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疯老爷子 于 2020-8-29 10:36 编辑
我父亲爱看报，还爱给报纸写稿，为了浓缩报纸上的精华，他喜欢把报纸上的好文章剪下来，粘到无用的书页上，粘满一本，编个号，一本无用的书就被他改造成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好书。
父亲剪报，是很讲门道的，在机关订的众多报纸中，看到喜欢的文章，他并不急着剪下来，而是先用红笔圈上，并在旁边注上一个“剪”字，等大家看完了再剪下来。这样，既不影响大家看报，又能防止被同事拿走。为了防止贴剪报的废书被剪报贴得太厚，不美观，不便上书架，他总是把贴剪报的书隔一页撕掉两页，这样贴上剪报，就和原书的厚度基本保持一致。为了标明剪报的出处，他还别出心裁的在每篇剪报的上边，贴上报纸的小报头、文章刊载的版次和发表的日期。他贴剪报的手艺，被他的文友们发现以后，就成了大家制作剪报的样板儿。
按说剪报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可我父亲却因为剪报，蒙受过一场意想不到的委屈。本来他是个新华书店的小会计，由于经常为报纸写稿，曾把自己写进了报社，当上了副刊的编辑。他喜欢杂文，从报纸上剪下的“豆腐块”多是杂文，往报纸上投的稿也多是杂文。为此“文革”刚开始，“讨伐”“三家村黑店”的烈火，竟莫名其妙的烧到了他的头上，不仅抄走了他的剪报，还把他打成了“三家村黑分店”的“小伙计”，经受了五年不大不小的磨难。从“牛棚”里放出来以后，他再也不敢在“三家村黑分店”干了，千方百计的调回了老家，干起了“学大寨”的力气活儿。虽然远离了“三家村黑分店”，但惊魂难定，余悸难消，剪报的剪刀只有指甲长了或老茧厚了，才拿出来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带来了杂文的春天。父亲那颗不安分的心，冰化雪消，余悸渐除，看到好的杂文，又忍不住要剪下来，同时，还根据自己在基层工作的所见所闻，重新操起惹祸的笔，更加勤奋的笔耕起来。他热情又大胆的唱所是，颂所爱抨所非，憎所恨。由于他的杂文拥抱现实，直面人生，芒刺优美，涉笔成趣，很快登上了全国的各大报纸。最有胆识的，是1980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不要赖账》，当时随着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有的地方出现了一种倾向：凡是坏事、丑事、错事，无论性质情节，统统算在林彪、“四人帮”的账上，甚至因麻痹大意导致仓库失火，都归之为上了林彪、“四人帮”的当。此文在八版头条的位置上刊登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最喜欢的，是1985年发表在天津《今晚报》上的《待雪读书》，文中写到：童年时，听老师讲古人“囊萤读书”，几乎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随着岁月的流失，我的脑瓜也复杂起来。我想：一囊萤火虫能像电筒一样照人夜读，至少得有百八十个吧？这么多虫子挤在一个囊中，不吃不喝，能活几天？假使两三天就得捉这么一囊，那得耗费多少宝贵的白天啊？如果用捉萤火虫的时间抓紧读书，不是比“囊萤读书”更好吗？一个有上千年定论的事情，被我父亲换个角度一说，竟是这样滑天下之大稽，可这种“摆花架子”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少见。
我父亲把发在报纸上的自己的文章，也都剪了下来，贴了好几本。由于他的杂文多是夜间“垦”出来的，他把自己这些剪报本命名为《夜垦集》，他的《夜垦集》出版时，由于都是发表过的剪报，很容易就被出版社审查通过了。
父亲去世了十五年了，他的有棱有角且语重心长的杂文，特别是他退休以后出版的《夜垦二集》，至今仍是反腐倡廉的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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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8-9-11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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