龌龊下作胡兰成,其人其文皆可废
——关于《今生今世》的批评
文/丰临
一
胡兰成,对于大陆上的中国人来说,是个重新的发现。
近年来,他的《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印行,使许多人惊叹不已,称为才子散文的代表。
他的文章确实有吸引人的地方。文字好看,才情横溢,叙述得很见功力。但看过之后,总有一种不舒服,让读者会跳起来。
为什么?是作者对人生的态度,对世界的看法,以及由此带来的审美观和文学思想,会使文字中的美变得轻薄,文字的动机让人生疑。
作家亦舒曾说,胡兰成是下作的。还有些评论家说,胡兰成现象,是一次沉渣泛起的文化现象。
二
胡兰成是个汉奸。
我原来一直以为,给人贴上个标签,把人一棍子打死,有些不地道。毕竟人是复杂的,好多情境里,人的许多做法是有无奈的,许多行为是被逼迫的。但看资料发现,胡兰成的当汉奸,却一直问心无愧。他曾经鼓吹两广脱离中央独立,他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写过系列文章,说中国要想保全自己,就要主动的、彻底的、越早越好的与日本人求和,他被汪伪政权相中,当过宣传部长和法制局长,其后又直接受日本人派遣,在武汉替日本人办《大楚报》,抗战胜利后躲藏浙江一带,解放后又侨居日本。
胡兰成还是一个到处玩弄女人的人。
一般来说,玩弄一词我是不轻易用的。某种意义上讲,男女之间的感情,只要两厢情愿,是与非本来很难判断。但胡兰成对于女人,已经达到了一种病态的需要。他先后和七个女人结婚,和一个日本有夫之妇同居。他在三十八岁的时候,遇见了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并和他的妻子离婚,跟张爱玲结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和武汉的十七岁护士周训德结婚,和同学父亲的小妾范秀美结婚。这就已经超越了做人的底线。
这样一个人,当代的一些作家说,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
如果其文不可废,其实不正是包含了对他的人的欣赏。
三
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文字特点不外乎三。
一是炫耀才情。胡兰成的文字里,有许多传统曲词诗歌的引用,被许多人目之为才气横溢。他大量引用曲词诗歌,正如同其一贯的做法,原只为媚艳,是取得女人喜欢的一种手法。
二是大词哄人。他的作品里经常有天上、世界、宇宙、文明等字眼。他夸张爱玲,说是张“是顶天立地,连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他夸周训德,说“若生天上,生于诸佛之所,若生人世,生于自在妙乐之处”。这里面却看不出是非对错来。
三是厚颜轻佻。他曲解老子的“天地不仁”,引用庄子的“与其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从而消解是非的判断,为自己的做恶来打掩护。
好文章自有其大气从容。如果为文态度真诚,不为了虚饰、标榜、掩非,用真理、真情、真心、真思想,自然流露,沉着表达,那种文字的美好,才是真的美好。
胡兰成说,原来道德学问文章亦可以是伪的。真的好文章,必是他的人比他的文章更好。若是他的人,不及他的文章,那文章虽看似很好,其实并不曾直见性命,何尝是真的格物致知。
他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四
当一个好读者是不容易的。
读者总是要与作者对话。读者没有权利一味倾倒,是非全无保留地听他。实在是既要抱着一种同情,又要抱着一种明白,对世事、人生、是非、美丑有自己的见解,方才有那种从容,听得出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作者在掏心窝子,什么是作者在打马虎眼,甚至是作者有意骗你。
识破作者的用心也是一种本领。
没有善良的心,文字只能是轻薄,是功利,是算计。
在对善恶的判断上,体现了作者对生命,尤其是对他人生命的是否尊重,是人的生命尊严是否给予了保护,尊重和保护的具体体现,是对人有悲悯慈爱,有从容沉静,有宽容忍耐。
五
胡兰成说,我不喜见忧国忧时的志士,宁可听听女人们说话,看她们行事。
张爱玲就说胡兰成,“怎么这么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会响”。她第一次给胡兰成写信,用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句话。
张爱玲写了与胡兰成的婚约,“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加了一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张爱玲是一个小女子,她以为能抓住这个男人,她说胡兰成可以叫“张牵”、“张招”。
