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会唱歌的墙/莫言

阿木

从照相说起


这是我二十岁之前惟一的一次照相，时间大约在1962年春天，读者可以看到，照片上的我上穿破棉袄，下穿单裤，头顶上似乎还戴着一顶帽子。棉袄上的扣子缺了两个，胸前闪闪发光的，是积累了一冬天的鼻涕和油垢，尽管吃不到什么油水。裤腿一长一短，不是裤子的问题，是不能熟练地扎腰所致。照片上的我丑陋无比，这样的照片公开发表无疑是环境污染，所以我希望编辑最好毙了这篇文章，照片也就不必发表。照片上，我旁边那个看起来蛮精神的女孩，是我叔叔的女儿，比我早四个月出生。她已于十几年前离开人世，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病，肚子痛，用小车往医院推，走到半道上，脖子一歪就走了。照相的事，尽管过去了将近四十年，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我正读小学二年级，课间休息时，就听到有同学喊叫：照相的来了!大家就一窝蜂地蹿出教室，看到教室的山墙上挂着一块绘着风景的布，布前支起了一架照相机，机器上蒙着一块红表黑里的布。那个从县里下来的照相师傅，穿着一身蓝衣裳，下巴青白，眼睛乌黑，面孔严肃，抽着烟卷，站在机器旁，冷漠地等待着。先是那个教我们唱歌的年轻女老师手里攥着一卷白纸照了一张，然后是校长的老婆与校长的女儿合照了一张。照相时，师傅将脑袋钻到布罩里，从里边发出许多瓮声瓮气的神秘指令，然后他就高高地举起一只手，手里攥着一个红色的橡胶球儿，高呼一声：往这里看，别眨眼，笑一笑!好!橡胶球儿咕唧一声，照相完毕。真是神奇极了，真是好看极了!我们围绕着照相师傅，都看迷了。在无人照相的空间，与我们同样围着看热闹的老师们，相互撺掇着，张老师让李老师照，李老师让王老师照，都想照，看样子也是怕花钱。教算术的杜老师把教语文的周老师推到机器前，对照相师傅说：给我们这个老师照一张，他是我们学校的第一美男子!周老师捂着脸逃到一边，骂道：杜平你个杂种，你不是上庙，你是来糟蹋神仙!周老师脸上有一块巴掌大的黑痣，奇丑。杜平老师说：不要紧，照不上你的痣，不信你问问师傅。师傅笑笑，说：麻子照不上，但这痣……也许照不上，要不试一试？周老师说：不试不试!这时我堂姐走到照相师傅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三角钱，说：我要照相。围观的学生和老师都感到很惊讶。照相师傅问：小同学，你家大人知道吗？堂姐说：俺娘让我来照的。马上有人在旁边说：她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每月一次发工资呢!于是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那天我堂姐穿得很板正，读者朋友可以从照片上看出来。别忘了那是1961年，绝大多数农村孩子都穿不上一件囫囵衣裳，能穿得像我堂姐那样的，已经是凤凰毛了。
    我堂姐昂着神气的小头，端端正正地站在照相机前，等待着照相师傅发号施令。这时，好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一把似的，我一个箭步蹿到照相机前，与堂姐站在一起。照相师傅的头从黑红布里钻出来，说：怎么了？怎么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呆呆地看着我，没人说话。我骄傲地对照相师傅说：我们是一家的!照相师傅大概不相信这样一个小怪物跟这样一个小姑娘会是一家的，就转回头去看老师。我的班主任老师说：没错，他们是一家的。我堂姐也没提出反对，这件事至今让我感动。照相师傅的头在黑红布里说：往前看，笑一笑，好!他的手捏了一下橡胶球儿，咕唧一声，好了!
    过了好久，我把照相的事忘得干干净净时，一个晚上，我们全家围着一张桌子，吸溜吸溜地喝着菜汤，就听到大门外边有人在喊叫我的大号：管谟业!管谟业!家里人都看着我，他们听到有人喊我的大号，肯定都觉得怪怪的。我扔下饭碗跑出去，一看，原来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她将一个白纸包递给我，说：你们的照片出来了。我拿着照片跑回家，竟然忘了请老师到家里坐坐，也忘记了说声谢谢。就在饭桌上把纸包剥开，显出了三张照片和一张底版。照片在众人的手里传递着，我看到婶婶的嘴巴撇着，显然是很不满意。母亲叹息一声，说：看你这副邋遢样子，照得什么相？把你姐姐都带赖丑了。婶婶瞅了我一眼，扔下饭碗，回屋去了。
    那时我们还没有分家，是村子里最大的家庭。全家十三口人，上有老下有小，最苦的就是母亲。爷爷奶奶有点偏心眼，喜欢我的婶婶，我母亲干活最多，但在二老那里却不吃香。我因为长得丑，饭量大，干活又不麻利，在爷爷奶奶眼里，更是连狗屎都不如的东西。我从小就感觉到爷爷和奶奶的目光像锥子一样扎我。尽管有时奶奶也虚伪地表白两句：你们都是我的手指头，咬咬哪个哪个痛!但我想我顶多算个骈指。今天反省起来，他们不喜欢我，固然有他们的原因，但主要的还是我自己不赚人喜。我又丑又懒又馋，还经常出去干点坏事，给家里带来不少麻烦，这样的坏孩子，怎么讨人喜？
    我爷爷是个很保守的人，对人民公社心怀抵触。我父亲却非常积极，带头入社，吃苦耐劳，虽然是中农，比贫农还积极。父亲一积极，爷爷就生气。爷爷没在人民公社干一天活。他是村子里有名的庄稼汉，心灵手巧，力大无比，如果死心塌地地到社里去干活，必然会得到嘉奖，但他发誓不到社里去干活，干部上门来动员，软硬兼施，他软硬不吃，有点顽固不化的意思。他扬言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吓得我父亲恨不得给他下跪，求他老人家不要乱说。中苏友好时，我爷爷说不是个正经好法，就像村子里那些酒肉朋友似的，好成个什么样子，就会坏成个什么样子。爷爷的这两个预言后来都应了验，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爷爷不到生产队干活，但他也不闲着。我们那里荒地很多，爷爷去开荒种地。他开出的荒地粮食亩产比生产队里的熟地都高。但这种事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人民公社没收了爷爷的地，还要拉他去游街，我叔叔在公社里找人说了情才免了这一难。不许开荒，爷爷就自己制造了一辆木轮小车，推着去割草。割草晒干，卖给马场，换回一些地瓜干，帮家里度过荒年。爷爷其实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会结网，会捕鸟，会拿鱼，还会耍枪打野兔。他心情好时，是个很好的老头，心情不好时，那张脸就像生铁铸的，谁见了谁怕。
