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篇小说父亲是一棵大树 [复制链接]

远去的烟云

主楼

发表于 2010-2-28 08:3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远去的烟云于 2011-7-4 23:15 编辑

2004年的最后一天,我在电脑上打下了上面几个字,我知道这应该是个开始。是我为我的父亲写点东西的开始。其实，我早就想为父亲写点什么了。几年前还专门问过父亲有关的几个问题，包括入伍的时间，在四野部队的番号什么的。可后来一直没有动笔，只是在1993年的“八.一”前，为了一个朋友的约稿，简单写了一个散文《父亲的节日》。可我知道，自己想写的应该是父亲的一生，或者说我写的东西应该涵盖或者说跨跃父亲的一生。无数个深夜里，我坐在电脑前想写父亲，可除了烟灰缸里的一堆烟蒂外，屏幕上还是一片空白，那空白甚至幻化成父亲的眼睛在轻蔑地看着我，好象在问“写我？你知道些什么？”我甚至想，这部关于父亲的小说,可能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我真的无法写出来。虽然他并不关心我笔下的他是什么样子。自从我退役以后，父亲就不再关心我的工作了。他不想知道我为什么在三十五周岁而且在师机关任副团职中校科长竟然选择了退役。从那以后我回家看他时，他还是会很亲热地问问我的家庭啊女儿啊什么的，但绝口不提我的工作。对于我在一家文化公司里打工，做编辑还是做策划，他根本不想知道。我的退役是他心里不愿触及的一个伤口，我知道。

可现在，父亲老了。自从七年前他患上多发性脑梗塞以后，还有40年军旅生涯带给他的高原性心脏病、汐肺等疾病已经把他折磨得骨瘦如柴。这三、四年父亲每年要有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时间要在医院里的病床上度过。他的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手上或脚上打着点滴，眼神也失去了以往的神采，变得痛苦和无助。他就象一棵老树，躯干从中间已被雷火劈去一半，剩下的一半变得干枯皱裂，只在树冠的高处还长着几片青翠的叶子，向整个森林显示着他的生机。去年９月份父亲再次因脑梗塞复发住院至今，他已经基本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整日侧卧在病床上。我不知道这次他是否还能挺过来，是不是还能象以往一样挥舞着拐棍，用他一生不变的辽东口音和他的老战友们大喊着：“不许悔棋”！我能做的除了请一、二周假在病床边照顾他以外，只有祈祷。祈祷父亲吉人天相，这棵老树还能抗住风雨雷电的侵袭，在明年春天仍吐新绿。

从军
1、在国军
父亲的从军经历硕有几分传奇。父亲先在国军干过一年，然后被共军的“大炮欢迎进革命的队伍的”。1947年的2月，应该是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和铁记洋铁社①老板兼师傅的女儿铁春去安东明远大戏院看戏。戏还没演完，国军抓丁的队伍就将戏院围住了。一个排的国军从戏院里面向外赶人，两个排的国军守在出口。年轻力壮的男人一律用麻绳绑了串成一串，年老体弱的和女人则被赶到大街上任其四散而逃。父亲那年刚刚２０岁，从洋铁社出徒刚一年，一心想学好师傅的手艺娶师傅的女儿继承师傅产业的梦想就这样被国军粉碎了。在铁春的大声哭喊声中，父亲和其他壮丁被拉上美式卡车，在国军的枪口下押往那支国军的驻地--辽阳。从此，铁春被泪水冲花了淡妆的年轻漂亮的脸在父亲的记忆里定格。父亲再也没有见过铁春。

