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金豆豆 于 2015-3-20 10:32 编辑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不管你信或者不信。 玲子是忽然间冒出来的。平白无故的,毫无预兆的。她被大人们硬塞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他们说:阿喜,这是玲子,以后你要让着点。 乡人质拙、淳朴,善待他人,但也免不了会磕碰。相互撕扯时,便急眼跳脚,戳人疮痕,事后,又彼此谅解,近邻和睦。不久之后,我就知道了,玲子是拖油瓶,她妈是二锅头。怪不得,她们莫名其妙的,就出现在了村里。 玲子的拖油瓶身份,并不影响我对她的喜欢。但在乡人轻鄙的发泄里,玲子显然受了重创,她变得纤敏、脆弱,并过度自尊。很多年以后,我明白了个中缘由:一条毒舌,其杀伤力,不啻于一柄匕首。 玲子的继父不善言辞,待玲子不算坏,也说不上好,总归是漠视居多吧。我不能理解玲子跟继父的相处,一个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玲子却说,这还不算坏的呢。她似乎很满意现状,不觉得有多不妥,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就能令她笑靥如花。 原来,她的亲生父亲,嗜酒成病态,不务正业不说,还长期毒打她的母亲。那天,他的老拳甚至砸向了女儿,就为了她试图阻止他的再次施暴。玲子的母亲出离了愤怒,近乎疯癫般扯了女儿,狼狈逃出了火坑。颠沛流离,辗转之后,改嫁到了我们的村庄。 玲子没读完中学。这是她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她恋爱了。在80年代,中学生早恋,是遭人唾弃的,更何况她身份特殊呢。多年以后,我常常在想,要是我能维护她,或许,她不至于沦陷?世间事,谁也看不透,只能跌跌撞撞,踉跄向前。 命运多舛吧。刚进入初一,玲子的头上,就起了黄水疮。那疮初始不严重,但却奇痒难耐,玲子就忍不住抓挠,想不到毒气又很大,脓水沾到别处,便再起一串脓疱。不久之后,半个脑袋都是黄水疮了。医生说,这样下去不行,须得把头发剃掉,全面消毒处理。否则久治不愈,发根受到影响,就会成了癞子。 秀发落地,玲子哭了。她不知晓,这才是开始。气候温和的十月,玲子却戴了顶帽子,这对好奇心极强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刺激。相互刺探,刨根问底,很快,大家都知道了,玲子是秃头。各种情绪都有,悲天悯人的,幸灾乐祸的,事不关己的。 玲子本就纤敏,她很快意识到,她成了焦点人物,吃饭,走路,上厕所,总有人尾随,并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她蓦然转身,人家又装得没事般,顾左右而言他。玲子愈发沉默起来,她几乎不踏出教室,并尽量少吃少喝,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但,也还有人跑到教室外面,通过窗户窥探她的行藏。众人的眼光里,玲子几乎无处可逃。 我远避着玲子。尽管我也觉得,玲子是无辜的,但有个秃子玩伴,总不是光彩事。我总想,到玲子治好了头疮,黑发长出来了,我还愿意跟她来往。毕竟,没有外人时,她叫我喜子哥,我也喜欢着玲子呢。 再后来,出了点意外。玲子像个小耗子般,战战兢兢,畏畏缩缩,状态很不好,便引起了老师关注。有一次上英语课,老师看玲子神思恍惚,趴在桌上写着什么,就把她逮了个正着——她在抄写信件,传说中,那种转给11个人,就能获得幸福的。 老师勃然大怒,唰唰唰唰,撕毁了信件,干净利落的,也撕碎了玲子的信仰。玲子脸色惨白,扑簌簌掉泪,浑身颤栗着,站在座位上,若秋风中的落叶,不单没赢得老师的同情,倒反而引发更多厌憎,他不无讥诮,骂道:“不务正业,脑壳有包嗦?!(川语,犯傻。)” 此语一出,引发骚乱,便有顽皮鬼,阴阳怪气,接嘴说:“报告老师,不是有包,是有疮——癞疮!” 满堂哗然,此起彼伏的,是肆无忌惮的笑。我也笑,故意笑得很欢,唯恐被小伙伴们孤立,划在了玲子那边。多年以后,我知道了,我是个懦夫,不值得玲子喜欢。而那时,玲子咬紧了嘴唇,头昂起来,瞪着天花板,一言不发。那神态里,是倔强,是桀骜,更是孤零。