    奶奶不如爷爷耿直，但心眼也不坏。她对乡邻很好，就是对我母亲不好，对我当然也不好。奶奶有点欺软怕硬，我婶婶干活比较滑头，对她一点也不尊敬，她小心俯就；我母亲勤劳能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承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活儿，却得不到她一个好脸色。
    还是说说我母亲吧，她老人家去世已经五年，我好多次想写篇文章纪念她，但拿起笔来就感到千头万绪，不知该从哪里写起。母亲这辈子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想起来就让我心中难过。母亲生于1922年，四岁时外祖母去世，她跟着一个姑姑长大成人。母亲的姑姑——我们的姑姥姥，是个铁金刚一样的小老太婆，非常的能干，非常的好强，虽是小脚，但走起路来风快，男人能干的活她都能干。母亲在她的姑姑的调教下，四岁时就开始裹脚，受的苦无法言说，但最终裹出了一双精巧的小脚，母亲还是很感谢她的姑姑。母亲十六岁时嫁到我家，从此就开始了漫漫的苦难历程。精神上受到的封建压迫就不必说了，许多深重的痛苦，因为觉悟不到，也就算不上痛苦。就说说母亲生过的病吧，嗨，从我有记忆力开始，就看到母亲被这样那样的疾病折磨着。先是"心口痛"，每年春天都犯，犯了就痛好多天，去卫生所买两片止痛片吃上，不管用，想请医生来看但是没有钱，钱在祖母手里卡着，当然不会为一个不喜欢的儿媳妇花钱看病，只好干靠着，去寻一些不花钱的偏方来治。姐姐带着我到刚生过小孩子的人家去捡鸡蛋皮，捡回来用锅烘焦，再用蒜臼子捣碎，然后让母亲冲着喝。还有一个偏方是摊一个鸡蛋饼，里边包上四两生姜，一次吃下去。我记得母亲吃了那个生姜鸡蛋饼后，痛得在炕上打滚儿，汗水把衣裳和头发都湿透了。那时以为凡是肚子痛就是凉，生姜大热，能治，不知道母亲患的是严重的胃溃疡出血，吃上四两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母亲心疼的是那个鸡蛋，那是她的姑姑偷偷地送来的，没让祖母和婶婶看到。到了夏天，就头痛，脸赤红，干活回来，忙完了饭，别人吃饭，她就跑到外边去呕吐，翻肠绞胃地吐，我和姐姐站在旁边，姐姐哭着给她捶背，我哭。秋天还要犯"心口痛"，好不容易熬过去，到了冬天，哮喘又来了，说是得了痨病，痨病方，一大筐，不是鸡蛋就是香油，我们到哪里去弄？只能用一些成本不高的偏方治。用尿罐里的碱煮萝卜吃，用柳树枝烧水喝，怎么可能管用？还有妇女病，脱肛，据说治脱肛最好的方子是用猪的大肠装了大米炖着吃，吃不起，那时候我们连大米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母亲自己发明了一个偏方，晚饭后，找一块半头砖，放到灶火里烧着，刷完了锅碗，干完了活，将热砖掏出来，垫到肛门下坐着，自己说很舒服。后来又生过一个碗口大的毒疮，在腰上，一直挺着干活，实在不行了才躺倒，疼痛难忍，咬紧牙关不呻吟，生怕让公婆妯娌听到心烦，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跟姐姐在她身边哭，她叫着我的乳名，说：我不行了，你们姐弟怎么活呀？幸亏县里的医疗队下来巡诊，义务看病，不要钱。记得是个中午，来了一群医生，都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还拿着刀子剪子什么的，说是给母亲动手术，不让我们进去看。听到母亲在屋里哭叫，肯定是痛得受不了了才哭叫。一会儿工夫，一个医生端出来一大盆脓血，一会儿又端出一盆。渐渐地好起来，能扶着墙下地了，又开始了干活，十几个人的饭一人操持。那时的饭，一半是糠菜，要先把野菜放到石头上捶烂，将绿水攥出来，再搀上糠和那点珍贵的红薯面儿。做这样的饭劳动量特大。我婶婶不愿在家做饭，愿意到生产队里去干活挣工分——那时生产队的活就是糊弄，轻松得很——她回家就像功臣一样等着吃饭，她多么聪明啊!母亲病好之后，腰上落下了一个很大的疤，天要下雨就发痒，比县里的气象预报还准。后来还被毛驴伤过脚，还得过带状疱疹……母亲晚年，我们的条件有了好转，但她的病日渐沉重，终于不治。母亲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吃过的苦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晚上要生孩子了，中午还在打麦场上干活，刚生完孩子，半夜三更，天降暴雨，麦子还在场上，扯一条毛巾包住头，就到场里帮着抢场，动作稍微慢一点，还要受到呵斥。至于吃的，几十年来，大家都吃不饱，她更吃不饱，上有老，下有小，好吃的根本就进不了她的口。有时候咽到嘴里也得吐出来给我吃。我是她最小的儿子，相貌奇丑不说，还有一个特大的饭量，分给自己那份儿，几口吞下去，然后就看着别人的饭碗哭，馋急了还从堂姐的碗里抢着吃。我一抢，堂姐也哭，这就乱了套了。最后必是母亲给婶婶赔不是，并且把她碗里那点省给我吃了。母亲的痨病其实是饿出来的，饿，还得给生产队里推磨，推磨的驴都饿死了，只好把女人当驴。20世纪60年代，我们一家没一个饿死的，全仗着我那位在供销社工作的叔叔。我婶婶人不太好，但我叔叔很好。他送给我一杆博士牌钢笔，还给我买过鞋子。当我们的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叔叔从供销社里弄回来一麻袋棉籽饼，那玩意现在连猪都不吃，但在当时，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的时候，无疑是人间最美的食品，岂止是食品，简直就是救命的灵丹妙药。我们吃着棉籽饼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这样的文章，没有什么意义，就此打住吧。
    1999年6月13日
    婶婶已经于2001年5月去世，这一代人实在是命运多舛，思之令人怆然。婶婶一辈子其实也没享到什么福，尤其是到了晚年，堂姐去世，撇下两个孤儿，实在是凄惶。然后又是小儿子胡闹腾，办什么旅游品加工厂，拉下一屁股债务，逼得她七十多岁的人还要给人家去打短工。想起她和村子里的老人们冒着严寒去给人家摘辣椒，每天只挣两元钱，我心中就酸溜溜的。如果不是遭遇这些事情，她活过八十岁是没有问题的。
    为了偿还堂弟欠下的债务，为了堂姐撇下的两个孤儿，我们拿出来一些钱，为此，婶婶见到我们时那种恨不得把心扒出来给我们吃了的情形，让我心中实在难过。多年前的芥蒂，早已荡然无存。上边的文章，我写到的其实是当时农村的家庭状况，并无特别的褒贬之意。妯娌之间，打得头破血流者比比皆是，我母亲和婶婶的关系，还是好的。我母亲去世之后，三日圆坟，婶婶教我们弟兄三个每人左手抓着一把谷子，右手抓着一把高粱，围着母亲的新坟转圈走，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一边转一边默念：
    "一把高粱一把谷，打发先人去享福……"
    如今，婶婶和母亲都去那边享福了吧!
    2002年12月9日补记

