中前行。

    维度方位的确定，一般可以通过北极星和正午时的太阳，只要测出你所在位置看到它们的仰角，再考虑到季节的因素就能简单计算出你距离赤道的距离，实际上连计算都不需要，只需与各国历书中的天文表相比，就可知道我们到底离赤道以南或以北多远。

    东西方面的距离确定也不会很难，只需要一台精准的计时器，利用太阳正午时刻与伦敦的时差，我们很方便就能找到我们所在位置与伦敦的东西距离。问题是这台准确的航海计时器将如何获得。

    1604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愿出一万金币赏金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法王路易十四世也愿出十万佛罗伦萨金币。当荷兰议会宣布奖金时，伽利略作出了响应。

    在英国，迫切要求解决经度间题主要倒不是为了航行于远洋的海员的需要，而是由于在西南海岸的“陆端”出现一次应该可以避免的灾祸。1707年，一支英国舰队在离岸不到四十英里的锡利群岛触礁沉没。舰队司令克洛迪斯利•肖维尔爵士与全体船员同时殉难，成为英勇的海军船长的楷模。在英国海军辉煌灿烂的全盛时期，有那么多的船员不是为了对敌作战，而是在离开家乡咫尺之遥的地方遭难，这确是耻辱。群众的心灵受了创伤。

    英国议会为此事所激动，于1714年通过一项议案，“提供奖金给发现海上经度的人，不论一个人或几个人。”有海员与学者参加的经度问题委员会将捐赠二千英镑以支持有希望成功的实验，然后给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奖金二万英镑。

    重奖面前，人类的蠢蠢欲动看出来了。有一项建议是找出全世界已知发生过沉船事件的地点，并从这些地点发送信号。另一建议是出版全世界的潮汐表，然后使用一具可以携带的晴雨表，从而使海员可以在那个特定地点预计潮涨潮落来确定船只的方位。还有人提出利用灯塔把必要的报时信号照向云端。许多人自称胸有成竹，却不敢公诸于众，只怕别人会得到奖金。为了限制奖金，所提出的方法必须证明往返航行西印度群岛的船只，使用这种方法获得成功，其误差低于半度或在二分钟的时间之内。

    显然伽利略钟摆式计时器不能胜任此角色，因为钟摆受不了航海的颠簸。

    1658年，胡克年仅二十三岁，他就已推测到，航海时钟调节器的制造，也许可用发条而不靠重力来使时钟的主要部分在任何位置都能摆动。

    如果胡克的设计获得了专利，他也许早就交运了。他的科学家同道们，包括罗伯特•波义耳和皇家学会首任主席威廉，布龙克尔（两人都很富裕）。他们愿意支持这项计划，但胡克终因他们未能满足他的每一个要求而引退。1674年，曾与他竞争的荷兰人惠更斯真的利用平衡发条制造了一只表，此时胡克怒不可遏，指控惠更斯窃取了他的发明。胡克为了维护自己的优先发明权，在次年制造了一只表送呈英王，表上铭刻着，胡克早在1658年就有此项极为重要的发明。胡克遂成为无庸置疑的“胡克定律”的创始人。但是胡克的许多具体发明，包括平衡发条在内，其首创者的地位，几乎每一项都有争议。不管谁是这些东西的“第一个发明者”，那种作为推动力的主要发条与作为调节器的平衡发条两者结合，终于使航海用钟间世。

    对于公共基金用以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我们所知的英国议会于1714年公布的奖金，它要求做到能以切实可行的方法找出海上的经度。有幸获奖的是约翰•哈里森（1693—1776)，他是约克郡一名木匠的儿子，技艺精湛而且坚持不懈。他马上响应英国议会的提议，在伦敦著名的仪器制作者乔治•格雷厄姆的无息贷款资助下，经过几次三番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1761年，他的第四型号航海钟的设计看来合格了。他在前往牙买加的九星期航程中，时钟误差仅五秒，或经度一点二五分，这个数字完全是在经度间题委员会所规定的经度三十分限度之内。第二次试验确证了时钟的准确性。哈里森获得奖金总数的一半，即一万英镑。

    在生产价格比较低廉的时钟之前，船长们仍用月亮测算经度的方法。但是，提供廉价时钟终究比在数学方面把海员培训出来要容易些。现在，想用方便的新方法知道时间的已不只是海员了，因为哈里森发明的航海钟实际上已是一块大表。发条的机械结构不但给海上，同时也给陆上带来了携带方便的时钟。可以携带的时钟比以前更小巧，而且不受重力影响，又可放在口袋里或戴在手腕上。随之而来的新的时间棍念，必将填充生活的每个空隙之中。