她没有看到的是,胡兰成是极其功利的人。在与她相识的时候,已经做了汉奸。胡兰成曾说,他喜欢诗人李白,不喜欢杜甫,因为自己不愿像杜甫那样的穷法。他看见一个同事的穷,说这种贫穷,真是虚度人生年华。胡兰成善于借势,为自己谋功名,谋女人,谋各种各样的利益。他本质上是欲心如炽。
但张爱玲跟一切恋爱中的女人一样,是当时傻了的。她说,“见了他,她便变得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中开出花来。”
张爱玲非常欣赏一句话,叫作“欲仙欲死”,胡兰成说,这用来形容爱情非常恰切。中国的仙是独大的,没有管束,不再慎独,可以放纵,有大能耐,可以得大快乐,所以很多人便向往这样的仙。而一旦负心,爱情崩塌,胡兰成“欲”的是“仙”,他可以不负责任,张爱玲“欲”的是“死”,她得独自伤心。
胡兰成在武汉,跟周训德结婚,张爱玲知道后,问他要选择哪一个,当时他已经又跟范秀美结婚了的。没有可以选择,他都要。张爱玲说,你给我的现世安稳呢。看透了胡兰成的把戏,张爱玲说,我将只是萎谢了。
胡兰成什么都要,女人是多多益善,功名也得要。就是在温州某中学教了一个学期的课中,他又看上了一个十六岁的女高中生,只是机会不成熟,没来得及下手。那当时他正怕被人发现汉奸身份,而且已经跟范秀美在一起了。
六
才子配佳人,佳人是弱势。
才子可以一佳人、二佳人、三佳人,而佳人未尽能找到一才子、二才子、三才子。
才子是懂得取媚之道的。说白了,就是会哄人。
才子总是被纵容的,所以总是放纵的,决意要占尽便宜,敢于不仁,敢于无耻。
胡兰成自称“荡子”,他引用隋乐府里面的诗,“春江水沉沉,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他给周训德读诗,“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他给范秀美唱的是梁祝的十八相送:
前面来到清水湾,只见双雁戏沙滩。
雄雁一翅飞千里,雌雁难过万重山。
梁祝写的是爱情的坚贞。胡兰成却是泛爱主义,他不能坚贞,他爱的女人倒应该坚贞。
他把贾宝玉对女人的态度归结为“不解决”,即不愿意舍弃任何一个女人,包括林黛玉、薛宝钗、袭人、晴雯等等。他试图通过这种手段来搁置道德和良心对自己的谴责。其实在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性格逻辑决定了他是要“解决”的,欣赏一个女人和占有一个女人是两回事,友情和爱情是两回事,爱情和喜欢也是两回事。
雄雁飞到上海,武汉,浙江,香港,日本,台湾,雌雁们在每一地,暖热了他的怀抱,又都要惆怅于万重山的阻隔。
那么多才子推崇这一个才子,可见他们的良心也是大大的坏了。
七
胡兰成对传统文化是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
他对传统文化的欣赏和把玩,是有自私在里面的。
他说,西洋、日本、印度等等文化都有缺憾,总不如我国为好。他对他人的文化,并没有虚心的了解。他人的文化,亦应和我们的文化一样。我们对于文化,只能从切于每个人日用的角度,看文化如何教每个人为人,才知道文化的好与不好。不管哪国哪文化里的人,心思想来都是一样的,为要使自己的生活有好的过程,可以享受其趣味,发现其意义。所以文化看起来形形色色,如果切于日用,一样生动于心;如果抱着利用的态度,则为遮羞的工具,就没有什么真价值在。
文化的关键是对生命的热爱,以及由此引来的平等与尊重,由此唤醒的向善之心和向美之心。
如果万物只为一人在,万物不为众生来,眼里的世界没有他人,这种文化只能是饮鸩止渴。
八
文学是关于人的。
没有人的文学可以是天花乱坠,但到底是没心没肺。
中国的传统文学里,是有这么一种倾向:它更多的是从自我中心的角度看世界,移情于物,寄情山水花草,强调文学的画意,禅意,非人间的色彩,纯物的境界。在这种虚幻的唯美里,其他人进不去,复杂的情感进不去,作者内心的冷漠和自私被遮掩,一切皆为风景,没有个性,没有自己,只为作者的观赏物,被作者利用。也可以说,这样的文学是只求美,不求真,更不在意于善。
就像胡兰成的才子文章,把张爱玲等女人说得多么好,原来的目的只不过是给自己的占有,找了一个理由。
女人喜欢听好话。但不仅仅是好话。她需要爱,而爱是自私的,两个人的,不容第三者的进来。爱是相互的给予,如果她所爱的对象还有其他人在爱,而那个对象还在跟其他女人调情,相爱,相互欣赏,那她必然是被轻贱的,没有尊严的,没有自己,更谈不到因为被爱而产生被欣赏、被关心、被爱护、被珍惜的感觉。
爱就是两心的相互观照,相互抚摸。爱是应许、承诺和相伴,也是一种责任、义务和权力。爱里有听与被听,说与听说,共同面对困难、烦恼和快乐,所以不再孤独。这爱里,有我权,他权,有我权与他权的平等,不贵己,不贱人,不伤害,不忽视。
如果作者的心灵能做到感同身受,则骗人的大词就会纷纷凋落。
在胡兰成的文字里,他是绝不在乎别人的感受的,他倒是一心一意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用一种恬不知耻的态度,来炫耀自己的无所谓。所以,这种文学的价值,就打了好多折扣。
九
胡兰成喜欢拿禅宗说事。
禅意的生活是文人的一种标榜。许多文人都弄玄虚来骗人。禅宗里有一句话,叫口头禅,就是说的这种人。
禅是佛教里的一宗。
