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大墓

蟾宫折桂

2009年年末“曹操高陵”横空出世。此消息一出，各界震惊！
　　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首开先河，公开质疑其真假，引起轩然大波。《三国大墓》分为曹魏篇、蜀汉篇、孙吴篇和外篇四个部分，深入探讨，详细分析，用最专业的研究和最直观的表述，层层剖析三国大墓真假之谜，并坚持“曹操墓”是“被出土”！

序：曹操墓到底是不是“被发现”
    2009年，大家感觉最没有被代表的一次调查，就是选出“被”作为年度汉字。
    听证会“被代表”，工资收入“被增长”，工作状态“被就业”，生活状况“被幸福”，心理状态“被开心”，还有“被自杀”，“被认罪”，“被捐款”，“被明白”缮此种语法看似滑稽，却也恰恰讽刺了“被时代”的荒谬、荒唐、荒诞、荒芜和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即四荒八无。反正我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处在“被”的状态。
    现在，曹操墓又“被发现”了。
    “被发现”的曹操墓注定要引起争议，真伪讨论不可避免，我也“被圈入”了这场讨论之中。与方六先生的相遇相识，就是因为曹操墓的“被发现”，在年前香港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辩论曹操墓真伪”节目录制现场，我与方六先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黄震云先生，都是作为“反方”被请来的嘉宾，因此结缘。做完节目后，我们就分开了。年后接到方六先生从南京打来的要我为他新书《三国大墓》作序的电话，十分惊喜。惊在方六先生成书之快，求真之执着；喜在“反方”可以系统地把意见和观点充分表达出来，以正视听。
    我与方六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方六先生说：“希望曹操墓是真的，但是你要人家相信最好铁证如山，至少也要做到证据确凿。”我也是这个观点，我支持方六先生。西高穴墓葬的主人究竟是不是曹操，并不是研讨会上讨论出来的，也不是考古圈内的权威说是就是的，所谓的考古学认定凭的是干货，不能有一点水分。
    在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情况下，西高穴墓葬主人的身份只能存疑。急急忙忙下结论，如同急急忙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曹操墓发现一样，都是有悖于考古本质和学术精神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是需要时间的，“真的迟早都是真的”。考古是查验历史，校对真相，更须谨慎和细心！不只在曹操墓上要这样，以后在孙权墓、刘备墓等所有墓葬的考古认定上，都应该持这样的态度。
    个人认为，曹操墓急急忙忙“被发现”，掺杂了许多地方利益、圈子利益、学术利益。发展地方经济不能靠“皇帝”，考古水平和学术地位的高低也不是看是否挖到了“名人墓”，是否评上了“新发现”。曹操死了近一千八百年，想利用他和他的墓拉动地方经济，增加学术影响，本身就是很龌龊的事，靠挖死人的墓、古人的墓、前辈的墓来发展，既不是科学的发展观，更不是高尚的伦理观。
    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都出了大问题的今天，公众普遍质疑安阳曹操墓的真伪，也说明学术界公信力在下降。当学术和学人自身丧失独立性，为地位诱惑，被金钱收买，沦为权力的奴仆、地方需要的工具，那是一件很可悲，也很可怕的事情。现在包括考古界在内，存在这样一种学术现象：“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谁请专家，专家就替谁说话”，“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专业权威和社会问责应该统一，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每一个自由和负责任的公民必须具有良知和常识。
    佛教名山九华山上有一副对联，叫“非名山不留仙住，是真佛只说家常”。方六先生这本书写得很有意思，把严肃的学术争论当新闻故事来讲述，字里行间露出的都是非学术腔调的家常话，这才是真正地给读者写书的态度，一流的专家学者就是要让老百姓、非专业人员都能听懂自己说的话，看上自己写的书。
    相信读者在觉得方六先生这本书可读耐读，有趣有货的同时，也会用良知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西高穴墓葬的“考古学认定”是否存在问题，曹操墓到底是不是“被发现”！
    周孝正
                                   2010年3月20日
    （作者系着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

蟾宫折桂

http://nifangliu.blog.sohu.com/
为什么要写作本书？是笔者第一件要交代的事情。
    首先声明，笔者写作此书并不是为了赶热点，卖书，只是想把公众心中的疑惑及时表达出来。至于真相如何，并不是本书所能完成或给出答案的。
    在曹操墓真伪的强大争议浪潮中，笔者被媒体推到了“反方”的浪尖，成为“反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央电视台、北京卫视等众多媒体的采访中，笔者的身份都是质疑人士。2010年1月6日下午，笔者应邀到凤凰卫视，参与《一虎一席谈》节目的现场录制。到现场一看，笔者与中国政治大学教授黄震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等先生一起，被安排在了“反方方阵”。
    所谓的“反方”，说白了就是与“正方”操蛋的，是操蛋派。尽管笔者并不想这样。
    为什么硬要让笔者成为反方代表？笔者也想不明白。或许，因为笔者是第一个把曹操墓发现这一新闻发布到博客上，又连续质疑吧。
    在曹操墓发现的次日下午，即2009年12月28日下午，笔者与正方“挺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先生，接受新浪网在线访谈时，笔者与刘的观点还是相同的，是站在“同一战壕”里的。但之后在细看媒体上公开的考古信息和发掘资料后，特别是刘庆柱先生抛出“六大铁证”后，笔者觉得颇不对劲。更不能容忍的是，许多专家拿着“学术权威”这根大棒，向质疑者挥舞，笔者觉得这样太过分了，有违学术道德，于是在博客中发表了十来篇博文，公开了自己的反对观点。
    笔者不能断定新发现的曹操墓就是假的，只是质疑，因为笔者不是考古专业人士，没有野外考古经历，充其量是研究考古史的专家，而不是考古专家。更重要的是，西高穴墓葬的详尽考古资料都还没有完全公布。所以，笔者缺乏来自考古一线的实物资料，反驳和质疑的难度都是很大的，何况否定它。
    但是，笔者是公众的一分子，完全有质疑的权利和澄清真相的义务。国家兴亡还匹夫有责呢，考古认定的真伪之辨，也不是一些考古小圈子内的特权。相反，如果连外行人提出的问题，都不敢面对，或是解决不了，要说违心话，更加说明里面真的存在问题。真金不怕火炼，真有铁的证据，还担心考古学认定的结论被推翻？还用三番五次请专家，搞媒体公关吗？
    质疑，是一种科学而又有学术良知的品德。没有质疑，就没有考古的进步和历史真相的澄清。再权威的考古专家，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就是百分之百可靠和正确的。就如笔者在本书中的观点一样，也会有问题。
    1916年5月，广东台山人黄葵石，在广州市东山龟冈买下一块地建住宅，在挖地基时不经意地发现了一座大型西汉木椁墓。此墓中出土了铜器、陶器和玉器等许多随葬品，木椁板上刻有“甫一”“甫二”“甫五”“甫十”“甫廿”等文字。从出土的陶器铜器上刻有的铭文看，可以断定为西汉初年墓，正是南越国存在的时间。最令史学界激动的是，铭文上有“南越文王胡冢”字样。
    此事立即轰动了广州乃至当时的整个中国学术界。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第二代南越王赵的墓葬，因为赵叫过“南越文帝”，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着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大师能看走眼么？当时并没有多少怀疑王国维的观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问题出来了：真正的第二代南越王墓被发现了。
    当时，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准备在广州老城区北面解放北路越秀公园西侧的象岗上，盖几幢宿舍大楼，在挖掘大楼基础墙坑时，一位民工使用铁锄时碰上了硬物，震得虎口发麻，低头一看竟然是一大块石头。再向下挖，就挖出了古墓。
    1983年8月2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广州市文管会、广东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三方组成的考古队，对赵墓进行全面发掘，此墓二千年来竟然保存完好，未遭盗墓贼光顾过，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其中有一枚“文帝行玺”，金质的，最引人注目。“文帝行玺”的出土，不只直接证明了墓葬的主人身份，还透露出了一个重大历史秘密：作为蕃国的南越国，当时竟然另立中央，背着西汉中央政权私刻帝印。
    考古允许大胆推测，但要细心求证。下结论时，应加倍谨慎。十条证据中，哪怕九条都是可靠的，只有一条是存疑的，都不能把话说满。这是一位考古前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的话。西高穴墓葬考古做到这一点了吗？没有过得硬、无疑问的东西出土，哪怕历史上真是某人的墓，也不能作出考古学认定吧。