天晴

下一篇全文转载《叩开中国大门》，然后结束这帖《读书笔记》。原因很简单：我很认真，认真就太累，累也不一定讨好。如果哪位还想继续深造，可以自己去看书。电子版、纸版目前都有。希望此帖能使大家略有收获。

天晴

叩开中国大门

    如今在技术上对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有可能找出自己在地球上的方位，还可能回到他们发现的新地方。可是有许多在技术上可能办到的事并不都等于在社会生活中也总能办得成。传统、习俗、制度、语言以及成千的细小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往往会成为障碍。在西方演出的时钟戏剧却没有在东方重演。

    1577年，罗马耶稣会所办的学校中年仅二十五岁的传教士利玛窦（1552一1610）遇到从印度的耶稣会前哨返回的一名神父，那时他就决定参加派往世界上那一边去的布道团，“播下福音的种子，以备他日把丰收储入天主教的谷仓中去”。年轻的利玛窦显示出独立精神，后来使他成为最伟大的传教士。在他十七岁那年，由其父送往罗马学法律。他的父亲为了怕他受人影响去当神父，明确地嘱咐他不要选修宗教课程。利玛宾没有听从父亲的命令，他还是参加了耶稣会，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事后他写信给父亲请予同意。当利玛窦的父亲闻讯赶往罗马要利玛窦退出耶稣会的修士见习班时，却在途中卧病，于是他相信此乃神的意志，他的儿子应该听从神的召唤。利玛窦随即离开罗马前往热那亚，再从海道至葡萄牙搭乘每年航行一次的商船前往印度。1578年9月，他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葡萄牙飞地果阿，花了四年时间学习和教授神学。然后他由耶稣教会的上司派往澳门传道，在那里他开始学习汉语。澳门与广州这座贸易大城仅隔一个海湾，看来是传教士的理想起点。

    利玛窦和他的会友罗明坚在广州西面的一个城市肇庆逗留七年。他们建立了一个布道所，尽管民众对他们怀疑，时而还有心怀敌意的群众发起阵阵攻击，但他们还是被公认为饱学之士。利玛窦在传教所接待室的墙上悬挂着世界地图。利玛窦本人叙述说：

    在世界上所有大国之中，中国与他国最少通商，确实可以说，他们简直与外国没有来往，因此他们对世界上的情况一无所知。诚然，他们也有类似本国的地图，他们却认为那图能代表全世界，而他们所谓的天下仅限干本国的十五个省。他们在地图上沿海绘了一些岛屿并给这些岛屿取了他们听说过的王国名称。所有这些岛屿并在一起还不及中国最小的一个省那么大。由于所知有限，他们为什么吹嘘其本国的疆土就是全世界，称其本国为“天下”，意指苍天之下的一切，其原因也就一清二楚了。当他们听说中国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认为这种说法与他们的看法截然不同，简直是无稽之谈。他们希望能详细研读此图，以便作出更合理的判断。……

    我们必须在此提到另一个发现，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对他们来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他们还坚信，他们的帝国正好处于大地的中央。他们不欢喜我们的地理学将中国置于东方一隅的见解，他们无法理解大地是个球体，由陆地和海水组成，面这个球体的性质又是无边无际的。地理学家因而不得不改变绘图设计。为了使中国正好呈现在地圈中央，幸福岛的子午线被略去了，地图两边还各留空白。这正合他们的意，使他们感到心满意足，说实在的，在那时，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若要更适合于使中国人接受信仰，就不能忽然想起什么发现。

    由于对地球的大小一无所知，对自己又是自吹自夸，中国人一直以为在世界各国中唯有中国值得钦佩。他们自以其帝国光荣伟大，行政制度完善，人民博学多才，相比之下，他们把其他一切民族都视为蛮夷，而且还视为不可理喻的禽兽。对他们来说，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自诩为君主、王朝或有文化。他们由于如此无知而骄傲得不可一世，待到真相大白时，他们就会更加感到屈辱。

    利玛窦的学问和机智并未消除市民对他的恐惧。某晚，他们以石块投击布道所，谴责利玛窦阴谋把葡萄牙人引进来洗劫此城，指控他知晓炼金术而不公开其秘方，接着就捣毁了他的住宅。利玛窦只得启程北行，前往北京和皇帝的禁城。

    按传说，中国皇帝从不与平民百姓见面。明末，朝政衰败，体弱多病的万历皇帝深居“大内”，终日与后妃寻欢作乐，还有无数太监随侍在侧。即使是朝中的重臣也很少见到他，而且必须由太监通禀。