阿木

吃事三篇

    吃人家嘴短的意思很明白，仅仅有这点意思那简直不算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吃人一棵胡萝卜所蒙受的耻辱哪怕用一棵老山参也难清洗。
    我像傻瓜一样混进首都北京后，恨不得见到动物就要点头哈腰表示友善，但北京动物的凶猛程度是地球上有名的，哪怕是一条浑身污垢的野狗，也比外省的狗要神气许多。那猖狂的吠声里毫不掩饰地透露出京狗的优越感，狗尚如此，何况人乎？话说那一年，在一家又脏又破的似乎是纯种老北京人开的冷面馆子里，苍蝇横飞，老板娘黏腻，一头眼角生眵的狗伏在所谓的柜台边上，很不友好地看着我，好像我不是来吃饭，而是来抢劫。我诚惶诚恐地把一块我舍不得吃的肉片扔给它，我虽然嘴没说话，但我的心在说："狗啊，尊敬的狗，不要用这样的仇视的眼光看我，我知道北京是你们的北京，首都也是你们的首都，我知道你们十分讨厌外地人来北京混事，但这也是组织上让我们来的。给你块肉吃，借以表示我的敬意和歉意，希望您能宽容一点，我不过是暂时居留此地，随时都会回去。"狗恼怒地叫了一声，好像我扔到它面前的不是肉片而是一枚炸弹。老板娘怒气冲冲地说："干什么？干什么？吃饱了撑得难受是不？丫挺的个傻×看你那操行……"我感到满腹冤枉，心中当然也有很多想法。我想，这些北京人为什么这样横？北京这个首善之地我们国家官话的发祥地的人骂起人来怎么这样歹毒呢？北京人尽管受过八国联军的祸害但为什么像八国联军一样不讲道理？我喂他们的狗吃肉是我表示友好啊。这时，从里屋走出来一个典型的北京汉子，那口与裤裆关系十分密切的语言说得如同爆豆一样，他说这条狗是从法国买来的，是纯粹的名种，起码价值十万元。这样的狗是不能随便喂的，这样的狗吃的都是配方饲料，维他命、蛋白质，都是有数的，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也不行，你乱给它吃肉，打乱了它的内分泌，该当何罪？!我想这还是条狗吗？封建帝王也没有这般讲究嘛。我感到肚子快要气破了。我看着那条狗，心想看你这个死相也配从法国进口？我们村子里那些在草垛旮旯里玩耍的野狗也比它俊秀三十倍。于是我斗胆说："不要吓唬外乡人，别的我们没见过，狗我们还是见过的。你们这狗，不过是条土狗，身上还长了一块癞，因此是一条癞皮狗!"哎呀我的个亲娘，我这句话一出口，就像用烧红的炉钩子烫了老虎的屁股，只见那男人目露凶光逼上前来，那个女人拍打着丰厚的屁股大叫："大头，大头，给这个小子放血!"
    我很是害怕，按照宰杀牲畜的一般程序，放血之后应该是烧开水屠戮毛羽，然后是卸去头脚，开膛破肚，摘出下货，然后就挂起来，一刀刀零割了卖。也许是明天早晨，也许是明天中午，在酱肉的盘子里，在油炸的丸子里，在串肉的扦子上，就有了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想到此，脊梁骨一阵冰凉，哪里还有心吃什么冷面，慌忙站起来，贴着墙边，连声道着歉，一溜烟跑了。
    回到宿舍，越想感到越窝囊，于是便有两行狗尿般的泪水从眼里流出来。怨谁？怨自己。谁让你去吃什么冷面呢？躲在屋子里泡一包方便面不是很好吗？为了不让卖方便面的北京服务小姐心烦，你可以一次买上五十袋，把罪攒起来一次受完。正想着呢，一个朋友进来，说你流什么泪呢？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北京更不相信眼泪。北京是缺水的城市，眼泪虽少，但也是自来水变的，因此你随便流泪就是觉悟不高的表现。我一想有理，咱外地人来到北京，事事都要小心着，要哭就回山东哭，在北京哭也可以，不喝北京的自来水你想哭就哭。
    朋友把我请去吃饭，吃了一盘胡萝卜丝，吃了一盘粉丝，还吃了一盘像橡皮一样难以嚼烂的肉。吃完了，我心感动，心中暗想，吃人一碗，要报一盆，点滴之恩，应该涌泉相报。
    隔了几天，一群朋友聚会，我为了一句什么话把这位曾经请我吃过一次饭的朋友得罪了。他咬牙切齿地说："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前几天，我去香格里拉饭店买了美国加州的酱小牛肉，去长城饭店买来西班牙产的胡萝卜，去友谊商店用外汇券买了专供外国人的波罗的海鱼子酱，还有高级的奶油，吃得你小子满嘴流油，可是你一转眼就忘记了。那些小牛肉还没消化完吧？"
    我感到浑身冰凉，这时悔之莫及。我恨不得把自己这张不争气的嘴巴用胶布封了。你当年吃煤块不也照样活吗？你去吃人家那点胡萝卜丝和粉丝干什么？实在馋了你自己去买一麻袋胡萝卜把自己吃成一只兔子也花不了多少钱，但你吃了人家的东西，就要听人家的，就要承受人家施加到你身上的侮辱。我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记性，像狗一样，记吃不记打。当时气得咬牙切齿地发恨，但过不了几天就忘了。又有一个朋友请我去吃饭，上了一只煤球炉子，炉子上放了一口锅，锅里放了十几只虾米，一堆白菜，还有一些什么肉。吃着吃着我的凶相又原形毕露了，那朋友就说："看看莫言吧，吃的一上桌，又奋不顾身了!"
    一句话把我的心彻底地凉透了，因为吃人家的东西所蒙受的耻辱一桩桩一件件涌上心头。我怎么这样下贱？我怎么这样没有出息？你实在想吃，一个人下个馆子不就行了吗？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你想多么凶恶地吃就多么凶恶地吃。你吃光了肉把盘子也舔了也没人嘲笑你。你自己经常地忘记自己的身份，你忘了自己是一个乡巴佬，人家那些人从根本上就瞧不起你，压根儿就没把你当个人看。人家有时找你玩玩，那是无聊，那是天鹅向水鸭子表示亲近，如果水鸭子竟因此而想入非非，那水鸭子就惨了。想明白了道理后，我发誓宁愿饿死也不再吃人家的东西了，就像朱自清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面粉一样。我还发誓万不得已跟人家在一起吃饭时，一定要奋不顾身地抢先付账，我付账，那么即便我吃得多一点人家也就不会笑话我了吧？
    又一次去吃烤鸭，吃到一半时我就把账结了。几个贵人都十分高雅地填饱了那些高贵的胃袋后，桌子上还剩下许多，这时，农民的卑贱心理又在我的心中发作了。多么可惜啊，这些大葱，这些大酱，这些洁白的薄饼，这些香酥的鸭片，都是好东西，浪费了不但可惜，还要遭到天谴的。于是我就吃。这时，有人说："瞧瞧莫言吧，非把他那点钱吃回去不可。"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好像挨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人家还说："你们说他的饭量怎么会这样大？他为什么能吃那样多？要是中国人都像他一样能吃，中国早就被他吃成水深火热的旧社会了。"
    我这才悲哀地认识到，世界上的事情，其实早就安排好了。该着受侮辱的命，给你戴上顶皇冠也逃脱不了。
    前年春节回家探亲时，我把这些年在北京受到的委屈，一桩桩一件件地说给母亲听。母亲说："我就不信，人活一口气，再去吃宴席，行前先喝上两大碗稀饭，然后再吃上两个大馒头，上了宴会，还能做出那副饿死鬼相吗？"
    回到北京后，遵循着母亲的教导，上了宴席，果然是不猴急了。吃得温良恭俭让，像英国皇室里的厨子那样。我等待着大家的表扬，可是一个人却说："看看莫言那个假模假样的劲儿，好像他只用门牙吃饭就能吃成贾宝玉似的。"
    众人大笑，食欲大增。有个人说："人啊，还是本色一些好，林黛玉也要坐马桶的。"
    "娘啊，简直是没有活路了啊……"
    娘说："儿啊，认命吧。命中该有什么，就得承受什么。"
    我问："娘啊，咱们一大家人，为什么就单单我为吃蒙受了很多耻辱？"
    娘说："儿啊，你这算什么？娘在1960年里，偷生产队的马料吃，被人抓住了吊起来打。当时想，放下来就一头撞死算了。可等到放下来，还不是爬着回了家。你大娘去西村讨饭，讨到麻风病的家里，看到人家过堂里方桌上有半碗吃剩的面条，你大娘看看无人，扑上去就用手挖着吃了。麻风病人吃剩的面条，脏不脏？你受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娘分明看到你一天比一天胖了起来，不享福，如何能胖起来？儿啊，你这是享福啊，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我仔细地思考着母亲的话，渐渐地心平气和了。是啊，所谓的自尊、面子，都是吃饱了之后的事情，对于一个饿得将死的人来说，一碗麻风病人吃剩的面条，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当然也有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先生，但人家是伟人，如我这种猪狗一样的东西，是万万不可用自尊、名誉这些狗屁玩意儿来为难自己。
    二　吃相凶恶
    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会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大哭一场。我叔叔的女儿比我大四个月，当时我们都是四五岁的光景，每顿饭奶奶就分给我和这位姐姐每人一片发霉的红薯干，而我总是认为奶奶偏心，将那片大些的给了姐姐。于是就把姐姐手中的那片抢过来，把自己那片扔过去。抢过来后又发现自己那片大，于是再抢回来。这样三抢两抢姐姐就哭了。婶婶的脸也就拉长了。我当然从一上饭桌时就眼泪哗哗地流。母亲无可奈何地叹息着。奶奶自然是站在姐姐的一面，数落着我的不是。婶婶说的话更加难听。母亲向婶婶和奶奶连声赔着不是，抱怨着我的肚子大，说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生了这样一个大肚子的儿子。
