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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节选
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个乖,父亲只会叫
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
“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我十一岁的暑假,在上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大是盂兰盆会,放焰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焰门”还是我家常用的词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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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父亲》节选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之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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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滕回生堂今昔 ——记我的养父》节选
关心我命运的父亲,特别请了一个卖卦算命土医生来为我推算流年,想法禳解命根上的灾星。这算命人把我生辰干支排定后,就向我父亲建议:“大人,把少爷拜给一个吃四方饭的人做干儿子,每天要他吃习皮草蒸鸡肝,有半年包你病好。病不好,把我回生堂牌子甩了丢到大河潭里去!”
父亲既是个军人,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好,就照你说的办。不用找别人,今天日子好,你留在这里喝酒,我们打了干亲家吧。”
两个爽快单纯的人既同在一处,我的命运便被他们派定了。
一个人若不明白我那地方的风俗,对于我父亲的慷慨处会觉得稀奇。其实这算命的当时若说:“大人,把少爷拜寄给城外碉堡旁大冬青树吧。”我父亲还是会照办的。一株树或一片古怪石头,收容三五十个寄儿,照本地风俗习惯,原是件极平常事情。且有人拜寄牛栏拜寄井水的,人神同处日子竟过得十分调和,毫无龃龉。
我那寄父除了算命卖卜以外,原来还是个出名草头医生,又是个拳棒家。尖嘴尖脸如猴子,一双黄眼睛炯炯放光,身材虽极矮小,实可谓心雄万夫。他把铺子开设在一城热闹中心的东门桥头上,字号为“滕回生堂”。那长桥两旁一共有二十四间铺子,其中四间正当桥垛墩,比较宽敞,许多年以前,他就占了有垛墩的一间。住处分前后两进,前面是药铺,后面住家。铺子中罗列有羚羊角、穿山甲、马蜂巢、猴头、虎骨、牛黄、马宝,无一不备。最多的还是那几百种草药,成束成把的草根木皮,堆积如山,一屋中也就长年为草药蒸发的香味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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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忆父亲》节选
父亲对什么都感兴趣,而且对什么事,无论大小,都有自己一套理论,往往滔滔不绝地讲给我们听。拿小事来说,一九三六年我们举家从上海搬到美国去住之后,不再有佣人,家务样样自己做。父亲对擦皮鞋很起劲,他站在路上仔细观察擦皮鞋的黑人小童怎样把皮鞋擦得发亮,然后教我们怎样在鞋上抹油,用条软布劈劈啪啪地擦,他的手势就像街口的小童一样,擦出来的鞋和小童擦出的一样光亮,他得意得不得了。
父亲的书房叫做“有不为斋”,朋友问是什么意思,他的答案是: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不免东想西想。 我从未说过一句讨好人的话。 我不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礼拜之后说月亮是圆的,因为我的记忆很不错。
这些话是父亲在三十年代说的,而他一直到老都没有改变。这也许也是他写作成功的原因。他写的文章都是“真”的,他不怕把他的感情和思想坦率地表露出来,从不管别人对他怎么想法。
父亲的人生观简单地可以这么说:“我认为合情理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而合情理的人也就是最有教养的人,一个合情理的革命家并不是一把新扫帚,把整个宇宙扫得一尘不染,却总宁愿留下一点尘垢。一个合情理的戒酒者,偶尔也喝一两杯。一个合情理的素食者,也总可以偶尔吃一块牛排。如果一个人发现了伟大的科学真理,但却失去了人性,又有什么好处呢?大智慧在于不要对人性太苛求。”
这也许是他幽默感的出发点,他能够看出做人的矛盾,而宽恕一个人,因此他的幽默是谑而不虐的幽默。
父亲在压力之下,也能保持他的幽默感。一九五四年他出任南洋大学校长之后,有人便想办法把他弄下台,许多报纸都攻击他,小报更加凶恶,有一家小报竟然刊登了一个人的照片,加以说明是“林语堂的兄弟,是一个吸毒的挖坟墓的人”。我看了十分生气,对父亲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胡闹?”父亲把报纸拿过来一看,微笑道:“面貌倒有点像我。”
父亲一直到老心里都充满梦想,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对我来说,他是最好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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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忆儿时》节选
第二件不能忘却的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
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科举就废,他无事在家,每天吃酒、看书。他不要吃羊牛猪肉,而欢喜用鱼虾之类。而对于蟹,尤其欢喜。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他的晚酌,时间总在黄昏。八仙桌上一盏洋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器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这印象在我脑中非常深,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然我欢喜蟹脚。蟹的味道真好,我们五六个姊妹兄弟,都欢喜吃,也是为了父亲欢喜吃的原故。只有母亲与我们相反,欢喜吃肉,而不欢喜又不会吃蟹,吃的时候常常被蟹螯上刺刺开手指,出血,而且抉剔得很不干净,父亲常常说她是外行。父亲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斗……脚上的拳头(即关节)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脐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脚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上的骨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所以陈妈妈说:“老爷吃下来的蟹壳,真是蟹壳。”
蟹的储藏所,就在天井角里的缸里。经常总养着五六只。
到了七夕,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候上,缸里的蟹就满了,那时我们都有得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谈笑,看月,他们——父亲和诸姊——直到月落时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诸姊不分而散。