    当利玛窦及其同道耶稣会会士们行近北京时，他们全都被拘留起来，财物被扣押。当地官吏特别警告利玛窦“抛弃所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人的像，尽可能把它们全部毁掉”。中国官员见到钉死在十字架上、血流满身的像感到惊骇，他们唯恐那是用于妖术的器具。那些耶稣会神父被关押半年，深感绝望，遂向上帝倾诉衷曲，并坚决而愉快地准备对付任何困难，为了他们承担的事业，纵然一死亦在所不惜。

    利玛窦神父花费了二十年，想方设法要见到中国皇帝，因为只有皇帝才能打开通向福音之门，他也开始担心他的传教团会在北京监狱毕其一生。但是出乎意料，皇帝竟召他进宫觑见，要他务必献呈他从欧洲带来的礼品。据利玛窦的惊人解释说，“一天，皇帝心血来潮，突然记起曾经看到过的奏本，说道，‘那只钟现在哪儿？我是说那只自鸣钟在哪儿？就是那些洋人在奏本中所说从远道带来给我的那只钟？'”

    这样，利玛窦才被释放出狱，他的礼品也被送进宫中，这时礼炮鸣响，宣布皇帝已经接受贡物。礼品首先送交礼部审议，该部条陈如下：

    西洋诸国与本朝素无往来，不遵王法。利玛窦进贡之天主和圣母塑像画像绝非贵重之物。所献囊袋，云内装圣人骸骨，似在圣人升天时来携其骨。韩愈（反对佛教的学者，曾为有人献呈佛骨而进谏）在类似情况下曾进谏云，“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为此，臣等拟不收其进贡之物，不准其留居京都。宜速遣送回国。

    万厉皇帝不顾礼部谏阻，仍收下贡品并召利玛窦至“大内”。利玛窦的贡品中有两座意大利最新式样的精美计时器——座由摆推动的大钟，一座由发条推动的小钟。这两座时钟都是在利玛窦进宫之前几天先送进宫的，当利玛窦奉召时，小钟还在走，大钟则已停止走动，因为摆已走到了底。逗得皇帝非常喜悦的“自鸣钟”也不再鸣响。皇帝这时像弄坏了玩具的小孩那样，命令大太监限利玛窦在三天之内使钟重新走动。

    幸亏利玛窦在回罗马时曾因他的外国传教任务而进行过训练，他在钟表工艺方面得到很好的指导。现在，他准备开设修理时钟的短期训练班。

   由于努力学习，奉派修钟的四名数学家终于掌握了调整时钟的足够知识，但惟恐有失，他们把讲授内容和时钟的机械结构详细记下。因为太监在皇帝面前犯了错误，性命难保。他们说，皇帝十分严厉，这些可怜虫犯下细小的错误有时会被打死。他们首先关心的是问明所有齿轮、发条和其他附件的汉语名称。俐玛窦把这些名称都告诉了他们，因为任何零件若不慎遗失，这些东西的名称也马上会被全部遗忘。……

    指定的三天训练课程尚未结束，皇帝已迫不及侍地索取自鸣钟。太监遵命将钟呈上，皇帝大喜，立即给大监晋级。他们高高兴兴把消息告诉神父，尤其是因为从那天起，皇帝准许两位神父进宫为他那具爱不释手的小钟上发条。皇帝不但喜欢观赏小钟、而且喜欢听它鸣响报时。这两名神父后来成为皇官中的要人。

    皇帝下令在内苑建造一座木塔，其中安放这座大钟，只有皇帝陛下和少数高官显爵才得入内。

    皇帝极想召见那些为他带来自鸣钟的洋人。但是他不敢破例，因为除了皇亲后妃和太监，谁都不能和他见面。他不能偏爱洋人胜过国内官吏。因此他没有召神父进宫，只命令两名最好的画工描绘神父们的全身像。

    后来几年，利玛窦神父出乎意料竟成了宫中的某种秘使。利玛窦解释说，皇帝的自鸣钟“把所有中国人惊奇得目瞪口呆”，只因为那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人看到过、听见过或者想象过的东西”。然而利玛窦错了。虽然神父们并不知晓，但机械时钟在中国早就有过一段漫长而值得注意的历史。早在耶稣会士来此的五百年前，就有些中国权贵被一座宏伟壮观的天文钟迷住。到耶稣会士来华时，那架超绝的钟表机械只是作为一种传奇，为极少数博古学者所知罢了。