    吃完了那片红薯干，就只有野菜团子了。那些黑色的、扎嘴的东西，吃不下去，但又必须吃。于是就边吃边哭，和着泪水往下咽。我们这茬人，到底是依靠着什么营养长大的呢？我不知道。那时想，什么时候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就心满意足了。
    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还掩埋，亲人们还要哭哭啼啼地到村头的土地庙去"报庙"，向土地爷爷注销死者的户口，后来就没人掩埋死者，更没人哭嚎着去"报庙"了。但还是有一些人强撑着将村子里的死尸拖到村子外边去，很多吃死人吃红了眼睛的疯狗就在那里等待着，死尸一放下，狗们就扑上去，将死者吞下去。过去我对戏文里将穷人使用的是皮毛棺材的话不太理解，现在就明白了何谓皮毛棺材。后来有些书写过那时人吃人的事情，我觉得只能是十分局部的现象。据说我们村的马四曾经从自己死去的老婆的腿上割肉烧吃，但没有确证，因为他自己也很快就死了。粮食啊，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粮食都被什么人吃了呢？村子里的人老实无能，饿死也不敢出去闯荡，都在家里死熬着。后来听说南洼里那种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憋死了一些人，于是就不再吃土。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问我们吃什么，大家齐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我们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香极了，老师吃块尝尝吧。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煤怎么能吃？一个男生讨好地把一块亮晶晶的煤递给老师，说老师尝尝吧，如果不好吃，您可以吐出来。俞老师试探着咬了一小口，咯嘣咯嘣地嚼着，皱着眉头，似乎是在品尝滋味，然后大口地吃起来了。她惊喜地说："啊，真的很好吃啊!"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毫无疑问是真事。去年我探家时遇到了当年在学校当过门房的王大爷，说起了吃煤的事，王大爷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怎么能假呢？你们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饼，放在炉子里呼呼地着呢。饿到极处时，国家发来了救济粮，豆饼，每人半斤。奶奶分给我杏核大小的一块，放在口里，嚼着，香甜无比，舍不得往下咽就没有了，仿佛在口腔里化掉了。我家西邻的孙家爷爷把分给他家的两斤豆饼在往家走的路上就吃完了，回到家后，就开始口渴，然后就喝凉水，豆饼在肚子里发开，把胃胀破，死了。十几年后痛定思痛，母亲说那时候的人，肠胃像纸一样薄，一点脂肪也没有。大人水肿，我们一般孩子都挺着一个水罐般的大肚子，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在里边蠢蠢欲动。都特别地能吃，五六岁的孩子，一次能喝下去八碗野菜粥，那碗是粗瓷大碗，跟革命先烈赵一曼女士用过的那个差不多。
    后来，生活渐渐地好转了，基本上实现了糠菜半年粮。我那位在供销社工作的叔叔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放在缸里。夜里起来撒尿，我也忘不了去摸一块，放在被窝里，蒙着头吃，香极了。
    村子里的牲口都饿死了，在生产队饲养室里架起大锅煮。一群群野孩子嗅着味道跑来，围绕着锅台转。有一个名字叫运输的大孩子，领导着我们高唱歌曲：骂一声刘彪你好大的头，
    你爹十五你娘十六，
    一辈子没捞到饱饭吃，
    唧唧喀嚓地啃了些牛羊骨头。
    手持大棒的大队长把我们轰走，一转眼我们又嗅着气味来了。在大队长的心目中，我们大概比那些苍蝇还要讨厌。
    趁着大队长去上茅房，我们像饿狼一样扑上去。我二哥抢了一只马蹄子，捧回家，像宝贝一样。点上火，燎去蹄上的毛，然后剁开，放在锅里煮。煮熟了就喝汤。那汤的味道实在是太精彩了，几十年后还让我难以忘却。
    "文革"期间，依然吃不饱，我便到玉米田里去寻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来，拿回家煮熟，撒上盐少许，用大蒜泥拌着吃，鲜美无比，在我的心中是人间第一美味。
    后来听说，癞蛤蟆的肉味比羊肉的还要鲜美，母亲嫌脏，不许我们去捉。
    生活越来越好，红薯干终于可以吃饱了。这时已经是"文革"的后期。有一年，年终结算，我家分了29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我记得六婶把她女儿头打破了，因为她赶集时丢了一毛钱。分了那么多钱，村子里屠宰组卖便宜肉，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也许更多一点，要犒劳我们。把肉切成大块，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气就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的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这就是吃肉的感觉了。
    我的馋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无论藏在什么地方，我总要变着法子偷点吃。有时吃着吃着就控制不住自己，索性将心一横，不顾后果，全部吃完，豁出去挨打挨骂。我的爷爷和奶奶住在婶婶家，要我送饭给他们吃。我总是利用送饭的机会，掀开饭盒偷点吃，为此母亲受了不少冤枉。这件事至今我还感到内疚。我为什么会那样馋呢？这恐怕不完全是因为饥饿，与我的品质有关。一个嘴馋的孩子，往往是意志薄弱、自制力很差的人，我就是。
    20世纪70年代中期，去水利工地劳动，生产队用水利粮蒸大馒头，半斤面一个，我一次能吃四个，有的人能吃六个。
    1976年，我当了兵，从此和饥饿道了别。从新兵连分到新单位，第一顿饭，端上来一笼雪白的小馒头，我一口气吃了八个。肚子里感到还有空隙，但不好意思吃了。炊事班长对司务长说："坏了，来了大肚子汉了。"司务长说："没有关系，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还是那样的馒头，我一次只能吃两个了。而现在，一个就足够了。
    尽管这些年不饿了，肚子里也有了油水，但一上宴席，总有些迫不及待，生怕捞不到吃够似的疯抢，也不管别人是怎样看我。吃完后也感到后悔。为什么我就不能慢悠悠地吃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吃一点呢？让人也觉得我的出身高贵，吃相文雅，因为在文明社会里，吃得多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好多人攻击我的食量大，吃起饭来奋不顾身啦，埋头苦干啦，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便下决心下次吃饭时文雅一点，但下次那些有身份的人还是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好像狼一样。我的自尊心更加受到了伤害。再一次吃饭时，我牢牢记着，少吃，慢吃，不要到别人的面前去夹东西吃，吃时嘴巴不要响，眼光不要恶，筷子要拿到最上端，夹菜时只夹一根菜梗或是一根豆芽，像小鸟一样，像蝴蝶一样，可人家还是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我可是气坏了。因为我努力地文雅吃相时，观察到了那些攻击我的小姐太太们吃起来就像河马一样，吃饱了后才开始文雅。于是怒火就在我的胸中燃烧，下一次吃那些不花钱的宴席，上来一盘子海参，我就端起盘子，拨一半到自己碗里，好一顿狼吞虎咽，他们说我吃相凶恶，我一怒之下，又把那半盘拨到自己碗里，挑战似的扒了下去。这次，他们却友善地笑了，说：莫言真是可爱啊。
    我回想三十多年来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有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子，找点可吃的东西，填这个无底洞。为了吃我浪费了太多的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筋也渐渐地不灵光了。
    1992年6月
    三　忘不了吃
    数年前曾写过两篇有关吃的小文章，一篇题名《吃相凶恶》，一篇题名《吃的耻辱》。原本是为应付约稿随笔涂鸦，没承想发表之后，竟被几个江南才子当着我的面劈头盖脸一阵夸奖，弄得我晕头转向、不辨真假，回来就发扬"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继续吃下去，准备一直吃倒胃口为止。我也清楚这等鸡零狗碎的破事不值得写，我也很想写点高雅的东西，我也很想让自己的文章透出一点贵族气息或是进步气息，但乌鸦怎能叫出凤凰的声音？秃鹰怎能走出仙鹤的舞步？那么，请正人君子原谅，请与我同志者笑读，咱这就开吃。