    1951年，时平原省清理发掘山东东阿曹植墓。考古消息公布后，此墓到底是不是曹植墓，真正墓主是谁，因为当时没有能证明墓主身份的东西出土，争议了20多年，河南、安徽的专家都曾撰文提出异议。一直到1977年，“陈王陵”的墓砖铭发现了，才没有疑问。
    新发现的曹操墓，同样面临曹植墓当年的尴尬。在没有比“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虎大刀”石牌更有说服力的东西发现之前，曹操墓的争议，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本书主要分为三大块：曹魏篇、蜀汉篇、孙吴篇，其中，曹魏篇是本书重点书写内容。书中观点并不全是笔者本人所有，而是吸收了“挺曹派”、“反曹派”双方人士的看法，特别借鉴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本书中西高穴墓葬的发掘资料，孙权墓、刘备墓的资料，由于笔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一去实地采访，多系电话采访得来，并充分利用了清华大学“知网”上的学术资料，还采用部分主流媒体的报道信息。另外，曾去实地采访、考察过的同行、朋友也提供了一些资料。在此，笔者对大陆学术界、新闻界的同行们、朋友们深表感谢！
    最后说句并非套话的套话，这本书不是专业书，只是本通俗读物，笔者水平有限，成书时间又仓促，书中的错误和缺点一定会有，敬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便于再版时改正。
    倪方六
    2010年3月9日晚于古城南京郁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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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头条新闻：曹操墓找到了！(1)




    曹魏篇
    虽然在曹操墓中发现250多件文物，但能明确说明墓主身份的物件，实际上一件也没有。考古认定西高穴大墓是曹操墓的最关键东西，是出土了带有“魏武王”铭字的石牌，其实这也是“间接证据”。如果说这是曹操生前的随葬品“清单”，下葬时为什么还要写上“魏王武常所用××”字样？自己用过的东西下葬时标注上文字说明，这在考古中似乎也是第一次发现，曹操又是在玩什么把戏？
    日韩头条新闻：曹操墓找到了！
    北方的冬天本来就冷，2009年的冬天特别冷。漫天大雪使北京罕见地一连多天不能正常起降航班。据说这样的冷，是几十年一遇。就在这当口，曹操先生为这个冬天“点了一把火”，外面的世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2009年12月27日，河南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曹操墓找到了。
    自古，曹操墓就有“七十二疑冢”之说，他的墓在哪儿，一直是中国民间最大的历史悬疑之一。这条消息一经发布，立即轰动了整个华人世界，甚至在韩国、日本这些东邻友邦国度里，都成了报章上的头条新闻！
    ◇ “西高穴墓葬”是这样变成曹操墓的
    曹操墓真的发现了吗？这是圈内圈外好多人都提出过的问题。我因私务与香港着名小说家、“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说起此事时，老先生的第一句话是：“嘿嘿，假的吧？”
    假的吗？不会吧。河南省省会在郑州，该省文物局却专门到北京，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一重大考古发现--
    2009年12月27日，星期日。上午10∶00。北京亚洲大酒店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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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参加人员有：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河南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副局长孙英民，安阳市市长张笑东，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郝本性，历史学家梁满仓，人骨鉴定学者王明辉，等等。
    除了多名专家外，安阳市文化、文物、旅游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由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担任。
    应邀参加发布会的媒体有：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级、在京及河南有关重要媒体。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先生，是参加人员中级别最高的文物官员。在接下来的曹操墓真伪争辩中，关强的出席成为“挺曹派”专家的挡箭牌，被视为官方认可曹操墓这一“重大发现”的标志，是一种官方姿态。
    媒体是很敏感的。在主办方宣布发现曹操墓后，在发布会现场就有记者问关强，国家文物局对曹操墓的发现是什么态度。据媒体同行称，关说的话不多，但关的话确实很“官方”，也很到位。大概意思是，考古发现是门科学，科学要由专家来定。当时在现场的刘庆柱先生接受媒体访问时，还将此事介绍给了媒体。
    曹操墓发现的新闻发布会，为何要选在公务员休息日这一天举行，且放在北京？一说是河南省要求的，河南则说是国家文物局要求。后来，有考古圈人士告诉笔者，本来发布会是定在12月25日举行的，后来因为西高穴墓葬中又有新发现，才推迟了日期。到年底了，工作日程已排满，否则就要拖到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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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2009年行将过去之际召开发布会，并不这么简单，里面很有意思的。有考古圈的人士称，原因不会是一条，可能因为觉得曹操墓发现太重大了，所以急于报告给公众，再就是有可能是冲着“年度考古新发现”去的。后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圈内人士的揣测。
    2010年1月13日，河南安阳西高穴村“曹魏高陵”项目，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2009年中国考古六大考古新发现”。
    2010年3月，这一发现再次入选中国考古界最高级别评选--“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候选大名单，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将成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利用其空中优势，在第一时间将曹操墓发现的消息播报了出去。影响最大的，则是当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30分》。
    《新闻30分》播出后，曹操墓在河南安阳发现一事，旋即成为热点新闻。当时正处北京几十年来最寒冷的日子，曹操墓的发现给火锅旁的食客们，增加了一道新的麻辣菜。
    其实，曹操墓的发现，在考古圈小范围的人群中，并不是新闻。早在2006年即传，河南可能发现了曹操墓。在新闻发布会召开前后到目前，新发现的曹操墓至少有六种叫法：
    1、西高穴墓葬
    2、西高穴东汉大墓
    3、汉魏大墓
    4、曹魏大墓
    5、曹魏高陵
    6、曹操高陵
    第一种叫法是因为墓址，这也是考古学常规命名方法，如“北京周口店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都是用发现地点来命名。曹操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部，距安阳市约15公里的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考古人士称，此处西依太行，北临漳河，南倚南岭，地势高亢。
    顺便提一下，“西高穴”一名，在明朝之前并没有记载，此地名最早出现于明人崔铣着的《邺乘》（又称《彰德府志》，另有清人卢崧撰《彰德府志》）。清朝、民国时此地叫做高榭，后称呼易为“高穴”。现分为东西二村，遂出现了西高穴、东高穴的叫法，这在安阳的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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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高穴村叫法不过几十年，有学者把“高穴”与“高陵”、“墓穴”联系起来，推测其地名始于曹魏时期，以证明这里就是曹操墓，这应该是一点道理没有的。
    西高穴村与千年古镇渔洋为邻，向东7.15公里为西门豹祠，14.32公里为故邺城。隔漳河与东魏静帝的天子冢、讲武城相望，附近有北齐宰相、后主高纬宠臣和士开的墓葬以及固岸北朝墓地（传说中的“七十二疑冢”所在地）。
    第三种称呼，则是因为墓的年代。如马王堆墓葬又叫“马王堆汉墓”，因为是西汉时期的墓葬；出土越王剑的湖北江陵古墓，又叫“江陵楚墓”。
    “西高穴墓葬”为什么又叫“东汉大墓”？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时代特征，专家们认为这座大墓年代为东汉晚期墓葬，于是给出了这一名称。但东汉晚期与曹魏时期靠在一起，这座墓也可能是曹魏时期的，于是又出现了一个概念宽泛的叫法--“汉魏大墓”。