    苏颂制造水运仪象台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故事。1077年，博学多才的文官苏颂由北宋皇帝派遣，出使到很远的北方去为“蛮族”之主祝寿。那年蛮王的寿辰正逢冬至。苏颂到达目的地时，发觉自己比预期的日子早了一天，感到一茫然。看来变族的历法比中国的历法更为准确。由于苏颂不敢承认本朝皇帝的历法比蛮族的历法差，他要求主人答应他在原先安排好的目子完成他的外交使命。

    在中国，颁布新历法像欧洲国家的皇室铸造金币那样，用以宜布新朝代的权威。假造历法或使用未经公认的历法都有欺君之罪。不准确的历法会使农人遭灾。天文学与数学只限于有权之人运用，因为其他人可能利用这种科学与占星术结合，推算出适宜于推翻政权的星宿。皇帝的职责便是要安排世间大事，以应天命。

    使者苏颂回朝后，皇帝问及中国的厉法与蛮族的历法哪一种正确。据中国编年史记载，“苏烦如实察告，结果钦天监官员无不受罚。”苏颂后奉圣命设计一座远胜过去的更有用更美观的天文钟。

    苏顺的目的不在于制造一座为民方便的计时器、而是为天子造一座历法机器，一座为个人使用的“水运仪象台”:

   依巨之见，前朝曾有多种历律，算术略异。但用水运则同。天转不息，水流不竭。如水平而下注，而较其（天与机械的）旋转，亦无二致，盖无休即无止。

    苏烦所著《新仪象法要》叙述极详，可据以绘出图样，制成模型。

    三十英尺高的水运仪象台是座五层塔型结构。顶层可由单独的室外扶梯登上，其中置有巨大青铜动力发动浑天仪，内有自动旋转星象仪。五层外部各有一队木人，持铃和锣，每到一定时刻就出来报时。在主塔内部，自底层登上第三层，有一巨大机械装置，由底层流动的水不断使垂直的旋轮上凹进的勺子交替盛水放水，循环不息，从而推动机械的运转。

    每隔一刻钟，整座结构回响着钟声、锣声、激水声、轮子碾轧声，报时木人的行进声。而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使机器每隔一定时间停止或开始的控制摆装置。苏颂匠心设计的激水控制摆装置是利用水流的特性——犹如胡克和惠更斯后来利用金属的弹性那样——为机械时钟提供它所需要的断续推动力。

    极少数有幸亲眼目睹苏颂的水运仪象台者，无不称之为机械的奇迹。苏颂本人亦云：

   共有木偶九十六，排列就序，与此楼钟鼓层报“刻”之声相符。

    日落时分，一红衣木偶出现报时，越二“刻”又半，绿衣木偶出现，以示黑夜来临。至于守夜时间，又分五更。守夜时间开始，红衣木偶出现，此为第一更，其余四更出现的木俩都穿绿衣。这样，五更共有二十五个木偶出现。到十“刻”黎明时分，又一绿衣木偶出现报讯。破晓，则由另一绿衣木偶标示二“刻”又半。至日出，又由红衣木偶报时。所有这些木俩都是从中央门廊中出现的。

    1090年，此机已装妥，能在内廷取悦于皇帝和少数高官显爵，并为他们报时。

    1094年，新帝临政。按惯例，其宠臣宣布先帝颁布的历法无效。苏颂发明的天文钟不再得到皇室的保护，成为无知之徒猎取的一堆青铜，它在有识之士脑海中也渐渐消失。当利玛窦到达北京时，中国朝廷的学者为“欧洲”创造发明的奇物所迷惑。他们以为这是举世无双的新东西。

    利玛窦和其后到达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凭藉他们天文与历法的科学知识，在中国朝廷内部产生了一定影响。利玛窦到达中国时，就注意到中国的阴历经历了数百年，已有误差。钦天监预报日食，屡次不准，这就令人对于皇帝是否顺从天意产生疑窦。

    耶稣会士遇到了大好机会，因为据测1629年6月21日将发生日食。钦天监预测日食将从10时30分开始，持续二小时。耶稣会士却预报，日食要到11时30分才出现，只持续两分钟。在那极关紧要的一天，10时30分已到而太阳却依然灿烂照耀。钦天监的预测错误了，但耶稣会士的预测是否正确呢？其后，正好在11时30分，日食开始了，正如耶稣会士所预测只持续了短短两分钟。从此，耶稣会士得到了皇帝的充分信任。利玛窦使之半开的中国之门现在向西方科学敞开了。礼部随即奏请皇帝谕令修订历法，皇帝于同年9月1日传谕耶稣会士着手工作。顺便提一下，当时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实际是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有关数学、光学、水力学和音乐的西方书籍。他们开始为中国制造第一架望远镜。就在那时，伽利略在罗马受教皇的审讯，说他持异端邪说，而北京的耶稣会士却正在宣扬伽利略的学说。

