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星卒斋主 于 2010-6-27 19:28 编辑
一直以为我不但笨，而且拙，除了尿炕之外，儿时的记忆并不多，可是记住的又非光彩，因此，我的回忆总是不能前探。若要算起我的履历来，也总是就近往前推。写自己的回忆录，好像还为时尚早，但又担心某一天没有了记忆。先前在青春版发了“我的大学”10篇许，再往前就是中学了，写下去看，朝花夕拾的事自然不会少。
---- 以上算是题记吧
我的小学读到七年级，实际上念了七年半的书，原因是我入小学时，开学或升级还是在寒假之后，后来调整到暑假之后，就多年了半年书，具体是哪一年调整的已经记不得了，大约在我的三四年级吧。
1978年暑期，我小学七年级毕业，准备升中学，那时的公社中学还很不完善，在我以上的年级的学生都念到九年级，九年级以上就没有了，也算是高中毕业，我三哥就是九年级的高中毕业生，也是我们家当时念书最多的人。可到我这一年却分出了初中和高中，所以我的初中只能算一年，但也不叫“初一”，而顺叫“八年级”。
我小学毕业时，好像没有什么仪式，更没有典礼，连一张毕业照都没有照，现在想来，那原因除了穷之外，还有就是找不到相机。离校那天，只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满怀深情地组织全班同学闲唠了一上午。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一个女生去供销社给我买了一包1毛2分钱一包的烟，让会吸烟的几个同学狠狠地吸掉了。
那时，自然没有什么“九年义务制”，我的大部分的同学升不到中学，只好回家务农。作为学生的我们谈不上学习的目标，简直是没有方向，偶尔写个《理想》之类的作文，不是当老师就是当赤脚医生，目标大点的也只好“当好社会主义接班人”了。同学都是一个大队的人，相距最远也不过十里地许，虽说就此分别，但想见并不遥远。
由于刚刚打倒四人帮，教育还没有走上正轨，何况从上学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响应“支工支农”的号召，支工没地儿去，所以就只好去支农，等到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农田里的活已经大部分会干了，只是需要特殊技术的，如趟地、扬场儿不让我们小孩子干外，学校已经完全把我们培养成了父辈们的合格的接班人。
升中学我们考了四门课程，语文、算术、物理和政治。物理大概学了一年，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天平的，是问如何用天平称出一枚邮票的重量，这个自然不会；二是问砝码放在天平的哪个盘中，我当时连天平都没见过，更无论它的砝码，大约也只好我想让它放哪盘就放哪盘了吧。
我小学有个特别好的数学老师，按照家乡的亲戚关系，我该叫他表哥，可多少年来我一直呼他为老师。今年春节回老家给大哥办65大寿，傍晚去看了他，并奉献了我的精神牵挂和物质表达。老人依然矍铄，看到我很高兴，讲话似乎仍然在讲台，他说：我教过的学生中只有你每次回来都会来看我！我看得出，他说这话是高兴，是欣慰，而非惆怅或埋怨。
谈话说到当年的考试，老师依然记得，我的数学考了全公社第一，分数是61分，也是全公社唯一及格的人，老师觉得我很给了他荣誉，也很受别的大队的老师的羡慕。别的科都考了多少已经忘记了，总分是254分，在全公社排第三或第四。榜是贴在了公社的外墙上，虽然有不少的人捎信给我说考上了，但我还是亲自走了15里的山路去实地验证了一下。
当时我们村子里能够读完中学的很少，比我早些上中学不用考，而是推荐，名额落实到每个生产队，大家晚饭后在当街一表决就决定谁去了，上学也只是分成果树班、农业班或林业班，上学不用拿书包，而是铁锨或镐头，我四哥就是那时的学生，只念了不到一年就回家种地了，母亲打他也终究没有打回去。
中学毕业，在当时我所在的农村就已经是个正儿八经的文化人了，那时能读信的就算文化人，能写信的算大文化人。77年就已经恢复了高考，可在我们那个辽西边陲的小山村，还不知道高考是个什么事，以至到我后来考上大学时，好多的乡亲们也不知道大专与大学是咋回事，中专又是什么玩艺。
愚昧和贫穷总会携手并肩，可人们并不在乎有没有文化，我们那一茬人赶上了中国生育的高峰，不到2000口人的一个大队，而我的同年级同学却达到了80多人，分成了两个班。而能上中学的却只占三分之一左右。那时上学除了笔墨和本子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费用，因此不存在辍学现象，有的也只是退学，去生产队挣工分，目的就是多分点口粮。
可我那目不识丁的母亲却极力让我们读书，用读书去出人头地。所以，我上中学是母亲最高兴的事，说实话，我并没有太多的梦想或理想，当时就是想读完中学，成为村里的“文化人”。1978年9月，15岁的我离开了母亲，开始了我独立的中学生活。 |
雷达卡
发表于 2010-6-27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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