    比如，曾参与西高穴墓葬专家论证会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邺城考古队领队朱岩石先生，在论证会上便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认为在还不能确定是否就是曹操墓的情况下，先称之为西高穴村汉魏大墓为宜。
    但有的专家肯定地认为，西高穴墓葬是曹魏时期墓葬，但又不能肯定是曹操的墓葬，于是出现了一个比“汉魏大墓”更有指向性的叫法--“曹魏大墓”。
    新闻发布会后，西高穴墓葬又多出了两种称呼：“曹魏高陵”和“曹操高陵”。这种命名方法是根据墓主来定的。曹操的墓葬在《三国志》上被称为高陵，“葬高陵”，因为此陵又在邺城的西面，时人习惯称“西陵”。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评选“2009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时，专家便根据这一史实，给西高穴墓葬取了一个考古学名--“曹魏高陵”。“曹魏高陵”，这大概是曹操墓的正式名称了。
    “曹魏高陵”从字面上看，一般读者或许觉得还没有确定西高穴墓葬是曹操墓。这实际是一种取名技巧。出于理解上的方便，现在干脆就叫--“曹操高陵”。
    “西高穴墓葬”“西高穴东汉大墓”“汉魏大墓”“曹魏大墓”“曹魏高陵”“曹操高陵”。
    从称呼变化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西高穴墓葬被考古认定为曹操墓的全过程。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换句话说，西高穴墓葬就是这样变成曹操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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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现身：证明墓主身份的关键物件出土了！
    2008年12月12日，西高穴墓葬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次发掘主要清理了2座墓葬，考古分别编号为1号墓和2号墓。2号墓，就是新发现的曹操墓。
    2009年9月底，历经10个月，2号墓的墓门被打开了。墓门打开后，令人惊讶的物件不断出土，可以说在墓门打开后，西高穴墓葬被认为是曹操墓的可能性，才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之前的所谓河南发现曹操墓，只是猜测。
    到2009年12月下旬，准确地说，也就是在12月27日北京新闻发布会召开前，2号墓考古基本结束。
    发布会上的“新闻通稿”比较简单，毕竟不是考古报告。一直到2010年1月8日，曹操墓的面纱才基本上被揭开。国家文物局机关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题为《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发掘获重要成果》的报道，披露了曹操墓发掘的整个情况。
    此文的作者正是最有发言权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主持此次西高穴墓葬发掘的考古队领队潘伟斌先生。根据惯例，西高穴墓葬的考古发掘报告都应该由潘来写就，虽然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没有发表，但此文可以看作是简版考古发掘报告。本书后面的所有论证、质疑，主要以此文为准，笔者引述时基本上是原文照抄，未将考古语言通俗化，以免有误。
    曹操墓，坐西向东，方向110°，墓道长近39.5米，宽9.8米。墓室墓圹平面呈前宽后窄的梯形，东面最宽处22米，西面19.5米，东西长18米，整个墓葬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
    墓道是斜坡状，墓道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墓道两壁分别有7个台阶，逐级内收。在墓道与墓门交接处的墓道南北两边，各有一道长5米、高4米的护墙。每面墙的墙体内立有5根原木立柱，作为龙骨。原木枝杈纹理清晰可辨。墓道填土内含有大量料礓石，经平夯夯实，十分坚硬。
    墓门宽1.95米，高3.02米，砖券顶。有石门，石门外有3层封门砖。墓室为砖室，分为前、后两室。前室近似方形，东西长3.85米，南北宽3.87米，四角攒尖顶。有南、北侧室，其中南侧室平面为南北长3.6米，东西宽2.4米的长方形，弧形券顶；北侧室平面为南北长1.83米、东西宽2.79米的长方形，四角攒顶。
    后室东西长3.82米，南北宽3.85米，四角攒尖顶。有南、北侧室，侧室南北长均为3.6米，东西宽1.9~1.92米，弧形券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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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墓室均为青石铺地，铺地石板长95厘米，宽90厘米，十分平整规矩。4个耳室均有石门封闭，可惜在发掘前都已被盗墓贼破坏。从出土的墓门残块看，部分墓门上应当有精美的石刻画像。画像内容丰富，手法娴熟，刻工高超，技法为减地线刻。
    从潘文披露的情况来看，曹操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为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券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
    墓葬总长度近60米，可见规模还是很大的，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
    墓葬考古中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墓葬被盗墓贼光顾过。费了半天牛劲，花了不菲的财力、物力，最后却一无所获。曹操墓还算幸运，虽然被盗多次，但还是出土了一批文物。
    文物出土时尽管大部分的位置被扰动过了，不再是原位原状，但基本上还能看出当时的状态。特别让发掘人员兴奋的是，出土了多枚刻字铭牌，其中有“魏武王”字样，这成为后来认定此墓为曹操墓的最关键物件。
    另外，还有兵器和墓主人的头骨、肢骨等残块，为墓主人身份的确认，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里，据《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发掘获重要成果》一文，复述如下：
    墓中出土文物：从质地上分，主要有金、银、铜、铁、云母、玉、骨、漆、釉陶、陶、石等。据初步统计，出土可复原的文物约250余件，其中有能够反映墓主人身份的铭牌、铁甲、铁剑、铁镞、铁帐架等；另外有铜带钩、鎏金盖弓帽和大量的云母片，以及陶器残片等。
    圭和璧：均为青石质地。其中圭长28.9厘米，宽7.4厘米；璧的直径达到28厘米。根据文献记载，圭、璧均为礼器。
    画像石：均为残块。主要出土于盗洞周围，距地表深5米处，少数出土于墓室内。其内容有“神兽”、“七女复仇”、“宋王车”、“文王十子”、“咬人”、“喝酒人”等，并有门簪、雕龙等残块。图画精美，画工精细，人物形象生动，是汉画像石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兵器：主要有铁甲、铁剑、铁镞、弩机构件等。根据出土的铭牌记载，我们知道随葬品中至少还有短矛、大戟、大刀等。
    车马杂器：出土有盖弓帽、伞帽、铜铃和煤精石虎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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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铜带钩、陶砚、帐构件、铁镜、石枕、银质和铜质带扣、银质箱饰件、银质铺首、铜质铺首、铜环、银饰件、印符、铜钗、骨尺残块、泡钉、铜帽钉、铁削。
    饰件：有玉珠、玛瑙饼、水晶珠、玛瑙珠、玉佩等各种玉饰件，金丝若干、金纽扣、箱饰件、银环、珍珠、云母片若干、金簧、骨簪、骨板等。
    钱币：出土4枚，均为东汉五铢。
    陶瓷器：陶器因未修复，数目无法统计，但是从器形上看有陶灶、耳杯、盘、壶、罐、托盘、盆等。
    陶俑：陶俑共出土2个，其中一个基本完整，另一个仅余头部。
    刻铭石牌：刻有铭文的石牌59块，从器形上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圭形，长10.8厘米，宽3.1厘米，厚0.8厘米，尖部中间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虎短矛”等内容；另一类为六边形，长8.3厘米，宽4.75厘米，厚0.7厘米，上部中间有穿孔。其刻字内容为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如衣服类有“黄绫袍锦领袖一”、“丹绡襦一”等；用具类有“镜台一”、“书案一”、“渠枕一”等；其他还有如“香囊卅双”、“胡粉二斤”等。这些石牌上的铭刻绝大多数都是汉隶，俗称“八分体”，字体规整，遒劲有力。只有8块字体为较为潦草的汉隶体。
    遗骨：共发现3个个体（主要有头骨、肢骨、下颌骨，还有肋骨等残块），其中2个女性头骨位于后室，男性头骨位于前室门道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人骨鉴定专家王明辉博士进行性别和年龄鉴定，确定其为男性1具，约60岁；女性2具，年龄约50岁和20岁。