初到辽阳时,父亲在国军某师通信连当兵。此时的东北战场，林彪元帅的四野已逐渐占据了主动。先是国军第184师在沈阳－吉林铁路中段的山城镇被歼，后是71军88师和91师在公主岭被林彪的部队吃掉，国军内部的士气可想而知，开小差的也是此起彼伏，司空见惯。何况父亲还一直惦记着洋铁社的铁春，所以也在一个春天的雨夜脱下军装，准备逃回安东，继续他和铁春的洋铁社小老板的梦想。可还没逃出辽阳，就被师部的纠察队抓了回来。按这支国军的规距，开小差的当然也要惩戒，而且是用伙房挑水的扁担。开小差的人背伏在一张板凳上，全连人围着他站成一圈，每人要抡起扁担向开小差的人的屁股打十下。虽然通信连人只有四十多人，可四百多下的扁担下来，一般人不死也要重伤，这样才能给其他人以震摄。好在父亲在外线班有个姓胡的老乡，此人长得膀大腰圆，又讲义气，在连里很有威信。行刑前，他就帮着父亲在屁股上鞋底向外绑了两双布鞋后再穿上裤子。行刑时他又一直在旁边站着。直到前面十五、六人打完，连长又被勤务兵喊去接老婆的电话，他一把抢过扁担，抡圆了打向父亲屁股时又故意向下一磕，一只扁担就折断了了。连副叫人又取回一只扁担，他又如此泡制。连副看了看胡老兵血红的眼睛，旁边几个辽东籍的老乡又跟着求请，就送了一个顺水人情，让胡老兵他们把父亲抬到班里治伤。胡老兵帮父亲脱下裤子一看，虽然有两双布鞋挡着，可一百五六十下的扁担还是将父亲的屁股打得皮破肉绽，血流不止。胡老兵又从炊事班要来几个鸡蛋取蛋清调了药给父亲敷上。父亲此时已是泪流满面，呻吟不止。胡老兵动情地说，老弟，别跑了。这样下去，不让共军打死也让这帮王八蛋打死了。认命吧，该井里死的河里死不了。父亲感激地点点头，痛哭一场，从此断了回安东娶铁春的念头。

在国军师部的通信连，父亲只是一个相当于我军通信兵的角色。他要每天将电台收到的电报送去机要室译电。至于电报的内容，他和抄收电报的国军士兵都是不知道的。晚上没事时，他也会和辽东籍老兵一起去一个相熟的小饭馆去喝酒。我曾经就影视作品中的国军形象问过父亲，是不是国军的军纪真的如此，进村捉鸡、上酒馆喝酒不给钱等等。父亲看了看我，很认真地说，其实国民党军队的供给是有保障的，而且别人我不知道，我们那时喝酒是要付钱的。
①注：旧时用铁皮加工水桶、炉筒、澡盆等什物的铺子。

2、进入革命队伍之战争岁月

1948年2月，辽阳宣告解放。父亲，胡老兵还有他们的辽东籍老乡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被动员加入了四野的4纵队11师。开始时，父亲还不太情愿。他一直想着回安东继续他的洋铁匠生活，当然最大的诱惑还是铁春。可求别人写过两封信也没有回音。倒是远在长甸河口的奶奶来信告诉他，家乡正在闹土改。一向房无一间（奶奶一直借住我父亲的舅舅，也就是我舅爷的房子）地无一垅的奶奶也分了房，有了自己的土地。奶奶在信中叮嘱父亲在部队好好干，“这可是穷人的队伍”。有了奶奶的话，再加上4纵11师这边官长随和可亲，战友亲如兄弟，父亲也就安心地在革命队伍里好好干了。这次父亲参加的可是战斗部队。连长见父亲机敏灵巧，就留在自己的身边当通信员。“知道什么是通信员吗？”连长问。“知道。俺在那边就是在电台送电报的。”父亲回答。连长笑了，耐心地告诉他“这边通信员”的职责。父亲挠了挠头，也笑了。

父亲在4纵11师参加的第一场恶仗应该是在本溪外围的南芬。南芬是沈阳－丹东铁路线的一个小站。父亲他们连队攻，敌方守。双方从夜里打到天亮。当父亲他们冲上敌方阵地时，双方都没有弹药了。不可避免地双方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和父亲持枪（应该是刺刀）相对的是一个大个子国民党兵。他当然没把身高只有１.６２米的父亲放在眼里。他狞笑着，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步一步向父亲逼来。父亲不由自主地后退。父亲退到了一个坟包上，没有退路了。眼前的大个子国民党兵还在狞笑着。父亲突然跃起拚着全身力气将刺刀狠狠地刺入敌人的胸膛，父亲的身体几乎压在敌人身上，和敌人一起訇然倒地。。。。。。南芬车站现在也没有什么变化。我入伍后回家休假坐火车总会经过那里。现在离车站不远的铁路线两侧还残留着多座钢筋水泥的碉堡，那就是东北解放战争的痕迹。这就给我了想象的空间。那被雨雪冲刷加上自然风化略显发白的碉堡，黑洞洞的射击孔，曾经喷射着火舌夺去了父亲许多战友们年轻的生命，他们是面向枪口倒下的，大多没有闭上眼睛，在即将意识停止的一瞬，不知他们在想起什么。而且，那碉堡也应该记得父亲那惊心动魄的一跃。

