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苏联顾问谈国军“最大的毛病”

汉唐魂

苏联顾问谈国军缺点：团到军、师，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完全没有

1944年8月18日，蒋介石曾在军委会召开的黄山整军会议上，援引苏联代总顾问古巴列维赤之言，如此评价中国军队各级指挥层的作战指挥能力：

“此次俄国代总顾问回国的时候，我问他我们中国军队有些什么缺点，他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明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这是我们最大的毛病。

“他又说：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司令部的人员既不健全，司令部的业务自然无法推进。”①

古巴列维赤之言，所指出者，乃是抗战期间国军指挥层最严重的问题：始终未能建立起合格的“参谋制度”。

近代“参谋制度”源于法国，发展完备于德国。自德国引入“参谋制度”，也是日本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标志。因近代军事已发展为一门需要精密计算和调度的学科，二战前几乎所有强国都建立了“参谋制度”。但“参谋制度”的核心，乃是专业人才体系的长期培养，故其建立并非易事，以美国之天时地利人和，也耗费了14年之久。国民政府自1928年实现名义上的国家统一，至抗战爆发，不过10年而已，且战乱频繁、内忧外患，其不能建立近代“参谋制度”，乃是情理中事。

抗战前后，国民政府也曾致力于建立近代“参谋制度”，先后聘请法国、德国、苏联的军事顾问，进入军队及陆军大学，但效果很有限。军队方面最大的阻碍，在于军阀私心，不能接纳中央所培养之参谋人才，而更愿意任用私人幕僚。“识字者为参谋，不识字者为副官”；幕僚读不懂军用地图，把印有黑白相间的“比例尺”当成“铁路”；在地图上量距离，而不知图上距离有山岳、河流的分别……都是常事，其中尤以川军为最甚。陆军大学方面的障碍，一是外国教官常随国际关系的变化而来去无定，较深的军事理论及战争指导问题，多未传授；二是本国教官优异者多进入军队谋求更好的出路，安心留校的教官，大多没有真才实学，尸位素餐。所以，迟至抗战中期，因中央军的力量有所扩张，陆军大学也经过整顿，国军的“参谋制度”才稍有起色。

汉唐魂

第九战区的“长沙大捷”，与其参谋制度较为完善有极大关系

通观抗战期间的对日作战，大致上可以这样说：凡“参谋制度”较为完备者，其战绩往往较佳；反之，则战绩颇坏。其中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薛岳之第九战区与陈诚之第六战区。九战区先后四次“长沙会战”，六战区之“石牌要塞保卫战”、“常德保卫战”等，均有赖于“参谋制度”。

以第九战区为例。该战区诞生了迄今仍被津津乐道的所谓“天炉战法”，这种战法，实是以赵子立（黄埔六期，1938年陆军大学毕业）为代表的一批战区参谋所制定，其学名乃是“争取外翼、后退决战”。著名的“万家岭大捷”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均是遵循该战法而取胜。因此两役，赵子立获授两枚青天白日勋章，且得到蒋介石的特别青睐。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蒋亲临长沙，指名接见赵子立，并与之合影留念。稍后，更破格提拔其为第九战区参谋长，时年仅34岁，乃是当时最年轻的战区参谋长。

“争取外翼、后退决战”这一战法，乃是特别针对日军“进攻第一”，“包围第一”的作战精神而来，其核心思想是：“只有‘争取外翼’才能包围敌人，击破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包围、所击破。只有‘后退决战’，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据赵自述，“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是一个作战计划，第三次长沙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是另一个作战计划。这两个计划大同小异，其立案精神，都是‘后退决战’和‘争取外翼’。……如一九三九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之交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对这两个要求，都做到了，所以仗就打的好些；一九四一年第二次长沙会战，没有能做好‘争取外线’，就付出了巨大代价；一九四四年第四次长沙会战，没有做到‘后退决战’(敌人的兵力大了，后退的距离不够了)，就被打得一败涂地，长沙被敌占领。”

因九战区与六战区担负着拱卫重庆的重任，故在“参谋制度”的建设上，能得到来自军委会更多的照顾，仗也就打得好些。其他战区没有这样的照顾，仗自然也就打得差些。

总体来说，抗战期间的国军，并未完成军队的国家化，部队长官的私心与参谋人员的中央色彩之间，常发生冲突（如张发奎之第四战区）。主官擅自撤换参谋长，参谋长与主官无法共事而自行离职的事情，乃家常便饭，最后往往须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干预。加之参谋人才培养耗时，数量不足——陆军大学在战前10年仅培养了不足2000名参谋人才——所以，至抗战结束，国军仍仅在战区长官部和集团军司令部这一层次建立起了较为简陋的参谋体系。再往下，则诚如苏联顾问所言，“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明其妙。”

汉唐魂

参考资料：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各案之指示》，1944年8月18日出席黄山整军会议时的讲话。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24期下册。张瑞德：《抗战时期的陆军大学》，收录于《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21期。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赵子立：《武汉会战及赣北之役》。赵子立、王光伦：《上高会战之敌我态势》。赵子立、王光伦：《长衡战役》。赵子立、王光伦：《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取得会战胜利》。赵子立：《略述武汉保卫战中的德安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长衡战役始末及第4军军长之死真相》。伍立杨：《不懂幕僚就不懂民国》，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张发奎：《张发奎口述自传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