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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抒怀 作者：我是来打酱油的
阴历十月初三，我的生日就要到了。一不留神，竟然50岁了，这让我有点不适应，没怎么努力，怎么就到了50岁了？这事儿我得捋捋。
1966年深秋的一天，我在医院里降生了。虽然是顺产，可从娘胎里出来也不怎么容易，折腾得父母后来都不记得我出生的时间了，我爸说我是早晨出生的，我妈说我是下午出生的，这对于我来说倒也无所谓，能把我生出来就好。
1971年，我5岁。白天父母上班，奶奶在家做饭，胡同和大杂院就是我的幼儿园。我用五颜六色的粉笔在无论谁家的水泥地上画画，画的最多的是天安门、海上日出、汽车和交通警察，往往能得到大人们的夸奖。那时候，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和奶奶排一上午的队，等着买凭本供应的带鱼；可以和小伙伴去火车站捡一下午的糖纸和香烟盒儿。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和乡下来的两个小孩一起外出，走着走着迷路了，还好，我知道胡同的名字，一位好心人把我们送回了家。二是和几个小孩在我家里闯了祸，大家在嬉闹中拽动了一个柜子，柜子轰然倒地，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上面的两面木框大镜子也掉在了地上，一面镜子上写着“工业学大庆”，一面镜子上写着“农业学大寨”，两面镜子都出现了不规则的裂纹，当大人闻声赶来时，我和一个叫继红的男孩子一边哭着一边互相指责对方是肇事者，事件的真相直到现在也无法解开。 1981年，我15岁。奶奶去世六年了，白天父母上班，我上学。家已搬出了大杂院，住进了位于铁道边的楼房，离学校咫尺之遥，只隔着一座墙头，我曾因爬墙头进学校差点被老师请家长，所以，上下学都规规矩矩地绕圈子，顺着铁道线走上一刻钟，一次，我进校门后，发现自己竟然穿着一双拖鞋，又急忙往回返，回家换鞋去了。15岁时我上初二，课间休息时男女生在教室旁边的一个大露台上一起玩砍子游戏，也叫扔沙包，大家玩得脸蛋子红扑扑的，有个叫蒋冬的胖同学上课好半天了还满头大汗。印象最深的也有两件事：一是开运动会时，楼里的邻居纷纷打开玻璃窗探出头来，朝一墙之隔的操场上张望，当我伴随着运动员进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分列式时，看到邻居们正在“检阅”，突然不好意思起来，差点就乱了步伐。二是我得了猩红热，打针吃药，在家休息了一个礼拜，百无聊赖之际，我看了父母订阅的《小说月报》，记得里面有一篇小说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不知咋回事儿，我病好后，作文水平竟然直线上升，自命题作文《针》，语文老师给我打了98分。转年上初三，我的另一篇作文《当我种小树时想到的》被收进“中小学生作文选”，开校会时，校长亲自把红绸子捆着的十本样书送到我的手上，同学们都朝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1991年，我25岁。父亲在小学校里当了几年的副校长，母亲还在小学校里教语文，父亲分了房子，又一次搬家。我参加工作已经两年了，新闻科班出身的我，采访之余，还负责报社的评报工作，挑错字、改病句、对稿件提出批评和表扬，我一个人说了算，虽然评报工作跟编辑们的奖惩挂钩，但我的“初来乍到”、“出于公心”和“适当平衡”，还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那时候，我还没有搞对象，母亲对我的终身大事很关心，经常有热心的亲戚和邻居让我去和某个姑娘 “见面”。我对于“介绍对象”其实挺反感，总觉得婚姻是缘分，该来的自然会来。但是，可能是我的能力有限，自己终究也没有“遇见”。三年后我结婚了，妻子叫霞，报社同事介绍的，是某建筑公司的会计，人很朴实、厚道，跟我算是一路人，但她的性格比较要强，我则随遇而安。她平时爱看古典文学和历史典籍，我则喜欢看轻松一些的东西。1994年9月，我们的孩子王临越出生，七个月时被确诊脑瘫，一天晚上，霞疯了似的跑出屋外，紧紧抱着一棵小树，嚎啕大哭。