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卧龙 于 2014-4-27 22:09 编辑
1999年凤凰卫视千禧之旅团队用半年时间走过了希腊、埃及、以色列、约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然后由西藏回国。这一条路线经过地球上最破败的地区,政府对本国人民的不作为使得这里的人民,民不聊生、赤地千里。一路上映入眼帘的都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拥挤不堪的人、无处不在的小偷、随处伸手要饭的乞丐,还有那长达上千公里的恐怖地区。就是这样的国度、这样的人,在颠簸且拥挤的路上余秋雨问大家:能不能找到这些国家人民所共有的且比我们中国人好的一个特质?三天的讨论以后,大家有了一致的结论:他们都比我们中国人简单!听到这里,我不由自主的就伸出手,对着电视屏幕鼓掌。
中国的历史太长,管理太多,又有诸子百家的长期灌注熏陶,当然会复杂了。孔孟、老庄不说,法家的厚黑、权谋,兵家的三十六计,甚至杨朱的“拨一毛利天下不为”都有人大家赞许,再就是文献典籍少于出现的墨子,虽然历代管理者鲜有倡导,但在武侠小说里和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路见不平,拔剑而起”“言必信、行必果”也是屡见不鲜。难怪有人说,我们中国人,每一个个体都是诸子百家的不同成分的组合。
除了上述,佛教的进入和近百年来西学东渐,也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那么,还有其他因素吗?
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对中国人格的建立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
有人说,中国的科举对文化建设有贡献,可是余秋雨认为,科举对不起的恰恰就是文化。科举是功力的,科举是为选拔管理者而设定的,它无关乎文学,无关乎文化。一千多年的科举试卷没有出现过一个说的过去的文学作品。考场上的文学,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难怪韩愈在看到自己试卷的时候“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
那么,科举对管理有用吗?行政管理是一个实践的过程,通常是一个“度”的尺度把握,一个人一旦科举成功就能管好国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余秋雨说:“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或许是少数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
科举对我们中国人人格的危害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它离间了人伦常情,培养了伺机心理,把一个干部选拔过程,变成了一个人格塑造过程,培养出了一个个范进和孔乙己似的人物。
余秋雨说:“现代文化史家总习惯从先秦诸子的各种论说中来考索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哲学构成,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据我们的切身经验,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塑造成的,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这当然会比曾在先秦典籍中读到过的某一种学说更强悍地决定他们的人格构成了。”
兴盛于魏晋时期的清谈也对中国文人的人格产生过一些影响。
余秋雨说:“清谈的最大贡献,是大大提高了中华文化的“非实用智慧”,这对今后哲学的推进至关重要。……。中国传统思维缺少自由漫游的广度和深度,人们往往以为是受制于政治,但是在我看来,更受制于实用。”
他又说:“研究魏晋清谈和它的后续影响,可以成为打开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结构的一把钥匙。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格,不能光是说人格结构中有几分儒、几分道、几分佛。这种人格结构中最严重的裂痕是,理性抽象能力和实践执行能力的对峙和互消。这就造成了上又上不去、下又下不来的两难境地。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格,一直在这两难境地中徘徊。”
想想看,我们玩论坛,是不是也有些许的“清谈”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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