玲子的癞疮好了,头发也渐渐长起来,成绩也还算不错。大约体味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她并不靠近别人,就连跟我之间,也渐渐疏远了。我自觉理亏,也没法子弥补,只能沮丧着,看玲子孤独来去。 读到初二下期,仿佛为了报复,让从前轻贱她的,都自惭形秽似的,玲子学习更好,发育也更快,亭亭玉立的,鹤立鸡群般,清秀,挺拔,令老师们另眼相看。玲子意识不到,优势太明显,反而是祸端。孩子们的嫉妒和仇视,远比成人来得汹涌。不久之后,有个女孩,偷摸跟老师告状,说玲子早恋了,还呈上了证据:偷来的情书。班主任怒不可遏,玲子便被勒令退学。那男孩,是隔壁班的,看起来很老成,比同龄人大很多。他们说,玲子有恋父情结。他们又说,那女孩是嫉妒。他们还说,老师喜欢玲子,打翻了醋坛,才会痛下杀手。 都是道听途说,但又都有可能性。关于老师那则,我深信不疑,我就亲见他为玲子开小灶,讲培优类的题型。我也由此联想到,当年她父亲对妻女的暴行,恐怕也是缺乏安全感,才失心疯般乱发作。玲子失学了,是极不光彩的事,乡里人饭后茶余,便有了新的谈资,连带着她母亲,也被贬损了一通。 后来有一天,玲子家来了几个人,吵吵嚷嚷,骂骂咧咧的,原来就是隔壁班的男生和他的家人。他们兴师动众,是来讨债的,玲子得退还男孩的付出——一起吃过的几次饭,都该算在玲子账上,此外,男孩还送过玲子一条围巾。我虽很不齿那男生,却也怨恨玲子,觉得她不争气,天下好男儿多得很,例如我——她的喜子哥,偏要选个人渣,自取其辱了不是?! 那伙人走了,揣走八十多元钱——80年代的乡村,这笔钱不多,但也不算少了。玲子妈撵在他们身后,送瘟神般泼了盆狗血,却洗不掉玲子身上的耻辱。在古老的习俗里,男生交了女友,是有本事,值得骄矜的,而女生若跟人有啥,便是狐媚子,不要脸,贱骨头,会遭人唾弃的。 玲子又成了焦点。她寡言少语,并深居简出,因为走到哪里,都有人戳脊梁骨。有一次狭路相逢时,她忽闪着大眼睛,呆怔了一阵,依旧温软喊我,“喜子哥——”,我心慌慌的,不敢应答,一溜烟逃跑了,唯恐跟她扯上关系。 再后来,玲子消失了。我的村庄,没了她的立锥地,就连她的继父,也不给她好脸色。多年后,想着些许过往,合理的解释是:对我的村庄而言,自始至终,玲子本是过客。他们说,她去了广州,跟几个招工的走了。 “你说,玲子会被人骗吗?”趁复习应考的空档,我不无担忧的,跟母亲聊起来。“这孩子命苦,可不好说。”母亲一边剁着猪草,一边碎碎唠叨,“你操哪门子心?还是先管好自己吧。”我就眼观鼻,鼻观心,埋头翻书。玲子,距离我已经很遥远了。 几年之后,玲子有了消息。她往家里写信,也寄钱。她母亲说,玲子在外资企业。她邮寄的钱,于乡村收入而言,算是比较高的了。谣言又再起来,村里沸沸扬扬的,他们揣测说,玲子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彼时,我已大学毕业,分配到镇政府上班,就有乡人套近乎,跟我分享这秘密。出于对玲子的愧疚,也是厌憎了空穴来风,我毫不客气,回敬道:“别跟我扯没用的。她见不得人,你们怎么知道?” 我嘴里硬气,心里也忐忑,但我又想,玲子若是沉沦了,我是有责任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这维护不妥,只遗憾我醒悟得太晚了些,但愿玲子一切安好。再后来,大概是92年,我收到玲子的信,是电脑打印的,A4纸,彩打,还配了图片,设计很精巧。这在我的乡镇而言,电脑还不普及,确实令我惊喜:玲子似乎活得很滋润。 她在信里,依旧喊我喜子哥。她说,喜子哥,我在读夜大,人家要验证的——高中文凭,可我连初中文凭都没有,我只能找你帮忙了,我妈说,你是政府官员,应该有办法。她还说,刚到广东时,吃饭都困难,好在熬过去了。她学粤语,学英文,偷摸学电脑,玩命般努力,终于崭露头角,赢得了老总的首肯。论业务能力,她能驾驭手下,但文凭是她的隐痛:她的下属们,还有名牌大学生。 我开心于玲子的求助,但我只是个办事员,如何能给她弄来文凭?就在我愁眉不展时,妻子笑起来,她说:“喜子,你不是说,我跟她名字相似么?直接用我的文凭呗,把照片撕下来,把姓氏揉皱到不好辨认,陈年旧文凭,谁还能验证真假?”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跳起来,抱了妻子转两圈。再赶紧给玲子回信。至于后来,那文凭派上用途没,我没有再问起,玲子也没有说。我们各自过活,很少有交集,我对玲子的惦记,更多是遥远的祝福。 再后来,我见过玲子一次。她挽了丈夫和儿子,回来度探亲假,大包小包的,买了不少东西,送给乡人们。她丈夫很帅气,儿子很礼貌,都操普通话。玲子说,丈夫是师范生,本来都分配工作了,却停薪留职,去沿海城市发展。现在开了家工厂,算是民营企业家,规模还算不错,有百十号员工。丈夫想让她全职在家,她不肯答应,说老总待她不薄,公司离不开她,不能甩手不干。 他们说,玲子之前也回过,不过,是去了她昔日的家。她父亲得了肝癌,是她花钱送的医院,还让叔父帮忙请了特护,叮嘱好好照顾父亲。他临死之前,老泪纵横,求人带信给玲子,希望能见到女儿。玲子放下工作,仓促赶了回去,也操办了父亲的丧事。我不知晓,玲子面对那个“父亲”,面对那个“家”,该有怎样的状态,也很难想象。 聊起以前,玲子笑了,她说:天生一人,必有一路,喜子哥,我早想明白了。她变得开朗许多,言谈举止很大气。我悄然叹气,当初寄人篱下时,谁能知晓,此人并非池中物?但玲子忽而孩子气,顽皮地揪着我,非要教我说粤语。 跟她念了半天,“罗思欸碾,喔鸭中一雷”,不知为何,舌头总卷不过来,发音怪异得很。玲子乐得咯咯笑,捂着肚子直说:“喜子哥,你咋这么笨呢?” 自然是很笨。我也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