我追到她，一个劲儿地安慰她，我说没关系，生活还要继续，其实我的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后来，她从单位辞职，先是去了私企，后来又与好友合伙做服装生意，1998年，从央视看到一个专题片后，她和我母亲一起去辽宁兴城的一家脑瘫康复医院给儿子做治疗，针灸、按摩、中药，治了几个疗程，虽然儿子在肢体和肌张力方面有所进步，但总体上并无改善，儿子仍然智力低下，不会站立，不会行走，也不会说话。王临越唯一会说的两个字是“爸爸”，但一次剧烈的抽风过后，“爸爸”两个字也不会说了。还好，邻居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主动“请缨”，用针灸扎舌头的方法治好了儿子的抽风。
2001年，我35岁。两年前入了党，一直在报社做编辑部主任，此前我有两三次机会可以去机关“升迁”，但儿子的状况让我心气全无。报社工作时间比较灵活，我可以有一些兼职，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何况，我的母亲已在一年前病逝。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霞在两年后被确诊乳腺癌，她在做了手术康复一段时间后又开始工作。我们买了商品房，父亲一个人住老楼，我则两头跑，儿子平时就放在附近的表叔、表婶家。儿子最大的乐趣是坐在床上看动画片，除了吃喝拉撒睡，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懂。不懂也好，2014年5月，霞不幸去世，儿子也不知道，只是那个疼他爱他的妈妈再也见不到他了。其实，2005年，霞就和我离婚了，可能这个家庭让她太感压抑了吧，也可能是真的为我好，不久后我就“遇见”了一个叫英的女人。霞与我离婚后，去了北京，每两个星期她都回天津看儿子，给儿子买衣服、买吃的，她后来顽疾几度复发，做完化疗、放疗后，最惦念的依然是孩子。她常说对不起我，给我生了这么一个孩子，我能说什么啊，这都是命，我又怎么对得起她呢？
2011年，我45岁。照看王临越的表叔、表婶岁数大了，也有了外孙女，而让“外人”照看我又不放心，于是，脑瘫儿子王临越就“常住”家里了。王临越挺“仁义”的，在家很少哭闹，我和父亲成了照看他的“主力”。照看王临越，让我的内心更加沉静，世事无争，我在家里看书，上网看电影，陪孩子睡午觉，下午或晚上，去家门口的牌摊儿打扑克，或者看人家打扑克，我提前享受着“慢生活”给我带来的乐趣。记得有一天，我的一个在医院工作的表舅心脏病突发去世，我和父亲一起乘出租车去吊唁，把王临越一个人放在了家里。出门之前，我给王临越喝了水、把了尿，然后让他坐在床上看动画片，右侧摆了一个大枕头，王临越的右手可以获得支撑，左侧放了一个塑料碗，里面是一个苹果切成了十几小块，苹果上面放了一些薯片……一小时零四十分钟后，我和父亲匆匆赶回家，打开房门，我几乎是冲进屋里，看到王临越安然无恙，我们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现在，我陪身患脑梗的父亲一起洗澡，也可以放心地把王临越放在家里一个多小时，属狗的王临越成了名副其实的“看家狗”。2012年，是我的人生新起点。英和我相识几年后，在2012年2月16日中午，给我生了一个聪明、健康的儿子——普普。说心里话，不论是脑瘫儿子王临越，还是健康儿子普普，我都发自内心地爱他们，我也感谢我生命中的女人，无论是霞，还是英。
2016年，我50岁。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不是为自己而活着，而是为父亲、为爱人、为孩子而活，这让我更加珍惜生命，也更加热爱生活…… | 
雷达卡
发表于 2016-11-2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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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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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2 12:09
发表于 2016-11-2 1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