    据笔者了解，虽然出土了这么多东西，且在2009年3月就发现了被盗出的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碑，但到新闻发布会召开前一个月，墓内仍没有出土一件可以直接证明墓主是曹操的文物。
    2009年11月8日，“曹操”终于现身，发掘出了“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石牌。石牌裂成了两块，一块上有个残破的“魏”字，另一块是在两天后才找到的，这块日后被用来证明墓主身份的关键物件出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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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石牌并不是从盗墓贼手中追缴回来的“二手货”。考古队员尚金山后来向媒体证实：“那一天下午5点多，都快下班了，石牌是我亲眼看到从土里挖出来的。”旁边可能就是那个兵器大戟，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了。
    尚的考古日记上记录：“2009年11月8日，扰土里发现残缺石牌，残长9.5/8.3厘米，宽3厘米，厚0.6厘米，上面有一圆孔，上有洞环链，正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发现地点距前室西壁3.75米，距南壁1.4米。”
    12月22日，考古队又意外地挖到墓主“遣册”，多达59枚小石牌。潘伟斌认为，“遣册”实际上是陪葬品的清单。
    ◇ “九大理由”+“四次论证”敲定“曹操墓”
    西高穴墓葬规模确实不小，但怎么就能肯定墓主就是三国大名人曹操先生？这个问题是许多人最想问的，最关心的，也是此次曹操墓发现中最有争议的地方。
    认定西高穴墓葬就是曹操墓的具体理由有六条，即所谓“六大证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等，先后在不同的场合表达类似的看法，并认为这是铁证。
    在2010年1月14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的“公共考古论坛”上，主持发掘的潘伟斌先生将“六大证据”拓展为“九大理由”，并作了具体解释，向媒体作了说明：
    第一，墓葬的年代。此墓葬为多墓室砖室大墓，主墓室为四角攒尖顶，和洛阳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墓顶形状相同，其墓砖为特制的大型墓砖，和洛阳邙山上发掘的东汉大墓墓砖相同，甚至比它更大，结合出土陶器、东汉五铢钱、画像石内容等多方面证据，专家们一致认定其为东汉晚期大墓。
    第二，墓葬规模与其身份相符。此墓葬与同期墓葬相比，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结构复杂，埋葬较深。其墓道长近40米，上口宽近10米，最深处达15米，宽度是已被认定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湾漳大墓的两倍还多；长度也多出10米，为王侯级别的，与其身份相符，整个墓室深达15米，符合曹植《武帝诔》中的描写。

蟾宫折桂

  第三，墓葬地面情况符合曹操《终令》的要求。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东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曹操作《终令》：“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此墓葬所处位置海拔比三公里之外的固岸北朝墓地，高出整整10米，符合“因高为基”的要求。此次发掘墓室上面未见封土，更没有找到其立碑迹象，全符合“不封不树”的要求。
    第四，文献资料记载高陵的位置。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曹操作《遗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
    西门豹祠位于邺城故城西，漳河南岸，今天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其故址尚存，现为一高台地，高出地面约2～3米，其上为一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遗址。在这里地面上，至今还散落着不少东汉、东魏、北齐时期的建筑，比如庙宇、宫殿等等。
    据《水经注·浊漳水》，“漳水又东经武城南。……漳水又东北经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这是目前所知有关西门豹祠记载中较早的一个，它的建造年代是在赵建武年间，也就是在公元335年至348年。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相州“邺县”条中明确记载，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同书还记载，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现在大墓所处的位置，西高穴距邺城14.5公里，因此，其位置相符。这是根据卫星图片进行的地图测量，是直线距离。
    第五，附近出土文物的旁证。1998年4月，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西地里起土时，挖出了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墓志上记载的墓主人鲁潜去世时间，距曹操去世时仅125年。唐代时魏武帝曹操高陵的陵园还是十分清楚的，唐太宗李世民曾谒祭过。那么，和它相距100多年的鲁潜墓志所记载的资料应该是非常可靠的。
    第六，称谓相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丙申，天子策命（曹）公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夏四月，天子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后，谥“武王”。
    曹丕袭王位的同年十月，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朝，追尊其父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此后曹操的称谓为“魏武帝”。因此，曹操的爵位先为魏公，再为魏王，再为武王，后为武帝，是一个脉络十分清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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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武王”是短暂时期的称谓，因为曹操封国为魏，称“魏武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七，在发掘过程中出土的铭牌。其中刻有“魏武王”三个字的铭牌，共有7块，以刻有“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石牌最为完整，出土于墓前室。但是由于其断开为两截，分两次出土，一截距南壁1.40米，距西壁3.75米，另一截距西壁2.70米，南壁1.15米，距墓底0.50米。位置明确，为考古队员亲手发掘出来；信息准确，是其身份认定的直接证据。
    另外的50多块石牌，均出土于后室南北两个侧室，其中除一块出土于北侧室外，余者全部出土于南侧室，位置集中，有的直接压在漆木上，出土时位置都没有变。专家指其具有“遣册”的性质。
    第八，遗骨。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
    第九，出土物与其《遗令》中薄葬要求相符。此墓葬虽规模庞大，但是所出土的陶器都是素面陶，器型偏小，做工粗糙，符合曹植《武帝诔》中所说的“鸣器无饰，陶素是嘉”的记载。其随葬的金器都是生前衣物上所用之物，并未有为其入葬而特制的金玉器，只有器圭和璧等礼器，且均为石质，符合《遗令》中所规定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此墓葬的形制、规模、出土文物，结合鲁潜墓志和西门豹祠等的相互位置，以及历史文献有关魏武帝陵位置的记载，专家们初步认定，西高穴墓葬的主人就是魏武帝曹操，此墓葬就是魏武帝曹操的高陵。
    这一结论，其实是在之前的专家论证会上定下的。
    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肯定要召开专家论证会，何况发现的是曹操墓呢。
    为了确认墓主身份，河南方面先后邀请、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郑州大学、河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从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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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了解，这样的论证会有四次，其中两次应该是国家文物局牵头组织的。四次论证会上，都由主持发掘的领队潘伟斌先生介绍墓葬的清理和发现情况。其中有三次论证会最为重要。
    第一次，2009年5月。河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举行“东汉大墓发掘论证会”，当时发掘工作过半，尚没有进入墓室。与会专家、学者凭相关文献、被盗文物、现场勘察，认为“有可能是曹操墓”。这与媒体的报道是一致的。