    "吃"字拆开，就是"口"和"乞"，这个字造得真是妙极了。我原以为"吃"是"契"的简化，查了《辞海》，才知"契"是"吃"的异体。口的乞求，口在乞求，一个"吃"字，馋的意思有了，饿的意思有了，下贱的意思也有了。想这造"吃"的人，必是个既穷又饿的，如果让林黛玉或是刘文彩造这个字，不会是现在这样子。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腹胀得难受，应该是食物乞求他们的口：小姐呀，老爷呀，求求你们吃掉我们吧。由此可见，语言文字确实是有阶级性的，不仅仅是些抽象的符号。忽然记起，某人给某报写创刊某某周年的贺词时，竟把这张报纸称为"妳？摇"，原来报纸也分公母，真是妙极了。
    言归正传：话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在单位听领导传达中央文件，文件的内容是一位中央首长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国人的吃饭问题。首长说人人都有一个口，张口就是一个洞，十亿人民齐张口，想想是个多大的洞吧，大概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你说可怕不可怕!我们领导借题发挥道：如果说这些口都是些樱桃小口，倒进去一茶盅米汤便能灌满，问题也还不算十分严重，可这些口偏偏以鲁智深、猪八戒式居多，三大海碗米汤灌进去只是个半饱，所以呀，我们领导说：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吃饱，还是饥饿，就成为一个问题。
    现在还是不是一个问题？
    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上边所写，东拉西扯，就算是一个"帽"吧，进入正文，还是要写我的"吃"史。频频谈我，令人生厌，生厌就生厌，我也没法办，你吃白面饼，我吃山药蛋。山药蛋真是一种雅俗共赏的美好食物，皇上爱吃百姓也爱吃，烧着好吃煮着也好吃，煎着好吃熬着也好吃，山药蛋哦，你的名字叫美丽!哦，山药蛋，多少谎言假借了你的名字，如果你就是土豆的话。话分两头，抛下这土豆咱暂且不说，还是说我：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活了四十二岁，换言之，已经吃了四十二年。尽管我好用工笔写文章，但要我把这四十二年里塞到肚子里的东西全部罗列出来，那我就去吃耗子药拉倒，因此我只能择其要者而记之。
    孔夫子说"食色性也"，应该是对成年人而言。对小孩子来说，"色"还不成为一个问题（西方人被弗罗伊德得早熟另当别论）。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二十岁以前，"色"也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从我有记忆力起，就一直饥肠辘辘。这样说很可能又要招致一些好汉们的痛骂，给我扣上一顶"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大帽子。但事实如此，饿肚子既不光荣也不美好，何必假造。但有没有炫耀"苦难"的意思呢？有，的确是有，这是我跟着你们学的。
    我生于1955年，那是新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据老人们说，那时还能吃饱肚皮。但好景不长，很快就大跃进了，一跃进就开始挨饿。我记得最早的一件事是跟着母亲去吃公共食堂。端着盆子提着罐，好几个村的人挤在一起排队，领一些米少菜多的稀粥，很少有干粮。我记得我家邻居的一个男孩把一罐稀粥掉在地上，罐碎粥流。男孩的母亲一边打着那男孩一边就哭了。男孩高喊着：娘哎，别打了，快喝粥吧!他忍着打趴在地上，伸出舌头，舔地上的粥吃。他说，娘，快喝，喝一点赚一点。他的母亲，听了他的话，跪在地上，学着儿子的样子，舔粥吃。在场的人，无不夸奖那男孩聪明，都预见到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果然是人眼似秤，那当年的男孩，现在已是我们村的首富。他靠养虫致富。养蝎子，养知了猴，养豆虫，高价卖给大饭店和公家的招待所。他看准了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嘴巴越来越尖，口味越来越刁，他们拒绝大鱼和大肉，喜欢吃奇巧古怪，像可爱的小鸟。眼光就是金钱。他说下一步要训练贵人们吃棉铃虫。
    公共食堂垮台后，最黑暗的日子降临了。那时不但没饭吃，连做饭吃的锅都没有了。好多人家用瓦罐煮野菜。我家还好，大炼钢铁期间我从废铁堆里捡了一个日本兵的破钢盔戴着玩，玩够了就扔到墙旮旯里。祖母就用钢盔当了锅。瓦罐不耐火，几天就炸；弄得灰飞烟灭，狼狈不堪。我家的钢盔系精钢铸造，传热快捷，坚硬无比，不怕磕碰，不怕火烧，真是一件好宝贝。祖母用它煮野菜，煮草根，煮树皮，煮了一盔又一盔，像喂小猪一样喂着我们兄弟姐妹，度过了可怕的饥馑之年。
    很多文章把三年困难时期写得一团漆黑，毫无乐趣，这是不对的。起码对孩子来说还有一些欢乐。对饥饿的人来说，所有的欢乐都与食物相关。那时候，孩子们都是觅食的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那时候的孩子，都挺着一个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成群结队，村里村外地觅食。我们的村子外是望不到边的洼地。洼地里有数不清的水汪子，有成片的荒草。那里既是我们的食库，又是我们的乐园。我们在那里挖草根挖野菜，边挖边吃，边吃边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我们是那个时代的牛羊歌手。我难忘草地里那种周身发亮的油蚂蚱，炒熟后呈赤红色，撒上几粒盐，味道美极了，营养好极了。那年头蚂蚱真多，是天赐的美食。村里的大人小孩都提着葫芦头，在草地里捉蚂蚱。我是捉蚂蚱的冠军，一上午能捉一葫芦。我有一个诀窍：开始捉蚂蚱前，先用青草的汁液把手染绿，就是这么简单。油蚂蚱被捉精了，你一伸手它就蹦。我猜它们很可能能闻到人手上的味道，用草汁一涂，就把味道遮住了。它们的弹跳力那么好，一蹦就是几丈远。但我的用草汁染绿了的手伸出去它们不蹦。为了得到奶奶的奖赏，我的诀窍连爷爷也不告诉。奶奶那时就搞起了物质刺激，我捉得多，分给我吃的也就多。蚂蚱虽是好东西，但用来当饭吃也是不行的。现在我想起蚂蚱来还有点恶心。
    吃过蚂蚱，不久就是夏天。夏天是食物最丰富的季节，是我们的好时光。60年代雨水特别多，庄稼大都涝死。洼地里处处积水，成了一片汪洋。各种鱼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品种很多，有的鱼连百岁的老人都没见过。我捕到一条奇怪的鱼。它周身翠绿，翅尾鲜红，美丽无比。此鱼如养在现在的鱼缸里，必是上品，但吃起来味道腥臭，难以下咽。洼地里的鱼虽多，但饥饿的人比鱼还要多，那时又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捕鱼工具，所以后来要捕到几条鱼也就不容易了。捕不到鱼，也饿不死我们。我们从水面上捞浮萍，水底捞藻菜，熬成鲜汤喝。所以老人说，水边上饿不死人。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鱼虾不多照样有，又有螃蟹横行来。秋风凉，豆叶黄，蟹脚痒。成群结队的螃蟹沿河下行，爷爷说它们要到海里去产卵，我认为它们更像去开什么重要会议。螃蟹形态笨拙，但在水中运动起来，如风如影，神鬼莫测，要想擒它，绝非易事。要想捉螃蟹，必须夜里去。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提马灯，悄悄前行，最忌咋呼。我曾跟着六叔去捉过一次螃蟹，神秘新奇，趣味无穷。白天，六叔就看好了地形，用高粱秸在河沟里扎上一道栅栏，留上一个口子，在口子上支上一货口袋网。夜气浓重，细雨朦胧，身体缩在大蓑衣里，耳听着的声音，借着昏黄的灯光，看着螃蟹的大队沿着栅栏爬上来……这样的经历终生难忘。螃蟹好吃，但舍不得吃。将它们用细绳绑成一串，让它们吐出团团泡沫，噼哧噼哧地细响着。把它们提到集上去，三分钱一只卖给公社干部，换来钱买些霉高粱米、棉籽饼什么的，磨成粉，掺上野菜，能顶大事儿。过苦日子，决不能贪图嘴巴痛快，要有意识地给嘴巴设置障碍、制造痛苦。
    秋天，草籽成熟。最好吃的草籽是水的种子。这东西很像谷子，带着壳磨碎，做成窝头蒸熟，吃到嘴里嚓嚓响，很是精彩。
    秋天好吃的虫儿很多，除了形形色色的蚂蚱，还有蟋蟀。深秋的蟋蟀黑得发红，肚子里全是子儿，炒熟了吃，有一种奇异的香气。捉蟋蟀比捉蚂蚱难度大一些，这虫儿不但蹦得好，还会钻地洞。还有一种虫儿，现在我知道它们的名字叫金龟子，是蛴螬的幼虫，像杏核般大，全身黑亮，趋光，晚上往灯上扑，俗名"瞎眼撞"。这虫儿好聚群，停在枝条或是草棵上，一串一串的，像成熟的葡萄。晚上，我们摸着黑去撸"瞎眼撞"，一晚上能撸一面口袋。此虫炒熟后，那滋味又与蟋蟀和蚂蚱大大的不同。还有豆虫，中秋节后下蛰。此物下蛰后，肚子里全是白色的脂油，一粒屎也没有，全是高蛋白。
