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老兵志愿者”生态

汉唐魂

在抗战老兵从沉默的角落走到荣誉的台前之时，他们身后的志愿者群体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一些人看来，守护老兵的出发点是一颗有担当且仁爱的心，但有的志愿者却把老兵当成自己的“资源”。这些各有不同的老兵志愿者们，也反映出当下中国令人玩味的慈善生态
法治周末记者 高欣
       收到惊喜的那一天，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坛主曹治邦与其他志愿者刚抵达河南，准备开始又一次探望老兵的行动。
       7月3日，民政部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8260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社会福利保障范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优先照顾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在重大节日，建议党委、政府邀请老兵参加并慰问。
       “当年抗战，正面战场好几百万人，如今(中国大陆)只剩3000(在世)。”曹治邦感叹。
       这近三千位老人，平均年龄已过90岁。他们最终等到了认可。
       在抗战老兵背后，还存在一个庞大的志愿者群体。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各行各业。而随着志愿者团队与相关的慈善组织相继成立，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随之而来。

       推动政策出台的民间力量

       “民间的努力有了重大进展！”在得知民政部的答复后，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在微博评论道。几年前，孙春龙辞去记者工作，发起并策划“老兵回家”公益活动。获得答复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8260号建议由他执笔。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黄埔同学会的名册中，有大约3000名抗战老兵。孤寡老兵比例达12%，贫困老兵数量较大，大多集中在偏远农村。
       从2011年起，孙春龙和其他志愿者每年都会通过“两会”议案和提案，呼吁国家重视抗战纪念、关注老兵。
       薛刚是上述志愿者之一。“以前，民政部、宣传部、统战部、侨联、民革、台办……我们都找过，哪个部门也没有明确说谁来管。”对于民政部的答复，他表示，“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意料之中是连续3年我们都在提；意料之外是没想到这个答复会这么具象、明确——不光有对老兵的物质优抚，也体现了国家荣誉的概念。”他说。
       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承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那一天，守在自家电视机前的数位原国民党老兵，失声痛哭。
       志愿者薛刚也曾经是名军人，他也最看重国家荣誉。民政部的答复，在他看来，“有政策导向性”——“对我们志愿者后续工作有很大帮助。以前和政府对接很难，现在就清晰了”。
       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在经过“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战役”和“八一五抗战胜利”等抗战历史重要日期后，民间志愿者对于民政部的答复，有一些担忧。
       “当地民政部门管到什么程度，还要看它对政策的解读能力和执行能力了。”薛刚说。上个月，他自北京南下，辗转几个省份看望老兵。各地民政部门对拿着民政部答复的志愿者们的反应，他都看在眼里——从热情响应到冷漠推辞，各不相同。
       “我们非常希望政府赶紧出台更严谨、更规范、更有可操作性和监督性的政策。”他说。
       曹治邦同样忧虑。“社保能解决多少问题？拿着老兵资料的志愿者如何跟民政局衔接？”

       寻访老兵也有挫折

       在薛刚看来，关爱抗战国军老兵的志愿者们要做的工作，主要涵盖3个方面：寻访发现、人文关怀、历史记录。
       大多数志愿者都在做寻访发现老兵的工作，一旦发现老兵，马上建立档案和材料。日后，每逢老人生日或重大节日，志愿者们都会以团队为依托，给老人带去纪念章、锦旗、荣誉证书和慰问品。平时，也会有志愿者与老兵保持着联系。
       “我曾经开玩笑，说我特别喜欢到大城市看老兵，因为相对于老兵群体，他们的生活条件基本上还是不错的。我非常怕去贫困的地方看望老兵，有些贫困你不可想象，看完很‘虐心’，回来以后，很长时间缓不过来。”薛刚说。
       然而，并非每位老人都那么容易接触到。
       有些老兵会婉转地告诉素未谋面的志愿者：“请不要打扰我和家人的生活。”更直接的老兵，会把志愿者挡在门外。送纪念章、证书，不要；提供帮助，也不需要。
       “吃过很多闭门羹。”薛刚说。一次，他还碰上老兵家人试图报警的情况。
       薛刚的父亲是部队离休干部。幼时，部队的环境使薛刚对抗战历史颇感兴趣。2004年左右，薛刚正式成为一名关爱抗战国军老兵的志愿者。
       正面战场的历史作用被承认后，各地寻访抗战国军老兵的志愿者多了起来。只要表示出一颗关爱老兵的心，谁都能做志愿者。如今，保守估计，志愿者已过两万。
       促使72岁的退休教师曹治邦成为志愿者的，是一次偶然。
       “我以前觉得日本人很好打，看了电影《台儿庄战役》，才知道死了那么多人。后来慢慢知道了中国远征军。一次和朋友网上聊天，朋友听说我对历史感兴趣，就给我介绍了互助抗日老兵论坛这个网站。”他回忆。
       在与老兵们的交谈中，志愿者们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往事。这些历史的细节，让薛刚决定用影像记录下来。
       由于年代已久，很多老人的记忆难免支离破碎、张冠李戴。这对志愿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那段历史要熟稔于心。
       “这些当事人还在，这段历史就没有到此为止。”薛刚说，他想让老人留下历史的声音。
       去年在重庆，薛刚探望了“卢沟桥事变”亲历者、原29军机枪手李兰亭老人。
       提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老人摆摆手道：“大刀是累赘，背着打不动。但我们愿意背，这是荣誉的体现、精神的鼓励。大刀真正的作用是挡子弹，但那就意味着，你是在背向战场逃跑。”
       口述记录在7月份做完，11月，李兰亭老人就去世了。“当时我们要是没做呢？”薛刚问。

