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认为,干部,尤其是中下级军官,是国军战斗力的核心
换言之,抗战期间,国军的战斗力,主要依赖于中下级军官的牺牲精神。1944年8月,蒋曾在军委会整军会议上,引用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明确表达对中下级军官的认可与对高级军官的不满: “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⑦ 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专为总结常德会战的经验与教训。期间,蒋通过谈话、观察,对参战的中、高级将领多有评估。对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蒋的评语是“进步甚多,可喜”;对第五十八师师长张灵甫,则盛赞“此次又得将才矣!”此中的程度区别,颇堪玩味。 值得一提的是,常德之役,国军曾缴获相当数量的日军文件,其中即颇多涉及到对国军战斗力的评估。这些文件,对今人了解国军战力,极具参考价值。譬如,日军认为,“支那军虽多年退败,且……国际援助路线被我遮断,但因抗日教育之彻底,及锐意整训之成效……其战力亦不容轻视”。其文件还将“支那军”区分为三大部分,分别评价如下: “(甲)中央军(直系军):素质训练装备均优,但如败退时,其战力亦甚低落。(乙)地方军(旁系军杂军):素质低劣,无坚强战意,作战时逃亡归顺之事特多。(丙)共产军:长于游击战,专心注力于中国之赤化,利用民众,潜行战斗,谍报谋略等工作,未可忽视。”⑧ 和蒋介石的看法大略一致,日军同样认为,中下级军官,乃国军战斗力的核心——“支那军……干部多为军官学校出身,抗日意识旺盛”,“如失干部,战斗意志即消失,故特须注意阻击其干部。”日军还特别提到,对由国军中下级军官组成的督战队(在战场上监督士兵,以防逃逸,有权就地处枪决逃亡、退缩的士兵),“须首先予以压制”,理由是“敌正面之防御,战斗力甚强,或(因)背后有督战队,或因地形上无退路时,均必顽强抵抗。”⑨至于高级将领,战后,冈村宁次曾对何应钦言及,“中国兵负于日军,系由于各高级将领之研究不够”。⑩ 今人对在抗战中牺牲的国、共高级将领,大多耳熟能详;至于中下级军官,则往往面目模糊,惜哉。 常德会战中缴获的日军文件,第六战区1943年12月编订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