    第二次，2009年11月19日。由安阳县政府邀请国内十余位着名学家，到墓地现场勘察。当时，有“魏武王”字样的铭牌已出土，返回后，论证会在安阳宾馆连夜召开，多数专家倾向于“曹操墓”。
    第三次，2009年12月13日。这是三次论证会中规格最高、最正式的一次，外界比较感兴趣的三具人类骸骨的年龄、性别，都是这次论证会上最终敲定的。
    这次论证会参与人员都是重量级的。主要有：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黄景略，河南省文物局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与古文字学专家郝本性，“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李伯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安家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王明辉，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汉魏史专家梁满仓，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朱绍侯等。
    会上是有疑问的。比如，曹操是与王后卞氏合葬的，如果男骨60岁左右接近曹操本人实际年龄，那最大50岁左右女骨与70岁去世的卞氏相差就太大了。但最后，还是“一致”认可了西高穴墓葬是曹魏高陵的初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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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惊世现身”背后的故事

    这一带，取土不时会露出一些古砖旧瓦什么的。当地有心人便经常在工地逛逛，捡点好玩的拿回家。附近渔洋村当年的会计龙振山，因此迷上收藏，家里现在还开设了一间私人收藏室。龙有个习惯，附近几个砖厂一烧窑取土时，他都会等在现场，捡点“古董”，每次都会有所收获，能从灰土里找到一些东西，如带着铜锈的刺钩、刻着铭文的瓦当，还有一些用于占卜的骨头之类。
    石板发现地点在距离地面一二米的坡上，当时徐玉超还以为发现了什么好东西呢，便将石板从土里挖了出来。此石板一尺见方，黑不溜秋的，擦掉泥土，发现上面有字，徐觉得可能值点钱，便把石板带回了家里。
    徐玉超发现好东西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据说当时曾有人上门收购此石，出价从一开始的300元人民币，涨到后来的3万元。徐玉超也搞不懂是什么东西，到底能值多少钱，便让当时在外地的大儿子回家，看这事怎么办。大儿子于是去了趟安阳，找到安阳文物局，把发现刻字石板的情况说了，询问是不是文物。
    文物局很快来人到徐玉超家。文物局的人看完石板，便将它带回了安阳，说要研究研究。
    初步研究后，专家肯定这不是什么石板，而是一方墓志。上面铭文内容太重要了，竟然透露出了久寻不得的曹操墓址信息。这方墓志高20.7厘米，宽31.50厘米，厚4.50厘米，系青石雕凿而成。
    字体是魏书，文有14行，满行9字：
    赵建武十一年大在
    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
    大仆卿驸马都尉勃海
    赵安县鲁潜年七十五
    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
    一戊子卒七日癸酉
    葬墓在高决桥陌西行
    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
    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
    帝陵西北角西行三
    北回至墓明堂二百
    五十步上党解建字
    子奉所安墓入四丈神
    道南向

罗兰

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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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古墓葬的区域原来是一片平地，但水流渗透现象很严重。当地村民们在浇地时，发现渠水流经该区域时，会突然没有了，出现持续的渗透现象。后来，村民再修水渠时，只好绕过这一区域。村附近另外几个地方也发生过类似奇异现象，考古队在附近选择重点区域，使用洛阳铲进行勘探。有经验的人士分析，地下可能是一座古墓葬。
    2005年，国家颁布了耕地保护政策，规定不得随意在耕地上取土。西高穴村附近砖窑陆续关闭了，徐玉超的砖厂也是这时期停工的。这样，被取过土的地方又不好耕种，便成了荒地。
    荒地却成了盗墓贼的宝地，或者说天堂。因为附近少有人走动，又无人看守，盗起来更方便。特别是到了夏天，附近都是玉米地，盗墓贼跑到里面，和当年抗日游击队出没其间打鬼子一样，真如入无人之境。
    发现曹操墓的地方，曾是另一村民徐镇海所开砖窑厂取土处。取土过程中，便已经发现了一些熟土的痕迹。
    “熟土”与“生土”相对，熟土也叫花土，是经过人工翻动过的土，一般是墓葬或其他古代地下建筑造成的。生土则是原始土壤，有经验的盗墓贼一看土壤便知地下是否有古墓。
    砖窑取土的地方盗墓贼很快上眼了。参与盗墓的人不少都是当地的农民，是兼职盗墓贼。这些人都会使用洛阳铲。
    “洛阳铲”是一种效率很高的盗墓工具，铲头呈半弧形，型号很多，取土看样和开掘盗洞都很管用。但现代盗墓贼用洛阳铲来挖盗洞已不多见了，特别是盗大型墓葬时，主要用它来挖眼孔，眼孔挖好后，放进炸药，炸成盗洞，这种方法叫“挤压爆破法”。几年前盗墓贼盗孙坚墓时，就是用这种方法。
    盗墓的时间一般都是刻意选的，往往在人们不注意时，如月黑风高夜，逢年过节时。使用特制炸药搞盗洞，声音虽然并不会太大，但也会引起一定的响动被人注意，所以“放炮”时一般会选择在环境嘈杂的当口，或是人为制造一些响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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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春节除夕夜，就在徐镇海砖窑取土的地方，传出一声炮响。当时有人听到了，还以为是过年放鞭炮声呢。后来发现，当时的响声不是放鞭炮，而是盗墓，取土的坡上被炸出了一个直径约1米的大洞。有村民爬进洞里看了，发现是一座青砖大墓，有人还想把青砖拆回家盖房子。
    接到报告的西高穴村所在地安丰乡派出所，赶紧带人来到现场。查看后要求村里派人立即将盗洞封上。
    但盗洞被堵上，并没有堵住盗墓行为。此后，西高穴村有大墓的消息，如当年村民徐玉超发现鲁潜墓志一样，传得更广了，光顾的盗墓贼更多。不久，大墓又被盗了。西高穴村村主任徐焕朝，向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汇报了此事。
    国家“南水北调”河南境内工程经过西高穴村。河南境内的考古正在展开，其最北端的考古点是“固岸墓地”。固岸墓地位于安丰乡下辖的固岸村与施家河村东的高台地上，南水北调的总干渠在这里呈西南-东北走向穿过，往北不远就是漳河，过了漳河，就进入河北省境内。
    当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固岸墓地”的考古发掘，主持人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贾振林于是来到考古工地，请潘伟斌到西高穴墓地看看。另一种说法是安丰乡派出所所长王国平给河南省文物局局长打电话，专家才来考察的。
    潘伟斌的运气好极了，因为这次意外的机会，他碰到了千古难寻的曹操墓，日后成为了西高穴墓葬考古发掘的主持人。这真是歪打正着，本来希望在“固岸墓地”一带发现曹操墓的，却在西高穴村找到了。
    据潘后来对媒体讲述，“当时没带照明工具，墓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潘让徐焕朝用绳子绑着把自己放入盗洞，在里面用随身带的照相机拍了几张照片，七八分钟后就离开了现场。
    根据照片上地砖、墓室的大小以及墓室的高度，潘伟斌初步判定这座王侯级大墓，应属于东汉末年，建议当地官方加强保护，把盗洞重新填埋好。
    ◇ 盗掘曹操墓第一人
    曹操墓的发现，是由于2006年春节除夕夜那次盗墓，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
    早在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前，已在墓室内发现了现代盗墓贼留下的方便面袋子、矿泉水瓶子、香烟盒子。矿泉水瓶子上日期，有的是“2007年11月”，有的是“2008年9月”。可见现代盗墓贼光顾的次数之多。在1号墓的侧面，有一个位置集中出现了好几个盗洞。有一盗洞与墓道平行而入，竟然有几十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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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中发现，在墓葬四壁上，有被蜡烛熏烤留下的乌黑斑迹，还遗有几枚凿墙用的长钉。
    墓门呈拱状，里外共有3道，下葬之后各部分之间应该是用大砖封死的。但在发掘时看到，各门已被盗墓贼全部砸通，残砖仅剩半人高。1号、2号墓相距30来米远，本是互不相通的，也被盗墓贼挖通了。
    从盗洞涌入的泥土，几乎积满了整个墓室。从这点上判断，最早的盗墓至少发生在清朝以前。因为盗洞一旦打开，便会有积土从洞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如1950年在南京江宁发掘的南唐二陵，发掘时也发现了这种情况，从盗洞落入的土也积满墓室。
    在墓葬的后室，也就是主墓室中央，一块地砖被掀了起来，露出一片黄土；上面有直径约2米的盗洞，洞口下发现了铁钉。这个盗洞的形成时间比较早，肯定不是当代盗墓贼所为。