    进入冬天就惨了。春夏秋三季，我们还能捣弄点草木虫鱼吃吃，冬天草木凋零，冰冻三尺，地里有虫挖不出来，水里有鱼捞不上来。但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尤其是在吃的方面。大家很快便发现，上过水的洼地地面上有一层干结的青苔，像揭饼一样一张张揭下来，放在水里泡一泡，再放到锅里烘干，酥如锅巴。吃光了青苔，便剥树皮。剥来树皮，用斧头剁碎、砸烂，放在缸里泡，用棍子拼命搅，搅成糨糊状，煮一煮就喝。吃树皮的前半部分的工序和毕升造纸的过程差不多，但我们造出来的不是纸。从吃的角度来说，榆树皮是上品，柳树皮次之，槐树皮更次之。很快，村里村外的树都被剥成裸体，十分可怜的样子，在寒风中颤抖着。在这危急的关头，政府不知从哪里调拨来救济粮。所谓救济粮，根本不是粮，而是一些发霉的萝卜叶子一类的东西，挤压成件。现在拿那样的东西喂猪，猪也不会吃。但在当时确是货真价实的宝贝。分配时人人都红着眼，盯着秤杆，一星一点，秤高秤低，都十分计较。这种东西也不是常有的，总是在人们饿得即将停止呼吸时，才会发放一次，可见国家也是相当的困难。发放救济粮的钟声敲响时，连躺进棺材里的人也会蹦出来。这当然是夸张。那时候，人死得太多，哪里还有什么棺材。死了，好歹拖出去，让狗吃了拉倒。那是狗的黄金岁月，吃死人吃的，都疯了，见了活人也往上扑。有人可能要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打狗吃呀？狗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你问得好，你这念头，我们早就想到了，可我们腿肿得如水罐，走两步就喘息不迭，根本不是狗的对手。与其说去打狗，勿宁说去给狗加餐。如果有枪，勾一下扳机的力气还是有的。但在那种情况下，老百姓手里要有了枪，什么样的坏事干不出来呢？公社书记和公安人员手里倒是有枪，但他们有粮吃，不必去打狗吃。他们嫌吃死人的狗太脏，提着枪去打野兔、大雁、水鸭子什么的佐餐。
    大概是1961年的春节吧，政府配给我们每人半斤豆饼，让我们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我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那时我们的胃壁薄得如纸，轻轻一胀就破了。孙大爷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没掉一滴眼泪。多少年后提起来，孙大奶奶还恨得牙根痒痒，骂老头子吃独食，连一点人味都没有，死不足惜。这次年关豆饼，胀死了我们村十七个人，教训很深刻。后来我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喂牛，偷食饲料豆饼时，总是十分节制，适可而止，生怕蹈了孙大爷的覆辙。
    那几年里，母亲经常对我们兄弟讲述她的一个梦。她梦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坟墓外边见到了外祖父。外祖父说他并没有死去，他只是住在坟墓里而已。母亲问他吃什么，他说：吃棉衣和棉被里的棉絮。吃进去，拉出来；洗一洗，再吃进去；拉出来，再洗一洗……母亲狐疑地问我们：也许棉絮真的能吃？
    度过60年代初期，往后的岁月还是苦，但比较起来就好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村里经常搞忆苦思甜运动，大家一忆苦，总是糊糊涂涂地忆到1960年。一忆到1960年，干部们就跳起来喊口号，一是要打倒苏修，二是要打倒刘邓，干部们说1960年的饥荒是刘邓串通了苏修卡中国人的脖子造成的。我们明知道这是胡说，但谁也不去装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还是不能放开肚皮吃，但比较1960年那是好多了。我从小饭量大，嘴像无底洞，简直就是我们家的大灾星。我不但饭量大，而且品质不好。每次开饭，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饭碗号啕大哭。母亲把自己那份省给我吃了，我还是哭。一边哭着，一边公然地抢夺我叔叔的女儿的那份食物。那时我们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母亲是长媳，一直忍辱负重，日子本来就很难过，我的无赖，更使母亲处境艰难。夺我堂姐的食物吃，确是混账。我婶婶的脸色难看，说出的话像毒药一样，一句句都是冲着母亲来的。母亲只好骂我，向婶婶赔礼道歉。这是我一生中最坏的行为，至今我也不能原谅自己。长大后我曾向堂姐说起过此事，她淡然一笑，说不记得了。
    母亲常常批评我，说我没有志气。我也曾多次暗下决心，要有志气，但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没有道德，没有良心，没有廉耻，真是连条狗也不如。街上有卖熟猪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卖肉人一刀差点把手指砍断。村里干部托着一只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干部一脚踢倒，将瓜砸在头上，弄得满头瓜汁。那些年里，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见人厌，连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饱了时，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见好吃的，立刻便恢复原样。长大后从电视上看到鳄鱼一边吞食一边流泪的可恶样子，马上就联想到自己，我跟鳄鱼差不多，也是一边流泪一边吃。在家里如此，出去也如此。我去偷生产队里的马料吃，被保管员抓住，将脑袋按到沤料的缸里，差点呛死。我去偷拔人家的萝卜，被抓住，当着数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画像请罪。我去生产队的花生地里偷扒刚种下的花生吃，中了药毒，差点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剧毒农药浸泡过的。至于偷瓜摸枣，更是常事。有时被捉住，有时捉不住。被捉住就挨顿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个大胜仗。有一次我去偷临村的西瓜，被看瓜人发现，那愣头青端起土炮就搂了火，扑通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打倒了一片玉米，吓得我屁滚尿流。想跑，腿挪不动，被人家当场活捉，用土炮押送到学校去，成了轰动学校的新闻。与吃有关的恶心经历窝囊事，写成文那真叫罄竹难书。这几年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偶尔也敢人模狗样一下，但一回到家乡，马上就像一条挨了痛打的狗，紧紧地夹起尾巴，生怕一翘尾巴引起乡亲们的反感，把我小时候那些丑事抖搂出来。
    有人硬说我对军队没有感情，这是让我不能接受的。挂在嘴上的感情多半虚假，藏在心里的才有质量。我当兵之后才真正填饱了肚子，有了一些人的尊严，就冲着这一点，也不敢对军队没有感情。当兵临走前，村里的几个复员兵来给我传授他们在部队积累的宝贵经验。他们说：如果吃面条，第一碗捞半碗，连吹带搅和，凉得快，吃得也快。吃完这半碗，再去狠狠地盛来冒尖一碗，慢慢地吃。如果第一碗就盛得很满，等你吃完再去捞时，锅里就只剩下汤水了。如碰上吃米饭，万万不可咀嚼，只要一咀嚼，南方兵就发笑。我到了部队，才发现那些复员兵纯粹是在胡说八道。新兵连生活差一些，分到新单位，简直就是上了天堂。我们那单位，只有十几个人，却种了五十多亩地，每年种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小麦磨成精粉（我们只吃精粉），玉米用来喂猪。你就想想我们那单位的生活吧。战友的父亲来队吃了几天，感叹不已，道：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了。我从新兵连下到新单位，第一顿吃了八个馒头，自觉不好意思，更怕给领导造成不良印象，影响了进步，才意犹未尽地住了嘴。就这样也把炊事班长吓了一跳，跑去向管理员汇报情况，说管理员大事不好了!管理员说有什么大事不好了，难道是鬼子又进了村子吗？炊事班长说鬼子倒是没有进村，但是来了几个新兵，个个都是饭桶，吃得最少的那个，一顿饭还吃了八个馒头。管理员说我就怕他们不能吃，能吃的兵必能干，不能吃的也不能干，我们的粮食大大的有。明天就给我杀猪，给这几个小子油油肠子。第二天果然宰了一头大肥猪，切成拳头大的块儿，红烧了半锅。馒头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猪肉炖得稀烂，入口就会融化。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这就是了。这顿饭吃罢，我们几个新兵，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吃猪肉吃醉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肚腹沉重，宛若怀了一窝猪崽。这一顿真正叫过瘾。二十年来第一次，就此逝世也不冤枉。但后遗症很大，我整夜在球场上溜达，一股股的荤油像小蛇一样，沿着喉咙往上爬，嗓子眼像被小刀子割着似的。第二天还是大白馒头红烧肉，我们开始羞羞答答，挑拣瘦肉吃，吃起来也有些文质彬彬了。管理员骂道：原以为来了几条梁山好汉，却原来也是些松包软蛋。
    又过了几十年，当我成了所谓的"作家"之后，在一些宴席上，又吃到了蚂蚱、蟋蟀、豆虫等昆虫，又吃到了当年吃坏了胃口的野草、野菜，满桌的鸡鸭鱼肉反而无人问津。村里的首富，竟是一个养虫的专业户。我想，怪不得哲人们说两极相通，原来饿极了和饱极了都要吃草木虫鱼，就像北极和南极都是冰天雪地一样。
    1997年7月8日