拿下南芬后，父亲他们部队继续向本溪攻击前进。在本溪城外的月亮山高地，父亲他们连被一个环型碉堡强大的火力压住了。父亲说，那碉堡四面，甚至是八面全是射击孔。敌人的机枪不停地射击着，打得全连人抬不起头来。“爆破组，上！”连长一挥手，四个战士身背炸药包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向碉堡扑去。可都没冲几步就先后牺牲了。

“完了，完了，又一个！”一个河南籍的解放战士吃惊地嘟囔着。
‘娘卖Ｘ的，再说我枪毙了你！”连长大骂。

再换一个爆破组，还是一样，直到连里４个爆破组，１６名战士的血全酒在那座碉堡前。
“连长，让我去吧。”一直在连长身边的父亲主动请缨。“让我去吧，我个子小，动作灵活，不炸了狗日的我不回来见你。”见连长还在犹豫，父亲再次请战。
连长红着眼睛向父亲大喊：“不，你必须活着回来！”

父亲摘下枪，从战友手上抢过炸药包冲了出去。连长操起机枪向碉堡的射孔猛射，掩护着父亲。“连长的机枪打得好哇，一梭子子弹全射进对我威胁最大的斜下角的那个射孔里”。父亲不止一次地说过。在连长的机枪和牺牲战友遗体的掩护下，父亲得以一步步接近到碉堡下，放好了炸药包，拉着雷管，父亲侧身向下滚去。“轰”的一声，敌人的碉堡飞上了天。全连人得以继续向前冲杀。。。。。。战斗结束后，连长告诉父亲，这次要给他记大功。父亲的高兴劲还没过去，没想到差一点挨了处分。事情是这样的。当天的战斗结束后已是傍晚。父亲连里抓获了敌人营以上军官七人。正好连里也要派父亲去向营里报告战果，还有给父亲的请功报告。所以父亲就押着七个俘虏上路了。那天晚上天是阴着的，所以也没有月亮。四周静极了，只能听见父亲和七个俘虏的呼吸声和脚步声。走了一会儿，俘虏们喊累不走了。父亲先是说明解放军对待俘虏的政策，然后又拉动枪栓吓唬也不管用。七个俘虏坐在地上，不时用父亲听不懂的广西话商量着什么。父亲没别的办法，只好从中挑了一个面目睁狞“一看就不是好人”的枪毙了事。在父亲的枪子前，剩下的６个俘虏只好继续在父亲的前面走着。可没走多大一会儿，俘虏们又喊渴不走了。父亲在再次说服教育无效的情况下，只好再开杀戒，一下子枪毙了两个。这回剩下的４个俘虏才乖乖地被父亲押到营部。到了营部，接收登记的文书不干了。“明明写着七个军官俘虏，你只送来了四个。怎么给你开收条吧？再说，那三个俘虏呢？”父亲红着脸说明了原委。这下文书也做不了主了，只好营长喊来了。营长一听，这还了得，你说枪毙了３个俘虏？谁给你的权力？先让战士捆了父亲去蹲禁闭，然后给父亲的连长打电话。连长一听也觉得事关重大。可一想父亲入伍后一直跟着自己枪林弹雨的冲杀，特别是这次炸了碉堡立了大功。这兵还要保。连长在电话里软磨硬泡，又一再说明父亲是这次月亮山高地作战的功臣，准备报大功的。

“等我和教导员研究一下再说吧。人先给你放回去，你要好好教育，还是你身边的通信员呢。”其实营长一听连长说父亲在月亮山高地炸碉堡的英雄事迹，就想放人了。再说即使处分了父亲，那３个俘虏也活不过来了。父亲因此功过相抵，平安无事。倒是连长常常会替父亲惋惜。“我那天再派一个人和你一起去就好了，你这次是大功啊，可惜了！”
“算了，连长，咱能活下来比什么都强，功劳嘛，只要活着俺就会再立的”。父亲很想得开。