    进入墓室是有技巧的。墓顶距墓底有好几米高，盗墓贼有时系绳而下，有时使用一种专门的“蜈梯”。在1979年江苏高邮发现的“广陵王墓”盗洞中，曾出土了一部完好的蜈梯。笔者曾专门去看过，就是在一根粗大的长木段上，用斧头砍出道道阶梯，然后放到盗洞里，顺梯上下。
    光顾曹操墓的古代盗墓贼进入墓室时，则可能是另一种方法。从现场遗留的铁钉来看，这伙盗墓贼可能是在砸穿墓顶之后，在墓壁上逐层向下打入铁钉，然后脚踏铁钉进出墓室，这和现代的攀岩动作有点相似。
    但是，清代不应该是盗墓贼最早光顾的时间。
    2009年12月28日下午，笔者与刘庆柱先生一同做客新浪网聊曹操墓的发现时，刘曾谈到这一问题。刘在现场看到，墓里面很多石头都打碎了，是故意打碎的，打得很惨，像玉圭，出土时就是一截，后来出土是两段；4个耳室本来均有石门封闭，部分墓门上有精美的石刻画像，但都已被盗墓贼毁坏了。
    “盗墓不盗骨头，人头只剩头盖骨了，前面的面骨包括鼻子、脸部全部给砸了。至于里面的文物，比如有些可能是石门的石头，本来推开就可以了，砸那个也不好砸，但还是照样给砸了。”
    据此，笔者认为，这次盗墓可能是“报复性盗墓”，即政治对手或仇家所为。这种盗墓确实更像是“毁墓”，在毁墓时，除了拿走墓主值钱的物品，剩下不要的，一律毁坏砸掉。
    这种情况在曹操安徽亳州的家族墓考古中，也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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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亳州市博物馆对“曹四孤堆附属1号墓”进行清理发掘时，便发现了这种“报复性盗墓”现象。据负责当时发掘的亳州市博物馆原馆长李灿执笔的发掘报告，该墓为砖室石门结构，早期遭到大破坏。墓的封土本应该为层次封土，已变为扰乱砾堆积。
    经过清理，1号墓的墓壁有残存，高矮不等，有的已全无，残壁上还存有彩绘痕迹。墓地铺地砖大部分被揭除，墓内文物一空，骨骸无存，非一般盗墓者所致。这种“报复性盗墓”行为，在亳州曹操宗族墓群其他墓葬的考古中，也存在。
    曹操下葬46年后，曹魏被司马家族灭掉，西晋出现。曹魏存在时，是没有人敢动曹操墓的，要盗也是在曹魏灭亡以后。根据古代墓葬一般在下葬百年内被盗的规律来分析，曹操墓早期被盗，也应该是在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最大的盗墓嫌疑人来自司马家族。司马炎代曹称帝，意味着帝王风水转到司马一门，为了彻底绝掉曹魏的天子念想，司马氏就要破曹魏的龙脉，即俗话所说的挖祖坟，曹操墓首当其冲。考古现场所见的毁墓遗迹，正好符合“破龙脉”的特征。
    司马晋室对“王气”、“龙脉”是十分在意的。当年，灭掉了最后一个对手孙吴后，吴都建业（今南京）宫室都被其破坏了，这就是出于“镇东南王气”的需要。
    从司马晋室对自己祖坟被毁一事的反应上，也可以看出他们对风水的在乎和重视。十六国时期的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北方的汉始主刘渊侄子、大将刘曜（后改汉为赵，自己当皇帝）先后在洛阳、长安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灭了晋室。大兴二年（公元319年）正月二十五，刘曜就开始挖北邙山上的晋室祖坟了。当时，刘曜派兵先挖了崇阳陵，五月又挖了太阳陵。
    刘曜为何急于挖晋室祖坟？他并不是贪图随葬宝物，晋帝都是薄葬，陵内也不会有多少好东西。刘曜的真正动机是想破坏司马家的风水，断掉司马家的“龙脉”，侮辱司马一门。刘曜当时把西晋帝王陵挖掘得一塌糊涂，捣毁陵内器物。
    晋元帝司马睿听说刘曜在洛阳挖了自己的祖坟后，悲痛欲绝。据《晋书·元帝纪》（卷六），司马睿当时穿起孝服，大哭三日，他命令冠军将军梁堪、守太常马龟等人，火速前去，不惜一切代价修复被毁陵寝。
    所以说，敢破坏，有机会破坏，有理由破坏曹操墓的，只有司马懿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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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联合通告很有意思
    盗墓贼是很让人恨的，他们的行为对古墓葬造成的不可逆转性的毁坏，是十分严重的。但有时候却又能给考古发现“帮忙”。曹操墓的发现，便是这样。
    考古队领队潘伟斌与《成都商报》记者牛亚皓，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见于《成都商报》2009年12月28日，报道题为《曹操墓发掘大揭秘“抓了38个盗墓贼抢回直接证据”》）：
    记：有人告诉我，直接证据是从盗墓贼手里拿到的？
    潘：是的。2008年，盗墓贼从二号墓中盗出画像石一块，其画面反映的就是东汉时期常见的八女投江图，从铭文看这绝不是一般平民墓葬或官僚墓葬。同时，从此墓葬中盗出铭牌一块，其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虎大刀”字样。
    记：盗墓贼是怎么抓到的呢？
    潘：是我们对文物作鉴定和到现场调查时发现的，可以参访当地派出所。此墓葬从2006年开始盗掘，被盗得很严重。当地派出所先后抓了5批盗墓贼，38人。派出所抓到人后，盗墓贼手中的东西是我们发现曹操墓的直接证据。
    记：您有没有见到过那些盗墓贼呢？他们一般都是什么人？
    潘：当然见到过，都是周围村庄的农民，也有外地的。我们要将这些文物进行修复整理。我们在之前也不知道这就是曹操墓，只是后来发现了，才知道的。
    记：就是根据盗墓贼手中的东西找到了曹操墓？
    潘：是的。位置也随之确定缮
    2006年除夕盗墓的那伙盗墓贼共有11人，都是当地村民。有一村民参与盗墓，后来被警方抓捕了。当时，他盗出了一块石牌和一些小物件，这块石牌后被人收购走。据说，这块石牌被警方追回后，成了印证曹操墓的第一件文物。

蟾宫折桂

这石牌其实是一块画像石，现在看来，所绘图案应该是“水陆攻战图”。
    当时盗出时，画像石已断成三截。这是一幅典型的水陆攻战图，画面有三个层次。上层为陆上交战双方，有“主簿车”、“咸阳令”、“纪梁”、“侍郎”等字样；中间一层为桥上交战；下层为桥下水上交战情形。
    结合已公开的临摹图，对照有关学者对汉画像石“水陆攻战图”的类型学分类，此图为“水陆攻战图”类型中的“七女复仇”型，与山东嘉祥武氏祠中发现的画像石相似，因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中曾出土了这样的画像石，榜题有“七女为父报仇”而得名。图上七名衣着为女子形象的人与过桥队伍在桥上发生激战，女子堵在马首，拔剑而起，对方可能没有预料到会遭女子的袭击，仓促应战不及。除了上述作为断代重要物件的画像石外，被追回的被盗重要文物还有：
    石璧一块；
    石牌一块，上有题刻“魏武王常所用虎大刀”；
    石枕一块，上有题刻“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
    可能还有墓中被盗文物流落在外，而这些文物对认定曹操墓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2009年12月26日，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安阳市人民检察院、安阳市公安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敦促盗掘西高穴曹操墓违法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和上缴文物的联合通告》。
    通告称，凡参与盗掘曹操墓，窝藏、转移、倒卖从该墓地出土文物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在2010年2月28日前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主动上缴文物。对于在墓地及周边地域捡拾该墓内任何文物的人员，也需在2010年2月28日前主动上缴文物。
    在规定日期内主动投案自首并上缴文物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办理取保候审，从轻、减轻处罚，否则将会依法从严处理。提供盗掘曹操墓和贩卖、捡拾该墓内文物线索者，经查实，将根据线索重要情况给予500元到1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
    这则通告很有意思，它说明在曹操墓新闻发布会召开前，有关方面已确认西高穴墓葬就是曹操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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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被说动，曹操墓“被考古”
    2008年12月6日，“西高穴东汉大墓”考古队来到西高穴村，当地人说，考古队是来挖他们村大墓的。考古队所有队员均来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队是该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
    根据考古发掘程序，之前河南省文物局已向国家文物局提出书面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对西高穴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许可证号是：考执字【2008】第347号。
    安阳官方很重视这次考古发掘，据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报道，到曹操墓发现新闻发布会召开，仅安阳县财政为此项发掘便投入了600万元人民币。
