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大脸猫 于 2014-4-17 09:09 编辑
人生，那些像事故一样的故事（1）
三天前，我终于把自己的第一部长篇的修改完成了。
从去年的11月份，出版社提出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之后，在长达几乎半年的时间里，我基本足不出户，把自己闷在家里，面对着电脑。
正所谓“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
不觉之间，一个严冬悄然而去，春天一地灿烂的来了。
嗅着春天的味道，我终于从笔记本的键盘上，撤回了自己。
在结束了这个修改之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我这部长篇原型里的那条小巷再去走一走，再去看一看，兴许会给我一些新的灵感，新的触动。
于是，我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沿着儿时记忆里的那些道路，穿越公园，一路走过。
小巷陌陌，让我平添了太多的生疏，小巷破败，让我顿感岁月的无奈和苍凉。
这条困扰了我毕生不足百米的小巷，这条镌刻着我不灭记忆的小巷，如今已经基本失去了它的模样，只是在依稀之中可以寻找。 我曾经的家，那栋日式的二层小楼，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取代的是一栋并排连体的小楼，更洋气，更鲜亮，却与小巷格格不入。
小巷靠里面的一侧的那些所有的老建筑，都依然还在，估计也撑不了太久，就会让眼红的开发商们照单全收。
我拍着一张张这些老建筑的照片，拍的时候，一个显然不是小巷的人，瞪着困惑的眼睛问我：“这么破的地方你拍它有啥意义？”
我沉默不语，因为我心里的一切没必要说给他听。
一张，两张，三张……在我小卡片机的快门声中，我一路走过，一路拍过。从小巷东头走到西端，看到西端巷子口的那些老建筑依旧在，尤其是那棵臭椿树依旧高大虬髯，心中有一种熟悉的温暖。
下面的这一组文字和图片，是有关这条小巷里，我长篇里面的一些片断。在这组《老街小巷》的图片里，我将会一一展开这些藏在照片里的故事。
今天先说这第一张照片。
我曾经写过一个叫《陈大妈夫妇》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只不过是在差不多近五十年前的故事了。
那时候，这栋楼是整条小巷里最光鲜亮丽的楼房之一，黄色醒目的墙体。红瓦绿檐，这栋楼的正面朝着另外的一条主干路，而靠近我们小巷这一面的只有一个外置的铁楼梯直达三楼，三楼里住的正是陈大妈夫妇。
因为位置差的原因，在主路那面，这栋楼看起来只有两层，楼的前面是一个很洋气的院子，最初的时候还有一个喷水池，而且会有水喷出，池子里也可以见到一些很悠闲的鱼儿，在苔藓之中，在假山石里游荡着。
这楼的住户大概不多，我估计最多也就是七八户的样子。
陈大妈夫妇住在三楼，我记得还有一户人家。
因为陈大叔是俄国留学回来的医疗专家，所以政府分了这套房子给他们居住，那房子按照今天的说法大概也就八九十平米的样子，记忆里大概有三间屋子。房子布置的很整洁，墙上一幅陈大妈夫妇在莫斯科红场的黑白合影，看得出来，他们伉俪的幸福。
墙上还有几幅油画，我现在回想起大概都属于俄罗斯风格的，画的是白桦林，俄罗斯的风景之类的。
印象里最深的就是大妈家里那一排着的书柜，里面整齐的排列着烫着金银字的精装书，几乎全都是俄文的，陈大叔曾经笑呵呵的取出来一本厚厚的书，那书的纸质相当好，印刷的也特别精美。
里面的俄文我当然看不懂，但是，里面的插图都是人体解剖，或者是图像。
陈大叔是当时这座城市里，留俄归来的最有名气的医疗专家。个子不高的他，精神总是那样矍铄，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看起来温文尔雅。陈大叔夫妇没有自己的孩子，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对小巷里的孩子们格外慈祥。
陈大妈和陈大叔从俄国归来之后，陈大妈没有参加工作，而是在街道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时候的街道工作没有那么多的繁琐，但是，他们资助了街道福利工厂的几个残疾人的生活，是众所周知的。
沿着这个外置的铁楼梯一路上去，拉开那扇门就是陈大妈的家。那时候的铁楼梯镶着红木的扶手，楼梯总是被漆的黑亮。
大妈和家母是很好的姐妹，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家在最困顿的时候，大妈都接济过我们。有的时候，大妈就站在楼梯上，如果看到我和小伙伴么在小巷里疯跑，就会喊着我的乳名，让我小心不要摔到。我玩累了渴了，就顺着这楼梯爬上去，拍开大妈家的门，大妈会把冰糖水端给我，笑眯眯的看着我喝。
我家里的小人书，有一大半是大妈在书店给我买来的。
文革开始之后，疯狂蔓延很快。
小巷的东西端都挂上了高音喇叭，先是各种铿锵的歌曲，之后就是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发布的“最高指示”，很快小巷就陷入了一种疯狂和迷惘之中。
母亲悄悄的拔掉了后院里的鸡冠花，父亲更是把哥哥们养的热带鱼倒入了下水道，说是都属于封资修的东西，不允许留。
再后来就是在没完没了的“万寿无疆”的膜拜之中开始的忠字舞。只要音乐响起，无论老少，都出现在小巷里开始跳舞，家母等旧时代的老人们，踮着小脚的忠字舞，是一道我毕生不忘的景象。
再后来就是揪斗各种地富反坏右，打到各种反动学术权威。
陈大叔在劫难逃。
批斗他就在主干道的那个临街的小花园里，红卫兵们得意洋洋的把从陈大叔家抄来的那些精装的俄文医学书，油画，堆在院子里，陈大叔头戴着纸高帽，胸前挂着一块贴着白纸的木牌，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特务等字样，而且还被打上了红色叉，黑红白非常醒目。 红卫兵们点燃了那一堆书，在烈焰之中，我看到站立在条椅上的陈大叔正试图努力的抬起一只手去扶正自己的眼镜，那是我对这个老人最后的影像，因为他猝然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之后而不治。
我不知道文革结束之后，对陈大叔的死，是不是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他死于那样一个场面我毕生难忘。
陈大叔故去之后，陈大妈被南方来的侄子接走了，临行前家母去看她，姐妹相拥而泣。告别之时，陈大妈吻着我的额头，喃喃地说：“好孩子，好好长大，一切都会过去。”大妈对家母说：“我们姐妹从此一别，恐怕难再见了。”
果然一切都是一语成谶，大妈走后的第二年我随着备战备荒的父亲母亲，去了这座城市最北部的山区，在哪里他们一呆就是十年，回来之后，家母就病故了。
我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内心是充满悲戚和无奈的。
而有关陈大妈后来的情况也不知道了。
人生，你真的不能不说，就是被一些事故结构成故事的。 2014年4月1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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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4-4-17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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