说起来，父亲在四野四纵１１师参加的最惨烈的战斗应该是塔山阻击战。“辽沈战役中，打得最激烈，也最惨烈的，是塔山，打得最顽强，最硬朗，功劳最大的，是４纵这只“塔山虎”—引自第四野战军战史。看过电影《大决战三大战役》的都知道，在东北黑土地的战场上，锦州是关东的门户。而塔山是锦州的门户。当初林彪元帅打锦州几番动摇，几次犹豫，就是怕塔山守不住。塔山如被突破，国民党军侯镜如的东进兵团、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加上锦州的范汉杰守军就可能内外夹击将四野的主力围歼。可惜的是可能是那场战斗过于惨烈，父亲对于塔山之战，从来没有过比较完整的回忆。提起的，也大多是只言片语。我只能更多地借助于资料和想象来补充它。因为我觉得参加过塔山阻击战是父亲的光荣，参加过塔山阻击战又能毫发无损地活下来，是父亲的幸运。

从1948年10月10日起，国共双方的军队在塔山恶战六昼夜。陆地，空中，海上，国民党军的炸弹把塔山炸成一片火海。炮击刚停，国民党军就成连成营成团往上冲，连长营长团长带头冲。父亲跟着连长在阵地中来回跑着，机枪射手牺牲了，父亲扑下去，接过机枪就打。一梭子子弹打完，刚要换弹夹，就被那个在国军时救过自己的胡老兵一脚踢下去。没等父亲反应过来，国民党军的迫击炮弹象长眼睛了一样落在父亲刚才伏身射击的位置，那挺机枪被炸得飞上天去，只落下来一截枪托。胡老兵冲着父亲直骂：“你他妈的找死啊，打完一个弹夹要换地方，懂吗？”父亲笑着向胡老兵伸伸舌头“老胡，你又救我一命，打完仗我请你喝酒！”可胡老兵再也没有机会和父亲喝酒了。胡老兵，包括在本溪月亮山战斗后死保父亲的连长，还有他们一起从辽阳入伍的９个辽东籍老乡，都永远长眠在塔山了。塔山阻击战下来，他们连队算上父亲只有三个人活着，其余的两个人还都负了伤。父亲说，那六天六夜简直是打红了眼。不知道渴，不知道饿，不知道害怕，不知道悲伤。只有不停地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射击。撤下来休整后，三个人死死地站在他们连队的位置上，接受师首长的检阅。“三营九连！”“到！”他们拚命地齐声大喊，好象只有喊破了喉咙，他们倒下的战友才会死而复生，才会瞑目一样。直到师长政委和他们握手，他们才放声大哭。受阅场上哭声震天……
“如果没有老胡，我在塔山就没了。”提起塔山，父亲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在塔山阻击战中，父亲曾亲眼看到机枪射手被敌人的迫击炮弹狠狠地钉在身上，然后撕成碎片的。塔山一战，父亲被记大功一次。可他的连长却再也看不到了。

塔山阻击战结束后，父亲随四野4纵和11纵先行入关，直逼平津。因为北平傅作义将军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平津战役中父亲他们４纵除配合华北杨成武兵团解放了张家口以外，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值得一提的是父亲所在的部队在北京西郊接受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检阅。对于这段历史，我还真找到了一段电影资料。影片中朱总司令乘一辆美式吉普车检阅了四野的部分部队。受阅官兵们头戴钢盔足登美式皮鞋手持美式卡宾枪雄纠纠气昂昂地依次走过主席台，我注意到队列里甚至还有几十辆装甲车、几十辆战马拉的炮车。我想，那时四野武器装备的先进，官兵士气的高昂一定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问过父亲，是否近距离地见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当然，我就站在第二排。”父亲自豪地说。

１９４９年春，父亲所在的４纵整编为第４１军，做为林彪元帅麾下赫赫有名的五只猛虎之一（五虎分别为第３８军、第３９军、第４０军、第４１军、第４２军）从花园口直渡黄河，挥师南进。应该说，四野南下的部队基本没有打过什么恶仗。只是追击，堵截。父亲说，那个时候看的是铁脚板的功夫。一个昼夜急行军一百公里左右是常有的事。在行军中，经常是走着走着就睡着了，遇到沟坎自然会摔醒，爬起来接着走，接着追，连吃饭很多时候也是一边走一边吃。国民党的部队早已成惊弓之鸟，一个连的兵力可以俘敌一个营，甚至一个团。“那才叫横扫千军如卷席。”说到这里，很少吟诗的父亲也会诗兴大发，用他那浓重的辽东口音吟起毛泽东的诗词来。

