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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归隐宋朝 于 2015-9-4 19:59 编辑
看了几篇关于鲁迅的文字，有探究他兄弟反目成仇真相的，有谈到他为人处事性格缺陷的，还有考量他的成就与名声是否名副其实的。我才回过神来，乱七八糟码了好多的字，没留下关于鲁迅的只言片语，真是愧对这些年对他的喜欢。
记得读书时代，教科书对鲁迅的定性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老师还一再重申，这三个“家”不是并列关系，顺序不能调换。当时就觉得惊奇，看人家孔子大教育家、大思想家，也没说有先后顺序呀。但当我更深接触时，也发现这个顺序最合理:我所偏爱的他对杂文、小说、散文等的准确拿捏，无不显示了他在文学领域的造诣，而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对国民劣根性的无情披露，其思想性和革命性也彰显无遗，但因为其所处的特定时期，革命性次于文学性也在情理之中——严格意义来说，他不是一个战士，而仅仅是个刀笔吏，算披露者身份罢。下面，我闲侃几点认知:
一、关于爱情和婚姻
我觉得不该是他被诟病的。因为家庭的缘故他娶了朱安。旧式礼教下，不娶不行，离婚也不行，任何的选择，都会断了朱安的活路，他不得不背负这个包袱。在朱安面前，他是禁欲主义者，也由此可以看出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由始至终，他不肯妥协，没有爱过朱安，也不打算将就过日子，甚至在朱安让他纳妾时，表现出厌憎。直到许广平出现，点燃了他深埋的火种，《两地书》传递的浓情蜜意，给人们展示了另一个形象。
都说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鲁迅对朱安除了责任，也只剩下了责任，谁也没法强迫他把责任转化为爱情。他和许广平的恋爱和结合，与喝过洋墨水或富贵显达者喜新厌旧，昧着良心闹家庭革命，抛弃糟糠妻的无耻之徒有本质区别。这也是我讨厌徐志摩，看不起胡适，却无法对鲁迅说三道四的缘由。
徐志摩抛妻弃子，四处追寻所谓真爱，胡适若非妻以命相拼，也早已负心另娶——彼时，很多男人都玩这花招，以婚姻的名义占有女人，又以爱情为幌子招蜂引蝶。而鲁迅从来没有给过朱安希望，是封建礼教将朱安变成了菟丝子，抵死缠绕在婚姻里无法独立。如果说朱安是悲剧的化身，鲁迅又何尝不是受着煎熬？
换位思考，若你是彼时的先生，你有着强烈的爱憎，母亲大人以命为挟塞个女人给你，而这个女人塞到你手里，就把命悬挂在你脖子上，你是否能做得比先生更好？所以，就不要太多置喙了吧。
二、关于为人处事
从前的从前，有位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很多人怕你？后来我明白了，因为我太坦率，不懂避讳，直截了当。于是，我学着修改自己，力求圆融一点，但修改不彻底，依旧有人嫌我尖刻、犀利——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不给后路，不留情面，甚至是胸襟不够。实则并非如此，性情使然而已。竹筒倒豆子，留不住话，心里简单明净，不留暗区和死角。
正因为如此，我特别能理解先生，他的刚直不阿，他的嫉恶如仇，他如孩童般的赤子之心。有人说先生“逮谁跟谁急”，就连先生临终那句“我一个也不宽恕”，也被人诟病，说他失察了，原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我的理解恰恰相反，先生所谓的“不宽恕”，并非他的胸襟、气度不够，容不下“任何人”，而是绝不宽恕恶人、恶行。世间若真有恶行者，为什么要宽恕呢？便连我这样的庸人，也是绝不宽恕的！
先生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认知力，当然也有偏差的时候，例如他对胡适的批驳就涉嫌感情用事了。性情不同，价值观有差异，处事自然有不同，胡适擅长理性说话，且一码事归一码事，而先生却是急脾气，动辄龇牙咧嘴起来，按惯性思维说话，便将胡适也扫倒了。每次想起胡适的无奈，就忍俊不禁，先生横冲直撞，当真是活色生香了。
但先生并不真正若人们误解的，尖酸刻薄，容不下他人，以他和郭沫若之间的冲突来看，实则是郭屡次攻击先生，而先生却在包容、谅解，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里提到：“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由此可见，先生并非睚眦必报，倒反而宽怀大量，他所口诛笔伐的，都是他认为损害民众利益的，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先生，绝不宽恕那些人、那些事——或有错责之时，但其情可悯，不是吗？
三、关于兄弟反目
先生和二弟闹掰了，各种推测都有，焦点集中在先生与弟媳关系上。例如先生偷窥弟媳沐浴，例如先生与弟媳苟且，例如价值观导致分歧等。真相只有一个，除了当事人，谁也没法知道了，我也不打算探究，没福尔摩斯的本事，更没元芳可以询问，不妨就让它搁置吧，我只说说题外话就好。
羽太信子，周作人之妻，执掌家庭经济的主妇。在这场兄弟反目里，扮演着导火线的角色，无论发生了什么，或发生过什么，甚至没发生什么，只有她心知肚明。她不是个善良者，这是显而易见的，设若换个女人，以她的性情和能力，要警告所谓偷窥的大伯子，甚至要断绝所谓的暧昧关系，完全能掌控在无人的背后进行，大可不必把丈夫推出去，何况周作人素来懦弱、寡断，并不很能独挡一面。
唯一的解释是，这个女人容不下先生了，她要利用丈夫驱逐这颗砂子，故而特意在枕头风里做文章。说她捏造事实诬陷也好，说她据实告知也罢，起因、经过都不再重要，我们所看到的，是周作人写绝交信，说知道了什么，并要求先生自重，不要再到内院去云云。先生初始表现得极为惊愕，试图与二弟沟通，遭到无声拒绝之后，不惜借贷另觅住所，携朱安搬离了大宅院。扪心自问，在那种情况下，谁还呆得下去？何况先生素来烈性、刚直，更是断然不能屈尊的。
很多人都认为周作人绝交信写得极冷漠，实则在我看来，恰恰是兄弟情之下的极大隐忍，试想在被妻子煽动之下，还能极力克制自我，强忍痛心疾首，不是情谊又是什么？既没有大打出手，更没有破开大骂，甚至没有愤而离家，只请先生“自重”，请先生别搅内院清净——多年以后，周作人也曾亲口说，他并没要先生离家的意思。而先生呢，宅院是他买的，耗尽了他的积蓄，却因了嫌隙，毫无怨言搬走，且不试图辩解，或自证清白等。由始至终，人前人后，兄弟俩看似陌路，但都不提及内幕。彼此留存颜面，不肯撕裂对方，这才是骨肉亲情。
所以，在我看来，兄弟反目的真相，其实真不重要。重要的是，反目不成仇，陌路仍有情，不是吗？这个已经值得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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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5-9-3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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