佛教的核心是众生平等,精神是慈悲和怜悯,关键是如何看待自己和如何看待他人,真正实现的佛教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佛教的庄严对治的是人的放纵和自私,佛教的千手千眼对治的是人的无能为力,佛教的慈悲对治的是人的冷漠和无情,佛教的看空对治的是人的执着,人有执着必然会觉得一切都应为自己所拥有,空掉了,才能做到是你的归你,不是你的放下,佛教的看有对治的是人的消极厌弃,没有热爱。
胡兰成说,我也喜欢禅宗的有些地方说假话。
佛教的说假话,亦有明确的说法,叫“随因缘处,说比喻法”。因为有的人根基浅,你直接理论来理论去,道理来道理去,他未尽听得进去。所以就得打比方。有的人执迷不悟,做了坏事,心里没有恐惧,也没有敬畏,心里想,反正你也没法把我怎么样。佛教说制造了地狱,并且用因果报应,使人害怕。
这样的思想跟胡兰成的思想是有很大差别的。
十
胡兰成从禅宗里看到了“不仁”。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说,禅宗肯定万物的成毁之机,不接引弱者,只接引强者。禅僧不说善哉善哉,却连释迦也一棒打杀。
他写了一首诗,“马驹踏杀天下人,蛾眉一笑国便倾,禅语不仁诗路险,日月长新花长生”。
这首诗不能当作一般的偈语。一般的禅僧也会做出这样的诗,里面有“踏杀”、“蛾眉”等语,不过他们在寺院里,没有踏杀天下人和蛾眉一笑的经验,只是为了当头一棒,让人清醒。而胡兰成,却明确地提出了杀人的根据和不仁的道理。
他说,自宋后儒士专于理学,皆成无用之人,而禅僧却出现了两个豪杰。
一个是耶律楚材。他“随成吉思汗出征,看着蒙古人杀人如草,眼也不眨一下”,“平视蒙古军之残忍,而不伤其对一花之和寂”。耶律楚材最后逮着一个机会,让蒙古人学礼止杀,是为豪杰。
另一个是姚广教。姚广孝劝燕王起兵反建文帝,燕王说,“人心在彼,奈何”,姚广孝说,“臣知天道,遑论民心”。胡兰成感叹道,他佐燕王取得了天下,仍能无意于功名。
“不仁”说白了就是硬起心肠,顺应时势,抓住机会,做个强者。
他可以一直为日本人做事,从来没有对日本人起反感。他可以给中国人出主意,让中国人早一点、快一点、彻底一点投降日本,他还给日本人出主意,如何在战争眼看着要失败的时候,如何通过外交努力来保全自己,他在解放初能跑到日本,继续和以前直接指挥他的日本人交往。
十一
禅是让人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汤一介说,“禅宗否定一切外在的束缚,打破一切执着,破除一切传统的权威和现实的权威,一任本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宰,这样的思想解放作用在我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应是难能可贵的”。
佛教讲成住坏空,并不是要人抓住时机,成为豪杰。它只不过是让人不要起贪嗔痴。
同样,禅宗讲呵佛骂祖,也不是要人狂妄,只不过要人不要有所依赖,得自己做了自己的主。
不断否定,是佛教的特点,也是佛教的一宗的禅宗的特点。佛教里,你说空不对,说有不对,它说应该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要的就是让你明白,任何执着,都有可能让你迷失自己。禅宗里,师傅不断地棒喝你,也是要你找到自己的本真,有天真,无恐惧,获得自由。想一想,佛不管你,师傅不管你,佛法不管你,世间法不管你,是也不对,不是也不对,得自己一个劲地琢磨,然后有了觉悟。
这种觉悟是什么?不是狂,不是寂,而是禅悦,是高兴,是看见一切都生动,众生平等,爱惜生命。
有了这种觉悟,就可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每一个花草都有自足的和自尊的世界。你和花叶的世界一样大小,一样优劣,一样可以有意义或者可以无意义。你能看到一花一叶之可爱,一草一木之大美,是因为你的心和它的心等同了。你是另一枝花,另一片叶子,在阳光里,你和它一样舒展,一样迎风颤动,一样在雨里瑟缩,在无数的日子里走在命运的轨道里。这样的世界与世界,生命与生命之间,是不侵犯,不嘲弄,不自大。这样的心平静清凉,欲望不再如炽。你就能看到花的心,叶的心,看似幼弱,其实宽阔平实,任谁也剥夺不了它的生命的趣味。你也就能与万物同心,有美,有爱,有诗,有意义,有喜悦。
胡兰成是并不懂得禅的。他只是弄智巧,求功名罢了。
十二
胡兰成的文明观、文化观和文学观,是跟很多人相通的。
现在的许多政界的学界的名人,现在的许多普通人,其实是欣赏和认同胡兰成的思想的。
这种相通,可以归结为:通过文明的去人化,文学的唯美化,文化的玄虚化,因而放下了责任的担当,做人的坚持,是非的判断。
如果文化是一个铁块,没有了个人的存在;丽辞艳句成了文学的追求,取代了文学的痛感和形而上的思考,取代了文学对人的命运的终极的关怀;文明由对个人的日常行为的要求,变成了麻醉国民、美化历史、放弃批判,这个犬儒化的社会必将是愚蠢蒙昧,也必然尝到因之造成的恶果。
胡兰成的无耻,也在追问我们的社会,谁还在像他一样继续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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