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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追梦人玛丽 于 2015-2-3 12:17 编辑
明代最杰出的戏剧家是汤显祖,他也是中国古代戏曲的伟大作家之一,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称。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晚年号茧翁,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其家为书香门第,祖上四代有文名。他的祖父好道,父亲尚儒,皆给他以影响。汤显祖十二岁受业于古文家徐良傅,同年又从泰州学派大师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学习。弱冠才华初露,隆庆四年(1570),乡试中举,风采令世人倾慕。然此后他两次赴京会试,都落第而归。万历五年(1577),首辅张居正想让其子中榜,为遮蔽天下人耳日,使与汤显祖交往,让他们一同中第。汤显祖不从,结果又榜上无名。万历八年(1580),汤显祖又赴京春试,张居正次子懋修又来结纳,拒之,结果又一次名落孙山。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故,汤显祖于次年会试考中进士。
汤显祖中进士后,又因为拒绝执政者申时行等人的结纳,放弃了考取庶吉士的机会,留京一年后到南京做了太常博士。南京是明初的首都,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成为留都,保留了—套完整的中央政府机构.但这里并没有多少政务,因而成为清议的地方。汤显祖在南京十年。始终保持正直的节操,与早期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交往密切,对朝廷中重大的政治纷争,有鲜明的态度。万历十九年(1591),他上《论辅臣科臣疏》,公然指出:“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直接批评了皇帝,揭露了辅臣和科臣种种行私专权的行径,由于触怒了当朝权贵,被贬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做典史。汤显祖深感现实的丑恶,愤然作诗道:“偶然弹剑一高歌,墙上当趋可奈何。”(《恸世》);“伤心不向梁国老,白首湘江汉逐臣”(《侍宸殿赠益藩老内史》)。万历二十一年(1593),汤显祖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在此任职五年间,他兴教劝学、扶持农桑、抑制豪强、驱除虎害、宽置囚犯,“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邹迪光《临川汤显祖传》),但汤显祖的善政并不为地方豪强和上级官吏所容。万历二十四年(1596),神宗皇帝借收矿税为名,派宦官四出搜刮民财,遂昌有金矿,自然难以幸免。汤显祖对此慨然写诗道:“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感事》)讽刺的锋芒直指皇帝。政治现实的黑暗,使汤显祖藉善政以补天的梦幻破灭了,于是弃官归乡。此后十八年里,他隐而自清,寄情戏剧创作,校刊古籍,编选自家文集,直到逝世。一生著述主要有《玉茗堂文集》十五卷、传奇《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等。今有钱南扬、徐朔方校点的《汤显祖集》。
汤显祖生活在明代思想界很活跃的嘉靖、万历时期。在思想上,他师承泰州学派,并受到李贽和佛学大师达观的深刻影响,崇尚真性情,反对假道学。在政治上,则与东林党人对朝政的批评有一致处。他的文艺思想和当时崇尚个性解放的思潮也是一致的。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耳伯麻姑游诗序》),“人生而有情”(《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主张“以情格理”的“情至”观,强调“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复甘义麓》)。他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反对当时文人陈陈相因之文,主张作品要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谓“江以西有诗,而吴人厌其理致。吴有诗,江以西厌其风流。子谓此两者好而不可厌,亦各其风然,不可强而轻重也”(《金竺山房诗序》)。他认为文章有无生气,全在作者之心,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序丘毛伯稿》)他还承认灵感,指出:“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合奇序》)
在戏曲方面,汤显祖强调重视文学性,不赞成拘泥于音韵格律,在《答吕姜山》中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并、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在《答孙俟居》中又说:“弟在此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这些表明汤显祖在艺术的整体上更注重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和才情与个性,与因袭陈腐的创作习风大异其趣。汤显祖对戏曲的演出也颇精通,曾亲自指导艺人演出,为当地宜黄腔戏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总而言之,汤显祖以“言情”为核心的文学思想,是明后期进步文学的一面旗帜。无论在戏曲界,还是在整个文坛,汤显祖都不愧是当时进步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主将,是一代文学家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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