    耶稣会传教士天文学家具有种种技能和智慧，‘遂成为天子的密友。他们所获的权力在十九世纪亚洲君主的欧洲籍顾问来临之前，是洋人所从未享受过的。耶稣会士之所以能开辟通向宫廷之路，主要是由于他们懂得历法知识。然而真正开辟东西方新贸易的倒不是历法而是时钟。不久，时钟在西方成为日常生活用品，而在中国却仍是一种玩具，历时甚久。

    在十八世纪，钟表和有发条装置的玩具成为欧洲人与中国朝廷打交道时最宝贵的通用物品。年轻的康熙皇帝是南怀仁神父的保护人，他收纳了耶稣会安文恩神父呈献的礼物二件，一件是由发条开动的玩具士兵，士兵一手舞剑一手持盾；另一件是一座时钟，每小时鸣响后即奏出悦耳的音乐。康熙欣喜万分。才华出众的法国传教士让•马蒂厄•德旺塔冯神父为皇帝制造了传奇式的发条机器人，它能书写满文、蒙文和藏文。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掌管皇帝收藏品的耶稣会士报道说，内宫里“充斥钟表、钟乐器、发条自鸣钟、风琴、地球仪以及各种各样的天文钟——总共有四千多件，都出自巴黎和伦教的名工巧匠之手、

    中国皇帝也建造了制造这些迷人玩具的工厂和工场。到十八世纪中叶，皇家钟厂已雇用了近百名工人，但产品质量达不到欧洲的标准。中国人不能制造高质量的时钟发条，因而落后于时代，依然只能制造使用摆的时钟。1809年，第一本制钟手册终于在中国问世；那时，在中国已有够多的旧钟可供几百名工人修理了。

    当欧洲人知道发条装置在中国有如此的诱惑力时，他们开始迎合这种需求。花样百出和异想天开的各种发条玩具倾注入中国。1769年，耶稣会士让•马蒂厄•德旺塔冯抱怨说，“我奉皇上之命制钟，但我在此倒不如说是个机械师，皇上并不真正想要我制造时钟，他想的是稀奇古怪的机器和自动玩具。”

    十八世纪末，荷属东印度公司驻北京使者带讯回荷兰，建议“如有人来北京，应该带些欧洲孩子们玩耍的玩具。这类玩具会比科学仪器或艺术品等更受欢迎”。

    这种情况激发了欧洲商人的机智，也可以说是欺诈行为。这也就定下了将来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基调。皇家地理学会创始人约翰•巴罗（1764一1848）自学成才，成为当时伟大探险家之一。他所著《中国游记》（1804）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商人为何在中国不受尊重的原因。

  专为中国市场特制而且一度普遍需要的华丽而庸俗的钟表现在几乎无人问津了。受雇于尊敬的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先生灵机一动，想到布谷鸟自呜钟在中国也许可以杨销，于是购置了许多种类，结果比他预期的销路更大。然面由于这些木制机械仅仅是为铭誉，井非为了实用，早在这位先生带了第二批货到达时，布谷鸟自鸣钟己成哑巴。现在他的钟不但梢售不出去，连以前的买主也提出要退货。要不是他灵机一动，想出办法，稳住了早先的买主，还找到了他的第二批货的买主，否则肯定是要退货的。他竟以无可驳斤的权威性语言骗他们说，布谷鸟是种很特别的鸟，一年中只在某几个季节鸣叫，他向买主保证，到了适当时候，他们购买的全部布谷鸟自呜钟都会再次“大展歌喉”。后来中国人以木制火腿冒充真火越欺骗欧洲买主，那也只能说是公平交易了。

    在中国，那些买得起这些“稀奇古怪的玩具”来满足自己欲望的人是不会只买一只的。如果他有了一只钟，那他或许就要成为收藏家。而且他不见得会把钟表当计时器。当时，公用时钟是那么罕见，私人带表也是那么少，因此在日常交往中，计时器还没有多大用处。有一名驻北京的耶稣会制表者报道说，中国大人先生们的习惯是佩带几只表，他们渴望这几只表始终走得一样快。在巴罗那个年代，有一位皇帝的孙子至少搜集了十二只表。十九世纪中叶，一位在中国行医的英国医生记载说，一般不大看得见时钟，只有在办公地方看到，那里却常常可看到一排六只钟——即使有正常走动的，也是绝无仅有。

莫冉

真是学无止境啊！天晴大哥真渊博，

冷笑

天晴兄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