阿木

洗热水澡

当兵之前，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年，从没洗过一次热水澡。那时候我们洗澡是到河里去。我家的房后有一条胶河，每到盛夏季节，河中水势滔滔，坐在炕上便能看到河中的流水。回忆中那时候的夏天比现在热得多，吃罢午饭，总是满身大汗。什么也顾不上，扔下饭碗便飞快地跑上河堤，一头扎到河里去，扎猛子打扑通，这行为本是游泳，但我们从来把这说成是洗澡。在河里泡上一晌午头，等到大人们午睡起来，我们便爬上岸，或是去上学，或是去放牛羊。每年的夏天，河里总要淹死几个孩子，但并不能阻止我们下河洗澡。大人也懒得来管。我们都是好水性，没人教练，完全是无师自通，游泳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那时候，每到夏天，十岁以下的男孩子，身上都是一丝不挂，连鞋子也不穿。我们身上沾满了泥巴，晒得像一条条黑巴鱼。有一些胆大的女孩子也有每天中午跟着男孩子下河的，但她们总是要穿着衣服，拖泥带水，很不利索。
    我们洗澡的时间大概从五一节开始，洗到十月国庆节为止。个别的特别恋水的孩子，到了下霜的深秋季节，还动不动就往河里跳。我们那时自然不知冬泳什么的，只是感到不下水身上刺痒。河里结了冰，我们就没法子洗澡了。然后就干巴一个冬季，任凭身上的灰垢积累得比铜钱还要厚。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城里人在冬季还能洗热水澡。
    我第一次洗热水澡是应征入伍后到县城里去换穿军装的时候。那时我已二十岁。那个冬季里我们县共征收了九百名士兵，在县城集合，发放了军装后，像赶鸭子似的被赶到两个澡堂子里去。送行的家人们在澡堂子外边等着拿我们换下来的衣服。那时县城里总共有两个澡堂子。一个是公共澡堂，一个是橡胶厂澡堂。公共澡堂也叫人民浴池，是供县城人民洗澡用的，据说里边有一个很大的水池子，而且还是石板铺地。橡胶厂澡堂是供橡胶厂工人洗澡用的，规模很小，设施也差。我不幸被分到橡胶厂的澡堂里去。那个澡堂其实就是在平地上挖了一个坑，周遭抹上一层水泥。水泥坑中倒上几十桶热水。墙角上临时生了几个火炉子。澡堂里的墙上、地上到处都抹着一层又黑又黏的脏东西，估计是从橡胶工人身上洗下来的。屋子里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气，比农村里所有的气味都难闻。很多人捂着鼻子跑出来说不洗了不洗了!但带队的武装部干部说，你们已经是兵了，军令如山倒，让你们洗就得洗，不洗就是违抗军令。于是大家只好手忙脚乱地脱衣。三百个青年，光溜溜的，发一声喊，冲进澡堂里去，像下饺子一样跳到池中。水池立刻就满了人，好似肉的丛林。池中的水猛地溢了出来，在地上涌流，流到外间去，浸湿了我们脱下来的衣服。这次所谓洗澡，不过是用热水沾了沾身体罢了。力气小的挤不进去，连身体也没沾湿。但是从此之后，我知道了人在严寒的冬天，可以在室内用热水洗澡这件事。
    当兵后，部队住在偏远的农村，周围连条可以洗澡的河都没有。我们整天摸爬滚打，还要养猪种菜，脏得像泥猴子似的，身上散发着臭气。但部队就是部队，待遇胜过农民。每逢重大节日，部队领导就提前派人到县城里去联系澡堂子。联系好了，就用大卡车拉着我们去。这一天部队把整个澡堂包下来了，老百姓不准入内。我们可以尽兴地洗。我们所在的那个县是革命的老根据地，对子弟兵有很深的感情。澡堂工作人员对我们特别客气，免费供应茶水，还免费供应肥皂，把我们感动得很厉害。那个很胖大的澡堂领导对我们说：好好洗，同志们，来一次不容易。有什么意见随时提出来，我们随时改正。我们的带队领导说：同志们，好好洗，认真洗，洗不好对不起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一片心意。我们在澡堂子里一般要耗六个小时，上午九点进去，下午三点出来。我们在老兵的带领下，先到水温不太高的大池子里泡，泡透了，爬上来，两个人一对，互相搓身上的灰。直搓得满身通红，好像褪去了一层皮，也的确是褪去了一层皮。搓完了灰，再下水去泡着。泡一会儿，再上来搓灰。这一次是细搓，连脚丫缝隙里都要搓到。搓完了，老兵同志站在池子沿上，说：不怕烫的、会享福的跟我到小池子里泡着去。我们就跟着老兵到小池子里去。小池子里的水起码有六十度，水清见底，冒着袅袅的蒸汽。一个新兵伸手试了试，哇地叫了一声。老兵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大惊小怪干什么？然后，好像给我们表演似的，他屏住气息，双手按着池子的边沿，闭着眼，将身体慢慢地顺到池子里。他人下了池子，几分钟后还是无声无息，好像牺牲了似的，我们胡思乱想着但是不敢吭气。过了许久，水池中那个老兵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足有三米长。我们在一个忠厚老兵的教导下，排着队蹲在池边，用手往身上撩热水，让皮肤逐渐适应。然后，慢慢地把脚后跟往水里放。一点一点地放，牙缝里咝咝地往里吸着气。渐渐地把整个脚放下去了。老兵说，不管烫得有多痛，只要放下去的部分，就不能提上来。我们遵循着他的教导，咬紧牙关，一点点地往下放腿，终于放到了大腿根部。这时你感到，好像有一万根针在扎着你的腿，你的眼前冒着金火花，两个耳朵眼里嗡嗡地响。你一定要咬住牙关，千万不能动摇，一动摇什么都完了。你感到热汗就像小虫子一样从你的毛孔里爬出来。然后，在老兵的鼓励下，你一闭眼，一咬牙，抱着死也不怕的决心，猛地将整个身体浸到热水中。这时候你会百感交集，多数人会像火箭一样蹿出水面。老兵说，意志坚定不坚定，全看这一霎间。你一往外蹿，等于前功尽弃，这辈子也没福洗真正的热水澡了。这时你无论如何也要狠下心，咬住牙，你就想：我宁愿烫死在池子里也不出来了。这时你可能感到有万支钢针在给你针灸，你的心脏跳动得比麻雀心脏还要快，你的血液像开水一样在你的血管子里循环，你汗如雨下，你血里的脏东西全部顺着汗水流出来了。过了这个阶段，你感到你的身体不知道哪里去了，你基本上不是你了。你能感觉到的只有你的脑袋，你能支配的器官只有你的眼皮，如果眼皮算个器官的话。连眼皮也懒得睁开。你这时尽可以闭上眼睛，把头枕在池子沿上睡一觉吧。即便是这样死了，你也挺幸福是不是？在这样的热水中像神仙一样泡上个把小时，然后调动昏昏沉沉的意识，自己对自己说：行了，伙计，该上去了，再不上去就泡化了。你努力找到自己的身体，用双手把住池子的边沿，慢慢地往上抽身体，你想快也快不了。你终于爬上来了。你低头看到，你的身体红得像一只煮熟的大龙虾，散发着一股新鲜的气味。澡堂中本来温度很高，但是你却感到凉风习习，好像进了神仙洞府。你看到一根条凳，赶快躺下来。如果找不到条凳，你就随便找个地方躺下吧。你感到浑身上下，有一股说痛不是痛，说麻不是麻的古怪滋味，这滋味说不上是幸福还是痛苦，反正会让你终生难忘。躺在凉森森的条凳上，你感到天旋地转，浑身轻飘飘的，有点腾云驾雾的意思。躺上半小时，你爬起来，再到热水池中去浸泡十分钟，然后就到莲蓬头那儿，把身体冲一冲，其实冲不冲都无所谓，在那个时代里，我们没有那么多卫生观念。洗这样一次澡，几乎有点像脱胎换骨，我们神清气爽，自觉美丽无比。
    过了十几年，我到北京上学、工作，虽然是身在首都，但要洗一次澡还是不容易。譬如在军艺上学期间，每周澡堂开一次。因为要讲究卫生，取消了水池子，全部改成了淋浴。总共十几个莲蓬头，全院数百个男子，只能是有人洗，有人在一边等。暖气烧得又不热，把人冻得像猴似的。好不容易洗完了澡，再冒着寒风、踩着满地的煤灰走回宿舍，连一点美好的感觉也找不到了。从那时我就想：将来如果有了钱或是有了权，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家里修一个澡堂子，澡堂子里有一大一小两个水池子，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热水，大池子里的水比较热，小池子里的水特别热。据说我党的许多领导人喜欢坐在马桶上办公，我如果成了什么领导人，一定要泡在澡堂子里办公，办公桌就浮在水面上。开会也在澡堂里开，大家一边互相搓着背，一边讨论，那样肯定能够比较坦诚相见，许多衣冠楚楚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有好几次我接受记者采访，他们问我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我说就是将来在家修个澡堂子，天天能洗热水澡。
    又过了将近十年，我的家中安装了燃气热水器，基本上解决了天天能洗热水澡的问题，但这离我的理想还相差甚远。在热水器下洗完澡，总是感到浮皮潦草，一点都不深刻，没有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理想的、我向往的、我怀念的还是县城里那种有热水池和超热水池的大澡堂子，如果要修一个私有的这样规模的大澡堂并能日日维持热水不断，我的钱还远远不够，我的权更是远远不够。我这样的人这辈子是当不上什么官了，所以指望着利用职权来为自己修一个大澡堂子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只有寄希望于我能写出一部畅销书，卖了几千万本，收入了亿万元的版税，那时，我的大澡堂子就可以兴建了。到时候欢迎各位到我家来洗澡，咱们一边洗澡一边谈论文学问题，那该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啊!