在湖南父亲经历了一次的险情。父亲那时已经调到营里当通信班长了。那天晚上，可真是天黑如漆雨似倾盆。父亲所在营一路穿插，猛追逃敌。到了晚上，前卫排和后卫排同时报告发现大批敌人。因为情况不明，父亲他们营没有贸然攻击。等侦察排长带人回来后，才知道在他们前面跑的是敌一个整师三个团，后面是敌人一个团。好在前后的敌人都以为父亲他们营也是忙着撤退的友军，而且天色已晚都忙天埋锅造饭，找地方宿营，所以暂时相安无事。营长命令父亲迅速从后面敌军中穿过去，报告团里抽兵增援。可是当时由于无暇架设电话，父亲只知道团部的大概位置。在雨夜中，父亲骑马挎枪冲了出去。通过敌军驻地时倒没费什么周折，四野当时的军装除了胸前的一块白布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和国民党军的服装并无二致。只是在通过一座木桥时，军马嘶鸣着不肯前行。父亲以为是长途狂奔和木桥狭窄军马害怕，狠狠地对着马屁股抽了一鞭子。军马嘶鸣着刚冲上木桥，上面山洪暴发，一个浪头下来，父亲连人带马被砸下桥去。。。。。。

父亲被冲出好远，才抓住岸边一棵小树爬了上来。军马早已无踪影了，父亲在雨夜里吃力地辩别着方向，跑到了团部。汇报完营里遇敌的情况，父亲真的就象电影里无数次演过的一样，慢慢地倒了下去。由于父亲报告及时，团里得以和友邻部队一起，全歼了这四个团的敌人。父亲也因此再立大功一次，那匹军马也在第三天奇迹般地自己返回了部队。湖南战事结束后，父亲随第四十一军进入广西，主要任务是肃清土匪。广西民风彪悍，又是白崇禧白长官的老家，境内多山，道路崎岖，因而自古多匪。在蒋军节节败退之时，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仇恨新政权的地主恶霸，还乡团等反动分子以及封建会道门等旧势力，纷纷逃进深山密林，成为拿枪的政治土匪。“别以为土匪好打啊。”父亲强调。和土匪打仗，就好象是用拳头打蚊子，有劲使不上。正是在广西剿匪时，父亲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

。。。。。。父亲端着步枪刚从一座巨岩后拐出来，迎面撞上了一个也端着步枪的土匪。两个人几乎没有距离。同时将枪口顶上了对方的胸膛，同时扣动了钣机。
没有沉闷的枪声。
谁也不曾倒下。
双方步枪中的子弹竟然都是臭子。
土匪愣住了。

父亲没有愣。他急中生智，抡起枪托狠狠地砸向土匪的头颅。土匪没有招架，他似乎没想到步枪还可以这样用，会这样夺去敌手的生命。他一下子仰面倒在身后的丛林中。甚至连呻吟也没来得及。
一击致命。

我问过父亲，当时他的脑子里想得是什么？

父亲说，当双方的步枪互相顶着胸膛时，什么也没有想，开枪只是出于职业军人本能的反应。当抡起枪托砸向土匪时，其实大脑是一片空白......
当时，我听完这个故事时，我想到的是万幸。父亲是万幸的。如果当时双方的枪都响了或者只有土匪的枪响了。倒下的都一定有父亲。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我了。广西剿匪初期，我军的政策过于宽大。土匪被俘后大多解除武装，发给路费放回家了事。可后来发现土匪越剿越多，而且往往在大军撤后方露睁狞面目，用砍头、剖腹、挖心摘肝等残忍手段，疯狂杀害我政府工作人员。我军开始调整政策，对首恶分子、有人命的和惯匪开始严酷镇压，情况才逐步好转。父亲说，最多时在广西的右江边他一个人就一次枪毙了惯匪１０人。惯匪背绑着双手，跪在江边。子弹在后脑穿过去，惯匪一下子扑倒在水里。一天下来，江边的水是血红血红的……