这原是为了父亲嗜蟹,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故这种夜宴,不仅限于中秋,有蟹的节季里的月夜,无端也要举行数次。不过不是良辰佳节,我们少吃一点,有时两人分吃一只。我们都学父亲,剥得很精细,剥出来的肉不是立刻吃的,都积受在蟹斗里,剥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因为父亲吃菜是很省的,且他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是乏味的。我们也学他,半蟹斗的蟹肉,过两碗饭还有馀,就可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白口吃下馀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励节省。现在回想那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是好!自父亲死了以后,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现在,我已经自己做父亲,况且已茹素,当然永远不会再尝这滋味了。唉!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
然而这一剧的题材,仍是生灵的杀虐!当时我们一家团栾之乐的背景,是杀生。我曾经做了杀生者的一分子,以承父亲的欢娱。血食,原是数千年来一般人的习惯,然而残杀生灵,尤其是残杀生灵来养自己的生命,快自己的口腹,反求诸人类的初心,总是不自然的,不应该的。文人有赞咏吃蟹的,例如甚么“右手持螯,左手持杯”,甚么“秋深蟹正肥”,作者读者,均囚于习惯,赞叹其风雅。倘质诸初心,杀蟹而持其螯,见蟹肥而起杀心,有甚么美,而值得在诗文中赞咏呢?
因此这件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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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写给父亲的信》节选
前几天父亲节,我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叫《父亲的严厉》,写得不好,但还是抄给您看看:
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四十多岁,正是脾气最大、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在我们兄弟们的记忆中,他似乎永远板着脸。不管我们是处在怎样狂妄喜悦的状态,只要被父亲的目光一扫,顿时就浑身发抖,手足无措,大气也不敢再出一声了。父亲的严厉,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都是有名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撒野忘形,每当此时,只要有人在我身后低沉地说一声:你爹来了!我就会打一个寒战,脖子紧缩,目光盯着自己的脚尖,半天才能回过神来。村里的人都不解地问:你们弟兄们怕你们的爹怎么怕成这这个样子?是啊,我们为什么怕父亲怕成了这个样子?父亲打我们吗?不,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他骂我们吗?也不,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他既不打你们,也不骂你们,那你们为什么那样怕他呢?是啊,我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怕父亲。我们弟兄们长大成人后,还经常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但谁也说不清楚。其实,不但我们弟兄们怕父亲,连我们的那些姑姑婶婶们也怕。我姑姑说,她们在一起说笑时,只要听到我父亲咳嗽一声,便都噤声敛容。用我大姑的话说就是:你爹身上有瘆人毛。
……
我父亲今年已经80岁,是村子里最慈祥和善的老人。与我们记忆中的他判若两人。其实,自从有了孙子辈后,他的威风就没有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虎老了,不威人了。我大哥在外地工作,他的孩子我父母没有帮助带,但我二哥的女儿、儿子,我的女儿,都是在他的背上长大的。我的女儿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见了爷爷,还要钻到怀里撒娇。她能想像出当年的爷爷咳嗽一声,就能让爸爸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吗?
后来,母亲私下里对我们兄弟说:你爹早就后悔了,说那些年搞斗争,咱家是中农,是人家贫下中农的团结对象,他在外边混事,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生怕孩子在外边闯了祸,所以对你们没个好脸。母亲当然没说父亲要我们原谅的话,但我们听出了这个意思。但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我们老管家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研究生,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真是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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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九年的家乡教育》节选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康儿(我的名子叫嗣糜,糜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我十一岁的时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糜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二哥不曾开口,三哥冷笑道:”哼,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不敢哭。
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的遗嘱,我是应该念书的。况且我小时很聪明,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所以隔了两年,三哥往上海医肺病,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
我在台湾时,大病了半年,故身体很弱。回家乡时,我号称五岁了,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机)的学堂里读书了。我的身体太小,他们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还要别人抱下来。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
因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学生,故我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我把开头几行抄在这里: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以下分说五伦。最后三节,因为可以代表我父亲的思想。我也抄在这里:五常
之中,不幸有变,名分攸关,不容稍紊。
义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无所允怨。
古之学者,察于人伦,因亲及亲,九族克敦;因爱推爱,万物同仁。
能尽其性,斯为圣人。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和,返躬践实,龟勉于学,
守道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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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永远的憧憬和追求》节选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贪婪而失掉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整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
“快块长大吧!长大了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