阿木

讲话

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村里一个复员兵便登门来教导我："到了部队，第一件事就是给新兵连首长写一份决心书，这对你的分配至关重要。如果你写得好，新兵训练结束后，就有可能让你去当文书或是给首长去当警卫员，而这两个职务是天生的干部苗子。"他还传授给我很多宝贵经验，高级的有如何取得首长的好感，低级的有怎么样抢吃热汤面。
    我遵循着他的教导，到新兵连的第二天，就写了一份决心书交给班长，让他帮我交给连首长。班长是个老兵，狐疑地看看我，问："你家里有人当过兵吧？"我说没有。他摇摇头，好像不相信我的话。
    我那份决心书开头就写要在党支部的英明领导下反击右倾翻案风，其实啥是右倾翻案风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写入团申请书也是这样写。填入党志愿书就填上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坚持"两个凡是"，这些东西现在还在我的档案袋里吧？但天地早就大变了模样。
    也许真是那份决心书起了作用，团里举行大会欢迎新战友，要选一个新兵代表讲话，这事儿就光荣地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兴奋得一宿没睡着，大睁着两眼梦想自己的光明前途。大概是由文书而指导员，穿上了四个兜的军装，回家探亲挽着袖子，手腕子上套着手表，上海牌的，全钢防震，十九个钻。
    讲话稿写好后，新兵连的指导员帮我改了一遍，让我下去念熟溜了，别上了台打结巴嗑子。这件事让一起入伍的老乡很忌妒，说什么的都有。我心里憋着劲儿，想来个一鸣惊人，来一个亲者快仇者痛。
    欢迎大会那晚上，几百个新兵和团直的几百个老兵把团部礼堂坐满了，边角上还镶着一些家属和小孩子。因为会后还有文艺演出。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人间的礼堂，看着舞台上那猩红的天鹅绒大幕，还有那些华灯，心里激动得很严重。老兵和新兵拉着歌子，此起彼伏，声震屋顶。那情绪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我想当兵真好，当兵实在是太好了呀!看到那些精神焕发的小军官，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大幕终于拉开了。一个老军官上台讲了几句开幕词儿，就请曹副团长讲话。曹副团长上来坐下，对着包着红布的麦克风念讲稿。那稿子的内容跟我写的差不多。曹副团长讲完了，我们使劲鼓掌。下面指导员讲话。指导员也是坐在麦克风前念讲稿，稿子的内容跟我写的差不多。指导员讲完了，我们使劲鼓掌。指导员下去后，那个主持会议的老军官说："下边请新兵代表讲话。"
    在一片掌声里，我不知怎么样地上了台。我头晕，心跳，快要死了似的。谁见过这样的大场面了。但这是光荣，是前途，是四个兜的军装，是上海牌手表，全钢防震，十九个钻。
    我一屁股坐在那把坐过曹副团长、坐过新兵连指导员的椅子上。那是一把红色人造革面的钢架折叠椅，我糊糊涂涂地就坐上了。我望了一眼台下那一片眼睛就低头念稿子。我感到嘴唇不好使唤，喉咙紧张，发出的声音都是颤抖的。念了几句，便放了胆，嘴唇活泼了，嗓子松弛了，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像春雷一样在礼堂里滚动。刚刚找到感觉，还没过瘾，稿子就念完了。我站起来，立正，给台下人敬礼。然后转身，立正，给台后那些坐成一排的首长敬礼。然后又转身，找到台阶，在众目睽暌下，回到座位上坐下。我刚落座，就被班长狠狠地踩了一脚。我听到班长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你这个混蛋，彻底完了!"
    我当时就蒙了。文艺演出开始，团文艺宣传队那些女兵五花八门的脸我一概看不清了。
    带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回到宿舍，我问："班长，怎么回事？"
    班长骂道："混蛋，那凳子，你也配坐？那是首长坐的!你一个新兵蛋子，不站着讲话，竟敢像首长一样坐着讲，太不像话了!你稀稀了（新兵连流行语），等着明年回家吃地瓜去吧。"
    我一夜未睡，满脑子胡思乱想，真是连自杀的心都有。
    我请教班长，还有没有办法补救。
    班长说："印象太坏了，没什么戏了。"
    我的眼泪刷的就流下来了。我一个老中农的儿子，费了千辛万苦才当上兵，原本想在部队好好干，提成军官，为父母争气，与地瓜离婚，谁知道这样简单就稀稀了。有苦不能言，心中车轮转，转了半天，转出了个主意。我给新兵连党支部写了一份沉痛的检查，检查我坐了不该坐的椅子的错误。检查写好后，我买了一包烟送给班长，求他把我的检查上交给连首长。班长不看烟，看着我，说："要说起来，新兵嘛……行，我帮你递上去，咱就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柔情牧歌

字可以大点吗？看着眼花。

西流

我和莫言同岁，我自愧远远不如他
没有他坦诚，没有他才智，没有他深沉

他的幼年经历和我惊人的一样
我也要写点东西纪念那个时代

西流

擅自把字体放大了些
以便阅读，以广其传

李熙

欢迎新朋友！
静下来好好看看莫言的。

赵古德

芥末?

轻言

看了第一篇，加上刚看西流的文字，那样的年代现在真不敢想。

重磅企鹅

企鹅就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缺吃少穿的

重磅企鹅

西流 发表于 2016-10-8 21:28
我和莫言同岁，我自愧远远不如他
没有他坦诚，没有他才智，没有他深沉

一直以为西流兄二十郎当岁呢，失敬难怪如此了解上个世纪5、60年代生活

阿木

问好柔情牧歌，西流，轻言，李子，鹅兄，青黛，感谢西流编辑，你受累了。

阿木

问好柔情牧歌，西流，轻言，李子，鹅兄，青黛，感谢西流编辑，你受累了。

阿木

问好柔情牧歌，西流，轻言，李子，鹅兄，青黛，感谢西流编辑，你受累了。

阿木

问好柔情牧歌，西流，轻言，李子，鹅兄，青黛，感谢西流编辑，你受累了。

阿木

手机发帖很麻烦………

重磅企鹅

阿木 发表于 2016-10-12 21:18
手机发帖很麻烦………

阿木辛苦

西流

重磅企鹅 发表于 2016-10-12 21:09
一直以为西流兄二十郎当岁呢，失敬难怪如此了解上个世纪5、60年代生活

四十年前二十一

轻言

阿木 发表于 2016-10-8 18:12
吃事三篇

    吃人家嘴短的意思很明白，仅仅有这点意思那简直不算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吃人一棵胡萝卜所蒙 ...

这篇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