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江中牡丹 于 2010-8-8 22:11 编辑
一曲中国农民的悲歌 老树昏鸦
用了近一周的时间,不间断地读完了李富强先生的冀中平原系列长篇小说——《万各庄》、《古庄纪事》、《富农的儿女们》(作家出版社出版)。被故事情节吸引着,牵挂着众多人物的命运,甚至连做梦都是书中的情景。好多年没有这样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似乎找到了当年的感觉,回到了那个物质与精神同时贫乏的年代。
一
三部小说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和冀中平原的农村生活为背景,生动展示了动乱岁月带给那些“被打入另册”的人们的苦难,以悲剧的形式告诉人们——人,需要平等自由地生活,封建专制所派生的任何剥削、剥夺和压迫都是对社会的反动和对人性的泯灭与戕害。
作品带给我久久地困扰与思索,这种困扰与思索无疑是痛苦和压抑的。我想到了中国农民,想到了臧克家笔下的“老黄牛”。我的憨厚朴实的父老乡亲啊,多少年来,你们背负着兵燹战乱、官僚恶霸、天灾人祸带来的重重苦难,面朝黄土背朝天,默默无闻地耕耘,奉献。你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维持着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你们的生命坐标已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吃饭干活,干活吃饭。”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最起码的生活要求,社会有时候都不能给予你们保障和满足。《古庄纪事》中的“疯子”,仅仅因为不想入社,社会竟把他逼疯,逼死;《富农的儿女们》中的周金祥,就因为女儿周淑兰不愿意嫁给村支书阎铁山的儿子,便被打成“富农分子”,从此一家人屡遭劫难,家破人亡,最后不得不背井离乡;《万各庄》中的许盼牛,一个老实巴交勤劳致富的庄稼汉,因为背负着富农分子的十字架,一家人在“文革”中受尽屈辱、虐待和摧残。
有人曾经将人类的生存方式分为三个层次,摆脱了物质的困扰与追求,生活在精神与文化的追求享受中,此为生活的最高层次;既有精神文化方面的爱好与追求又不得不为稻梁谋,此为中间层次;如果只为吃饭干活干活吃饭,便沦为了生活的最低层次,说的粗俗一些,那是与低等动物区别不大的生活。
就是这样一种低等动物般的生活,在那个畸形的社会里“另类”们尚且求之不得,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不能得到保证,试想,“另类”们还能够生存吗?这样的社会形态公平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不公,意味着失衡;失衡,预示着倾覆。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二
作品不停地叩击追问着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同是在一种社会制度下,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为什么有的人当牛做马,有的人却可以作威作福呢?这应该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一个永恒的主题。
其实原因很简单:有的人吃饭,干活;而有的人吃饭,却不想干活,而且想方设法不让别人吃饭。《万各庄》里的何富贵,依仗着“老贫农”的特殊身份,好吃懒做,仗势欺人,一年到头不下地,却挣着满工分,吃着政府发放的赈济。《富农的儿女们》里阎铁山,一个小小的农村支部书记,竟能够在他所在的太平庄村一手遮天,横行无忌。他不但过着不劳而获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且攀附权贵,轻而易举地给儿子在城里安排了工作;他依仗手中的权力,飞扬跋扈,顺者昌,逆者亡。
在物质利益不能充分满足人类需要的状态下,人与人的生存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正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合理性所在。这种竞争一旦失去了文明、有序和公平,社会定然充满了阴暗龌龊和弱肉强食。
于是,有的人辛勤劳作衣食无着,有的人养尊处优脑满肠肥;有的人活着为别人做牛马,“有的人活着别人就不能更好地活。”
于是,便有了阶级,便有了犯罪,便有了争战,便有了朝代更迭。
于是,便有了“共产党宣言”,便有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三
为什么许盼牛、周金祥们饱受苦难?为什么阎铁山、何富贵们能够作威作福?
因为,竞争让社会赋予某些人特有的权力,竞争将人划分为“主人”和“奴仆”;。
按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了对封建特权的剥夺,新中国的建立已然让“奴仆”们做了主人。但是,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让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养成了集体做奴仆的习惯,而淡漠了当家做主人的意识。在他们看来,能够成为“子民”已是蒙天之福,只要有“包公”“海瑞”这样的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于愿足矣。而被艳称为“民之父母”者,又只有当官的传统,少有当“公仆”的习惯。“官”变“公仆”,难;“奴仆”变“主人”,也不易。
所以,民主和法治很容易被践踏,封建专制的死灰复燃也并非什么难事,于是社会便会涌现出大大小小的的权贵,百姓们的悲剧,也便在所难免了。
看起来,剪掉有形的辫子,是中山先生的丰功伟业;剪掉无形的辫子,是当代人任重道远的历史责任!
四
让人慰藉的是,社会历经曲折,“许盼牛”“周金祥”们总算恢复了应有的社会地位,“疯子”以死固守的生产模式也得以实现,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终于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贫穷落后的冀中平原如今已是满目新绿。
不能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欢欣,不能不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
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的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上一代人曾经的苦难,那么上一代人虽然不幸,也应该是活得有些价值了。
巴金先生在他的《随想录》里不停地告戒呼号:“文革”的教训不能忘,忘了就会重新发生,就会“再来一次”。只有正视过去,认真反省错误的民族,才有光明的未来。用健忘和鼓励健忘的办法,用劝阻乃至禁止沉思的办法,是不可能真正向前的,弄不好还要走回头路。
李富强先生这几部小说的深意,我以为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