       老兵成了一些人的“资源”

       老兵们最风光的时刻之一，是穿上民间志愿者自己制作的军大衣，挨村串。军大衣的左胸，印着“中国抗战老兵”六个红字。
       已故老兵、湖南省洞口县高沙镇长青村的黄瑞祥老人，连打麻将都得带着几个抗战勋章。这些勋章，都是民间志愿者“颁发”给他的。
       许多老兵都以为，勋章、军大衣，都是政府送来的。这种时刻，志愿者们往往不会否认。
       “老人不懂什么叫志愿者、什么叫公益。我们只能说，你们是扛枪打鬼子的英雄，所以我们来看你。”薛刚说。
       在四川，“中国远征军后人联谊会”志愿者蒲寒也经常遇到类似情况。“经常有老兵问‘你们是政府的吗？’我们不说明，让老人们高兴一点。”她对记者说。
       蒲寒是中国远征军后人。如今提到父亲，她依然会哽咽：“我知道他们受了多少委屈。他们应该受到尊重，体面过日子。他们是为民族出过力、做过贡献的。”
       这是蒲寒做志愿者的初衷。“许多老兵说，他们不需要钱，只需要纪念章。”
       至于能做到何种程度，薛刚和蒲寒都表示：“做自己能做的事，尽力而为。”
       有些志愿者，则可以为了老兵，风餐露宿。在曹治邦的心中，37岁的河南人李磊就是这样一位“偏执”的志愿者。
       在过去十年中，李磊接触过的抗战老兵达300多人。其中，他亲自找到的有220多位。一旦有老兵线索，他就收拾行囊，启程寻找。为此，他辞去了稳定工作，打起零工。
       “他能为了老兵，在路边上过夜。”曹治邦说。
       也会有志愿者将老兵看成一种资源，而非关爱与敬重的对象。曹治邦听说，曾有志愿者拍摄了老兵视频，却不对外公布，等着卖给电影制片商。
       近两年来，关注老兵的志愿者数量不断增加。这种趋势，薛刚觉得可喜，同时担忧起一个问题：如何在数量扩大的情况下提高质量。
       “两三万志愿者，真正能够长期坚持每个月去看两次以上老人的，全国不过百人。”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如今，作为龙越慈善基金会在北京地区的负责人，薛刚提出，不把数量放在首位。
       曾有一位上海的志愿者对薛刚说：“薛大哥，我没见过几个老兵，但是，有几个老兵就认我，爷爷有什么事情都给我打电话。”
       这让薛刚很感动：“这是志愿者最好的状态，而不是看完就完了。”
       “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把做志愿者看成一种秀、一种名利的东西。”他坦言，自己很反感一些名人，觉得现在这个热门，就干这个。
       “去了老兵家里，握手、照相，然后，‘呼啦’，这帮人走了。老人一脸懵懂地问‘来的那拨人是谁啊？’他们是慈善家，不是志愿者，不能搞混。”薛刚说。
       对于真正的志愿者，薛刚这样定义：“志愿者是默默的执行者。他把慈善家、救助对象以及社会各界串联起来。做志愿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不是说挣了多少钱，就能当志愿者。”
       每年，薛刚都会抽时间去各地看望老兵，“因为有承诺”。
       曹治邦的老伴儿则在家织起了小毛背心。
       “织好了给老兵的小孙子、小孙女们穿，南方的冬天冷。得让孩子们知道，人间有爱，不要有怨恨之心。”她说。

       志愿者也存在“圈子”