    政府部门除了承担考古经费外，还成立了“西高穴墓葬保护领导小组”。组长是安阳市市长张笑东--挖墓成了安阳市的重要工作项目之一，理由是便于加强管理，包括保护、展示、规划、开发等。
    与一年后高调的新闻发布会相比，曹操墓的开挖仪式却很简单。参加仪式共有8人，其中有河南省文物局前局长常俭传、主持发掘的领队潘伟斌、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孔德铭、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等。
    《南方周末》是这样报道的：
    2008年12月12日，上午10点，河南安阳安丰乡郊，一座东汉大墓的发掘现场。两条简单的蓝色长桌上，摆着两个红色的暖水瓶，河南省文物局前局长常俭传站在桌前拿着扩音器，如同祷告一般神情严肃地与大墓主人对话：“魏武帝啊，我们今天来挖你们这个墓，是为了保护您，如果再不挖，就会被盗墓分子盗完了缮”
    在常俭传的眼里，曹操墓考古发掘竟然是因与盗墓贼“抢宝”，这或许就是“抢救性发掘”的主要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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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讲的是大实话，但却说漏了嘴--考古发掘前已认定西高穴墓葬是曹操墓了！也就是说，因为西高穴墓葬主人是曹操，安阳官方才投入了几百万元人民币的财政资金去挖的。有学者因此批评，这样的考古目的和动机，都是有违考古常规的。难怪后来宣布曹操墓发现后，引起争议。
    “科学发掘、抢抓时间、只干不说、确保安全。”
    这是开挖仪式后，考古队定下的一条发掘工作原则。正是因为“只干不说”，虽然圈内小部分人都知道“河南在挖曹操墓”，而且中央电视台的有关栏目还曾到实地进行了采访，但对外界却一直瞒到2009年12月27日上午10点。
    常俭传是参加开挖仪式的省内最权威考古官员，虽然已从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的任上退了，但在河南圈的影响仍很大。当年，常是力主寻找曹操墓的第一人，在任时主张河南文化要打“三张牌”：世界文化遗产牌、历史名人牌、历代帝陵牌。曹操墓，就是“帝陵牌”中最重要的一张。
    2005年常退休当年，即被安阳市政府聘请为顾问，协助安阳市委、市政府进行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正是这段顾问生涯，使常对在安阳寻找曹操墓的信心更足了。
    据常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所述，2005年10月，常和安阳市文物局官员、相关专家先后四次赴豫冀交界处、河南一侧的渔洋村、西门豹祠遗址、甄夫人墓以及河北临漳县的雀台等地进行考察。
    在渔洋村参观龙振山私家收藏室时，常发现了曹魏时期的文物，如门钉及瓦当等。门钉和瓦当很大，常觉得这是帝王才能用的规格，结合鲁潜墓志在这一带的发现，常建议应该尽快找到曹操墓。
    寻找曹操墓是需要大笔资金的，仅在墓地上搭建大棚就需要200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难以做到。2005年12月12日，常俭传和有关人士商量后决定，以其个人名义向中共河南省委及其他一把手官员写信，建议河南早日对安丰乡一带进行详细勘测和考古调查。但河南省委领导并没有给常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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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6日，常又给中共安阳市委书记张广志及市长张笑东写了一封信，寻求安阳市政府的支持，称：“如果一旦发生因我的建议失误而导致您的决策失误的情况，我有勇气向您二位和安阳人民作检讨。”
    开始时，安阳官方却未能下定决心“投资”曹操墓，安阳市指示安阳县“自行解决”。
    2009年2月2日，曹操墓已开挖，常俭传再次给安阳市市长张笑东写信，常再次承诺，如果发掘失败，“我愿向安阳市委、政府作出深刻的检查，并在安阳电视台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您和广志书记是没有一点责任，我们也不会连累任何人。”
    虽然常俭传拍胸脯，向河南省、安阳市主政官员打保票，但并未讨来缺之不可的人民币。没有资金，考古就很难进行下去，关键时刻，又是盗墓贼帮了一个大忙。
    2009年3月，一位收藏界朋友找到安阳市考古所所长孔德铭，拿了一件据说是从黑市上买的文物请他鉴定。经打听，这东西是从西高穴墓葬内流出的，是当时可以证明西高穴墓葬墓主可能就是曹操的重要证据。孔看到后非常兴奋，劝说朋友将其让国家回收。
    安阳市文物局副研究员孔德铭、安阳县县长徐辉前、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段振美和常俭传4人，马上拿了这个从黑市上流传出来的文物送给安阳市市长、市委书记过目，他们还打了电话让主持发掘的领队潘伟斌一同前往。
    这下，安阳官方有信心了。安阳市市委书记、市长都被说动了，市里拨款，下决心支持挖掘曹操墓。据报道，在一次市长办公会上，一次性加拨资金1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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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难解之谜：历史的谎言再次上演（1）


    曹操墓难解之谜：历史的谎言再次上演
    从概念上来说，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但这门学科并不能全面解决历史真相。很多时候，因为与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相左，会引起新的考古疑问。
    曹操墓的考古发现，正是这样。“七十二疑冢”、“秘葬”、“薄葬”等一系列历史谜团，并未云消雾散，新的疑问倒随之产生。
    ◇ “树流血”预言曹操之死
    曹操，生于公元155年，死于公元220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卷一）：“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查一下万年历，知道“庚子”是正月二十三。
    从史料上看，曹操是一个“很革命”的人，这一点让现代伟人、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十分赞赏，毛甚至视曹操为革命的偶像。其实，曹操是一个很迷信的人。比如，他在临终前看到了“树流血”现象，不久就得了病。
    此说见于裴松之注引晋人郭颁的《魏晋世语》：“太祖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血出。”
    据《曹瞒传》，这是一棵好梨树，可能此树在工地上碍事，曹操便命令工人将梨树移走。刨开后出了怪事，被弄伤的树根，伤口上全都流出了血。曹操听说这事后，也觉得奇了，便亲自到工地上看了。这一看麻烦大了，曹操当时就感到心里很不舒服，认为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从此就得了病。原文是：“王使工苏越徙美梨，掘之，根伤尽出血。越白状，王躬自视而恶之，以为不祥，还遂寝疾。”
    实际上，曹操得病并不是偶然的，可能是看到“树流血”现象造成了心理障碍，他当时征伐孙权回到洛阳时，身体已经不好，而且他一直身有顽疾，久治不愈。据《三国志·魏书·华佗传》（卷二十九），曹操的大脑有病，即所谓“头风病”，一生深受此病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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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听说华佗的医术高超，便把他召来看病，经常带在身边。每次头风病发作了，曹操心里烦乱，眼睛发花。华佗便用针灸的方式，扎曹操的膈俞穴，往往手到病除。即所谓“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
    华佗认为，曹操这病短时间内是很难医好的，需作长期治疗，或可延长寿命。曹操希望华佗做自己的长期专职私人保健医生，但华佗心系天下，便借妻子生病，请假回了家。华佗走后，曹操一发病就想到华佗，催他快回来，而华佗老是推辞。曹操没有办法，便派当地官员去华佗家里，把他押了回来。曹操将华佗关进了监狱，并不停地折磨他，不久华佗死于狱中。华佗死后，曹操的头风病并没有根除。后来曹操的小儿子曹仓舒病危时，曹操才后悔杀了华佗。
    《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对华佗之死则是另一番解释。华佗欲为曹操做开颅手术，曹操疑其不轨，遂捕入狱中：
    操即差人星夜请华佗入内，令诊脉视疾。佗曰：“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不可治疗。某有一法：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杀孤耶！”佗曰：“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呼左右拿下狱中，拷问其情缮
    华佗之死，史上多少都有交代，但曹操是怎么死的，确切死因史上却不见说法。《三国演义》中想象曹操死前“目不见物”，即眼睛看不见了，但意识很清楚，还把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等大臣召到病床前嘱托后事。“嘱毕，长叹一声，泪如雨下。须臾，气绝而死。”
