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哲学思想中,老子的“道”与“理性”有诸多相似之处,对道的思考也含着对“存在”的认识。道是永恒的(道法自然),是理性本身;但中国文化中的“道”却是存在的本原(道生一),不可言说(道隐无名)。因此,中国文化中的求道,可以看作是追求一种至高的永恒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却是无法言说的。
公孙龙倒是曾经对语言思维和理性作过一番探究,提出“白马非马”,“离坚白”等论点,并且,他还提出对概念进行分类,对概念的范畴也作了规定,所谓“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謂 ”,我看作是尝试对物质及其存在的属性进行语言学上的解析。但可惜,公孙龙后继无人。公孙龙的理论与柏拉图的颇多契合之处。安提斯泰尼说:我看见一匹马,但是我看不见抽象的马。柏拉图就此进行反驳,提出理念或模式的理论。对照公孙龙的《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等,似乎可以想象中国文化思想与古希腊文化思想的对话。
只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往往是为帝王师,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思想理论是“经世致用”,对于纯概念的思辨,往往是弃之如敝履,因而,对于思想概念的梳理和发展不屑一顾。这种状况使得难有一种超越感性经验的形而上学理论立足。也因此,导致中国文化的一种畸形:实用理论如政治理论,伦理学理论,军事理论,文学理论等发展亮点频出,但基础的概念和分析却极其缺乏,并且,门类混乱,体系疲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却散漫混沌。即便今天,许多概念也还是混乱纠缠。所谓振兴中国文化,我想,梳理概念,恐怕是一项必须的工作。我看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概念的符号化。
我们的文化中大多是直观的感性认识,缺少西方文化的那种抽象的理性。而那种直观的感性认识与抽象的理性认识,也就是如巴门尼德所区别的“意见”和“真理”,而实质或许就是没有将概念彻底的符号化。因为所谓的真理,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必须从经验的认识中抽象出来。没有符号化的概念也就难以进行逻辑演绎,难以把握抽象的真理。直观的感性认识或许能举一反三,但决不能演绎推理出一百一千。而概念的符号化,意味着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尽可能精确地界定,这或许是中国文化没能产生科学的一个因素吧?一个理论体系其实是符号化了的思想,本体论本质上是“思想对客观存在的思想”;而认识论,是“把思想当作存在的思想”,也就更需要对语言这个思想的符号再次进行符号化。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似乎有点不足,而西方文化,特别是近现代哲学,似乎又有点走得过了。中国文化中以前有过“言象意”之辩,但着眼的却是庄子所云的“得鱼忘筌”“得兔忘蹄”,王弼的所谓“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但最后其落脚点却未能落在“如何思”这点上,终究还是落在了言的表述上,也就是“如何说”。因此,文学语言很丰富,但概念外延散漫,内涵庞杂,目的是表达钟嵘所谓“滋味”,严羽所谓的“妙悟”,王士桢所谓的“神韵”,王昌龄王国维所谓的“意境”。这样的结果是,“诗无达志”,因而也就有“诗无达诂”。从根本上看,这其实是用符号通过经验而达到一种隐喻的效果(这方面如果能参考伽达默尔等的阐释学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怕会是能有更多有趣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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