       单打独斗的志愿者毕竟是少数。多数志愿者都是依托于论坛或本地志愿者团队行动。
       8月15日上午，贵州“关注黔籍抗战老兵”的QQ群里，发出一条通告：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我关注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赴滇西慰问活动已经开始报名，目前是先在我团队内部征集志愿者参加此次活动……报名参加本次活动的志愿者请先汇款2000元到李建华的银行账户作为本次活动的AA制参与费用，活动结束后多退少补。”
       “‘关注黔籍抗战老兵’是全国在关注抗战老兵方面顶尖的团队之一。”团队负责人李建华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这样的自信，曹治邦完全赞同。“为什么贵州团队那么好？我认为，是因为团队的核心人是几位企业家。”他说。
       贵州团队每个月都有活动，开销实行AA制。“我们的重点在心理，给老兵心灵上慰藉。除了物质帮助，更要从精神上肯定他们是抗日英雄。有老兵去世后，会把我们赠送的锦旗盖在身上下葬。”李建华说。
       2005年，李建华正式成为志愿者。越做，他越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并且决意“善始善终”。
       对于自己团队的高效率，他认为：“有些省的志愿者团队有好几个，就会有争吵、矛盾。在贵州，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分区负责，有严谨的规章制度和专门的财务人员。”
       “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如今，在李宗仁曾经赞扬过的川军之乡，有不到300位老兵被找到。
       长居成都的蒲寒告诉记者：“每个地区都有老兵分布，农村多一些，宜宾、乐山、泸州多一些。”
       蒲寒所在的“中国远征军后人联谊会”，每月10日，都会在成都人民公园“开会”，沟通近况。发起活动，成员自掏腰包，实行AA制。“我们的团队没有募款功能。”
       “中国远征军后人联谊会”目前有一两百名志愿者。在四川，还有其他组织。“关爱抗战老兵网的四川志愿者、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的四川志愿者以及主要做研究工作的巴蜀抗战史研究院等。”她说。
       团队的日常工作几乎没有交集，每逢老兵过生日，几个团队都会遇在一起。
       “现在的志愿者团队非常多。一个团队里几个人观点不同，就出来再成立个团队，很正常。没有统一标准，大家都凭着自己的担当之心和仁爱之心来做。”薛刚说。
       曹治邦也表示，如今的志愿者公益团体，没有完善的准入机制。
       上月南下看望老兵，薛刚就碰到一件尴尬的事。在华东某地，他找到当地志愿者，想要老兵地址，前去探望。
       当地志愿者商量后，告诉他：“我们不能把老人的信息给你。”理由是：老兵需要保护，要尊重家里人。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隐约感觉到，我不是他们圈子里的人。我只能说：遗憾，理解。既然你们决定了，我尊重你们的决定。这样，很多老兵我就没看到。”薛刚说。
       在薛刚看来，老兵的信息应该是公共的，而非私人财产。“但也应该有一些规范，比如老人的隐私不要暴露等。现在，我们国家没有一部完善的公益慈善法。这些团队是很松散的状态，没有行为约束的标准，就很容易彼此之间不信任。”

       缺乏规范的志愿者团队

       许多地方团队无资金来源，如遇特别困难的老兵或其他需要资金支持的情况，地方团队一般都会选择向三个组织申请援助：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关爱老兵网以及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
       10年前，在“北京摇滚青年”论坛上，有一个公益版块。后来，这个版块剥离出来，单独成立互助抗日老兵论坛。最初的版主网名叫“韦小宝”。
       2009年，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的几名成员，又单独成立了关爱老兵网。之后，又逐步剥离出其他论坛及组织。
       相比之下，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更为年轻。由孙春龙组织成立的这个非公募基金会，成立于2011年11月11日。龙越与雅虎公益支付平台建立了合作关系。
       记者致电龙越慈善基金会捐助者服务中心，询问捐款事宜。被告知：可通过淘宝店或公共的中国建设银行账号捐款。捐款成功后，捐助者可与服务中心联系，留下邮箱和地址。服务中心可以提供正式的捐助收据，以抵税。捐助者亦可收到捐款使用去向的回执。
       “现在，7月份的捐助明细已经公布，我们每个季度都有项目公示。”捐助者服务中心人员告诉记者，还曾收到过初中学生的捐款。
       但账目不清的情况，在一些组织或团队也有出现。
       “如有老兵后人说父亲需要钱，一般先是当地志愿团队得知情况。审核批准后，把材料报到我这里来，我再给钱。这是程序。然而，确实存在一些不按程序走的情况。”曹治邦说。虽然事后对老兵的捐助情况会在网上公示，但他还是觉得，“不规范、不规矩”，难以撇清“洗钱”嫌疑。
       “以前的确有志愿者挪用过善款。团队中错综复杂，每个人出发点都不一样，都是人嘛……”薛刚说。
       要解决这些问题，曹治邦推崇企业家管理，薛刚希望有法律约束。
       早在2005年，民政部即提出“慈善法”的立法建议，2006年进入立法程序，至今，依然难产。上月，民政部表示，慈善法将于今年制定。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现有法律中，于2004年6月1日起施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具有一定的可参考性。条例对捐助及使用善款作出了具体规定。
       “有些志愿者容易被道德绑架，容不得别人的质疑，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做公益，就要经得起别人不断的质疑，尤其在中国。”薛刚说。
       资助困难老兵，最重要的还是钱。这些或民间自发、或通过公益组织募集到的资金，在薛刚看来，都应当接受社会的质疑。而处理质疑的最好办法，是“良好的心态和严谨的操作办法”。
       薛刚说：“如果不能良好地处理这些危机，就会让人感觉你们做的事情有私心、别有目的，就会质疑你们做的这件事本身。这样一来，最大的受害者是谁？是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