    曹操死时，儿子曹丕、曹植等都在邺城。可能是父子心灵感应吧，曹操在洛阳宫咽气那一刻，曹丕正住在邺城铜雀台殿宇里，梦见两块瓦片落地，化为一对鸳鸯。后来人们便把铜雀台上的对瓦称为“鸳鸯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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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生活的时代，还是很讲究死后尸体防腐的。如果是出土了未腐尸体，或者较为完整的遗骨，人类学家、病理学家就可能从中检查出死者生前的健康状态，从而进一步推断出死因。
    曹操墓在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大致可以看出当初是三具尸骨。其中一具被推断为男骨，估计死前年龄约60岁，身高在1.7米左右，牙齿不好，后脑骨骼也不好。因与曹操死亡年龄接近，被推测是曹操的遗骨。此遗骨出土时位于前室门道处，这个位置显然已不是原位，被扰动了。推测原位应该在后室，很可能是被盗墓贼用脚从后室中踢出来的。
    这块头骨，仅剩有头盖骨和带两枚牙齿的一块颧颌骨。下半部分保存得非常不好，面骨包括鼻子、脸部分都变形损毁了，这给医学研究带来很多的遗憾。从头盖骨中，仅能判断出他当年的营养状态还是不错的，其他就比较困难了。
    有专家通过男骨的后脑骨骼保存不好，推测可能与头枕石枕有关，因为墓中出土了“石枕”样物件，继而推测曹操生前真的患有头风病。这是毫无道理的“外行话”。因为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后脑骨骼不好怎么就知道是石枕，或是生前垫枕头所致？
    可以说，目前的考古手段恐怕永远搞不清曹操的真正死因，生前有过哪些病。
    ◇ 历史的谎言：曹操“七十二疑冢”
    在曹操墓发现前，中国考古界有两个不解之谜。一个是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元朝皇帝，死后到底葬在哪儿；另一个是曹操葬地，其“七十二疑冢”是怎么回事。
    现在，曹操墓发现了，流传千年的“七十二疑冢”传说，难道真是历史的谎言吗，会消失吗？
    曹操在洛阳死后，遗体运到邺城下葬，此即《三国志》上谓“二月丁卯（公历2月21日），葬高陵”一事。
    高陵在邺城“西门豹祠西原上”，史书上有明文记载，但民间关于曹操的葬事传说却有很多，而且有鼻子有眼。一种说法是“秘葬”，曹操死前有交代，要72具棺材同时自邺城出殡，抬向不同方向，以防止葬地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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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曹操遗嘱，下葬那天，邺城所有城门洞开，从城内抬出一具具棺材，向四面八方出殡。于是，出现了曹操有七十二疑冢的说法。
    《三国演义》可能受此传说影响，写道：“（曹操）又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
    传说中的这片疑冢，目前可以看到，从临漳县的讲武城起，至磁州止，大大小小的坟头形成了绵长的低岭。
    但是，从正式史料上可以发现，曹操当年并不是秘葬，时人都知道。曹操下葬议程是公开的。魏文帝曹丕《为武帝哀策》中详细记述了曹操出殡时的场景，“卤薄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廷，陟彼山阿。”
    这说明，曹操在殡殓时有整套礼仪，搭起了高高的灵棚，卤薄齐整。出殡时更是有大排场，录车是上饰羽葆的车，前排列有送葬的持节、挽歌、鼓吹、幢、麾、曲盖的人员，旁边还有执武器仪仗的介士等，送葬队伍浩浩荡荡。
    据《全唐文》（卷十）中《唐太宗文皇帝祭魏太祖武皇帝文》，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丽，路过邺地时曾拜谒过高陵，并亲撰祭曹操。
    那么，“七十二疑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这里，就有曹操历史形象的演变问题了。曹操本是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但入宋以后，由于忠义儒家理学再度受追捧，曹操当时对汉室的“不忠行为”，便显得不义了。到了南宋，曹操的“奸诈”形象开始出现，渐成主流。明人罗贯中便受此影响，在其所着《三国演义》中，将正面形象的曹操写成了着名奸雄，他的一言一行在《三国演义》中都是诡计。
    在曹操陵墓已不能方便找到的情况下，“疑冢”一说，很自然地就出现了，并作为曹操奸诈的表现而被附会。南宋文人罗大经在其所着的《鹤林玉露》中，便记下了时人的说法：“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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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着名的曹操“疑冢说”，当数南宋诗人范成大的《七十二冢》诗：“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群胡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此诗是范成大于南宋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出使金国途经邺城郊外时，看到传说中“七十二疑冢”墓地时有感而发。
    如此这般，长此以往，“七十二疑冢”就这么“相传云”下来了--看来是后人把前人的事给搞复杂了，“七十二疑冢”确有历史谎言之嫌疑！
    实际上，在明代便有不少人怀疑“七十二疑冢”的存在。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一书中称：“曹操七十二疑冢，皆聚于一处，不数十里而远，今亦有沉于漳河中者。陶九成曰：‘会须尽伐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藏操尸。’余谓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尸犹不在也。”
    现**************古证实，“七十二疑冢”一带确实是一片古墓群，位于河北省境内的磁县一带。但经考古发掘，证明此地系稍晚的北朝墓葬群。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了这一考古结论，题目叫《“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经考古勘测，这里的古墓葬不是72座，而是134座，但无一座是曹操的。
    现在，曹操墓的发现会让“七十二疑冢”的传说消失吗？不然。
    现在有学者便认为，新发现的曹操墓不一定就是曹操真墓，很可能是其“七十二疑冢”中的一座。因为，在历史上“曹操墓”曾不时发现，1975年还在河北境内发现过呢。即使当时曹操在邺城附近真有墓，也可能是衣冠冢，是欺骗盗墓贼的假坟。
    河北曹操墓研究学者更认为，曹操真墓可能仍藏在磁县“七十二疑冢”下面；曹操老家的学者则认为，曹操可能秘葬在安徽亳州的曹氏祖茔地下。
    曹操墓的发现，不只未让“七十二疑冢”传言消失，反而加大了外界的怀疑，“七十二疑冢”的魅力太大了！
    ◇ DNA技术真能验明曹操真身吗？
    对此次西高穴墓葬中出土的男性尸骨，究竟是不是曹操的，这个墓是不是曹操墓，外界有很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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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观点认为，根据遗骨不是原位，而是在前室附近发现的情况，推断出这具尸骨很可能是盗墓贼留下的。还有人认为，男骨很可能是后代人葬入留下的。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提出，运用DNA技术，辨别曹操后裔和曹操墓中出土的人骨，为此还举办了媒体说明会，向全国征集曹姓、夏侯姓男性参与Y染色体检测，用DNA技术来解答曹操墓真伪之争。
    DNA技术真能验明曹操真身吗？
    DNA，即Deoxyribonucleic acid（脱氧核糖核酸）的缩写，是一种分子，可组成遗传指令，以引导生物发育与生命机能运作，带有遗传讯息的DNA片段称为基因。DNA亲子鉴定技术的准确率几近100%，在报告书中往往用99.99%来表达这一准确性。但将DNA技术用于解决考古谜团，特别是对古人基因的鉴定，准确率到底有多高，似乎还没有肯定的说法。
    复旦大学认为，用DNA验证男骨是不是曹操，在技术上不是难题，曾经从1.2万年前遗留下来的骨骼都做了很好的检测，国际上认为2万年之内的遗骸检测都是可信的。原理是，通过检测曹操后裔DNA中Y染色体的技术来辨别那头盖骨是不是曹操的，该技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成熟。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曾对新石器时代的人群遗传结构作过DNA技术研究，并得到了国际认可，研究成果也已被引入国外教科书。
    但这一研究有非常大的难度，就是要找出曹操的后裔。
    曹操头骨刚发现时，有学者便提出，可以通过与山东东阿县曹植墓发现的遗骨进行对比，从而得出结论，因为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但现在的问题是，当年出土的曹植的遗骨搞丢了，已无法找到。即使找到了，也未必就能有结果，因为曹植墓中出土的尸骨到底是谁，也是有争议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曹植墓中那具尸体是古代盗墓贼被同伙害死后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