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子巷 父母结婚的时候,就结在磨子巷。那是一个幽长的小巷。从二马路向下,踏着青灰色的石板路,穿过窄窄的曲里拐弯的巷道,一直通到胜利路。如果是雨天,撑一把油纸伞,从悠长的小巷里走来,就很有点水墨写意的浪漫了。但其实那个年代远谈不上诗情画意。记忆当中,站在巷道里,抬头望天,不大的天空好像永远都是灰蒙蒙一片,少见阳光。不过我那时还小,记忆少且不大可靠,只模糊有个影子罢了。大约四、五岁的光景,我们就搬离了那里。 父母那时候在磨子巷错落凌乱的青砖黑瓦里,有一个七八平米的单间。那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房子中央摆了一张床,靠墙摆了一张小方桌,一个两门柜,三两张小木凳。 那张小方桌,是父亲抽时间自己动手做的。自己做的东西,经用,又有感情。记得那张小小方桌一直陪着我们辗转了好几个地方,用了很多年。最后因为我工作后,一次一群高中同学到我家里喝酒,喝醉后爬上桌去乱跳而跳坏了。我以为父亲会为此责怪我,但没有,父亲只是对着那张方桌看了很久,然后一言不发默默走开了。 听母亲说,和父亲结婚的那天,那张凑钱买来的新床就被一群来人坐断了。母亲当场就煞白了脸,又气又急,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母亲个性要强,收了泪,咬了牙,从那天起屋里屋外硬是为这个底子薄弱的家撑起了一片天。如果不是母亲,按照那个本地著名的瞎眼算命子的说法,父亲早就是坟上草长起多深的人了。可如今父亲不仅还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父亲已经年过七十了,几十年来他一直拖着病怏怏的身体,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居然活过了他同龄的许多同事和朋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我和弟弟都是出生在这个小巷。记得小巷的后面院落里有一口井。那口井掩映在一扇厚重的剥漆木门里,幽深而神秘。木门里住了几户人家,每次我扒着门槛伸进去看,总觉得那个地方与别的地方不同。那里的人也许因为有水的缘故,显得笃定而从容。 邻居们都是父亲一个单位上的。大约有五六家的样子。大家共用一个弄堂走道。下班的时候,家家都在走道里升火做饭。煤烟四起。记得有家邻居,家里人都高高大大,嗓门也洪亮,只要他家里人一出来或是一说话,走道里便显得拥塞而热闹。弟弟小时候长得很胖,虎头虎脑的,嘴巴也甜,邻居们没有不喜欢的。他又好吃,尤好吃甜的。他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对这家女主人奶声奶气地说:陈嬢嬢,没得白糖开水红糖开水也可以的。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笑了他很多年。 我大约是半岁后就被送到了外婆家。偶尔回来。有次回来见弟弟又可怜兮兮地到处找吃的,就擅作主张偷偷地将家里放在衣柜里的白糖罐拿了出来,没想到人小手滑,“啪”的一声,糖罐摔落在地。我跟弟弟两个你望我,我望你,看着一地白花花亮晶晶白糖傻了眼。父母回来后,低着头老老实实地认错。那次父母并没怪责,因为我说我是给弟弟拿糖,并不是自己想吃。父母都相信。其实不说他们也知道,我小时候根本就不吃甜的。小时候我是个怪孩子,很多东西都不吃,马上吃马上就要吐。人又黑又瘦,说是像索菲利亚难民一点不为过。 那家姓陈的邻居家里有两个儿子。记得其中一个叫什么“万红”,他那发音恰恰就是我们本地方言“万儿红”(瓜子)的意思。每次看到他,弟弟都要笑嘻嘻地大声喊:“万儿红!万儿红!我要吃万儿红!”那个大男孩也不生气,只一笑或是揪弟弟一个瓢瓢儿(掐脸蛋)。 很多年过后,有次和母亲在路上碰到这个叫“万红”的人,他的样子其实没变,只是整个人又放大了好几倍。看到他,我就笑了起来。他也笑了。是了然的意思。 从磨子巷搬出来后,我很少再回去。许是因为那时太小,关于它的记忆不多的缘故。有一年从那里经过,站在巷口,我朝里张望,惊觉怎么这个巷子这么小,这么破败了。 如今一场大水,磨子巷沉入了水底,而关于它的一些零散记忆却鲜活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