3、父亲的学习生活

在广西的剿匪作战中，父亲提干了，先后任排长、副连长，尔后随第四十一军进入广东。此时的广东除海南尚未解放外，其他地区已无大的战事。父亲和他的大多数大老粗战友一样开始了新的战争--学习文化课。父亲先是在营里参加了速成小学的学习，又到团里参加速成中学的学习。听父亲说，入伍前他也粗识几个字，是奶奶和姨奶教的。说起来，奶奶的祖上是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人氏，曾经是大清王朝（不知是那位皇帝）的翰林院大学士。后来因为一场“文字狱”的牵连，惹怒了皇上，几乎马上就要被满门抄斩。宫里的同乡传出信后，奶奶的祖上连忙托可以生死相交的朋友将奶奶的父亲送到关东，隐名埋姓住了下来。后来，许多年过去，官司了了，可奶奶的父亲已在关东娶妻生子，将一支人繁衍得根深叶茂，想到祖上伴君如伴虎被抄斩的下场，也就断了回山东的念头。所以奶奶家的人，包括我三位舅爷二位姨奶都上过私塾，在当时也属于知识分子了吧。可能是有些基础，加上祖上的遗传基因，父亲很快在速成中学里脱颖而出。后来又被师里保送到长沙解放军高级工兵学校（解放后改为是解放军工程兵学院）学习，时为1955年。

此时的解放军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已开始进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当时的中国无论是从政治体制还是军队体制甚至国民经济等诸方面都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父亲所在的高级工校也有苏联教官授课。父亲经常会讲起那些个子高大，军容严整，就是喜欢女孩子的苏联教官们。“他们平时很威严，可喝酒了就不同了。”在高级工校的舞会上，那些金发碧眼的老大哥们会兴奋地大声唱歌，喝酒，还会唱那些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苏联歌曲。20年后我考入军校，恰巧学的也是俄语。父亲还能用一口纯正的俄语来和我对话，主要是考查我的俄语水平。应该说，在高级工校时，父亲是个刻苦努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父亲的文化底子薄是事实，虽然在速成中学的成绩不错，但进入军校后父亲就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身边这些同学中大多是初中毕业，剩下的最差是高小毕业。可父亲不服输，父亲在战斗中从未输给那些文化人，学习中也不能输。长沙的气候是很热的，用父亲的话说前半夜根本无法睡觉。同学们会借机出去散步或者到附近的师范学校里泡泡女孩子。可父亲的时间全都用在学习上了。父亲在炎热的天气里挥汗如雨，补语文，补数学，补俄语，学习成绩很快赶了上来。毕业考试时，父亲以全部科目满分的成绩被高级工校评为优秀学员，记三等功一次，高级工校还将父亲他们那一届的优秀学员名字刻在了高级工校的表彰石碑上。

1999年我去长沙出差，专程去长沙解放军工程学院去寻访父亲在那里的故事，遗憾的是却没找到那块石碑。陪同的长沙工院的政治部的秦干事不死心，打听了许多院里的老教授，确认当时确有其事。后来我回部队后秦干事还写信告诉我，在工院的老档案里，他查到了高极工校给父亲记功的表彰命令和“勒坻石以记之”的正式文件，并分别复印了一份寄给我。后来我回家休假时专门拿给父亲。父亲那天很高兴，吃饭时喝了一小杯白酒，并给我讲了许多在工校时的趣事。

父亲说，毕业考试时，他险些考砸了。首先在进行步兵连进攻作战的图上作业考核中，父亲自认为自己的的图上作业完成得很漂亮，无论是己方进攻的箭头还是敌方的防御态势，好象都无可挑剔。可是那位大胡子的苏联教官拿过父亲的作业却百思不得其解，他不停地摇晃着脑袋，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翻译告诉父亲，苏联教官不明白他为什么把步兵连进攻的路线选择在陡峭的悬崖绝壁的一侧。父亲再看自己的图上作业，惊出一身冷汗。真的是疏忽了。父亲急中生智，大声说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翻译点点头，将父亲的话翻译给大胡子苏联教官的同时，没忘了补充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的军事观点。大胡子教官高兴地笑了，他向父亲伸了伸大姆指，然后用典型的俄罗斯礼节拥抱了父亲。父亲在毕业考试时的第二步险棋是在语文课的考试上。题目好象不难，父亲答得也很顺利。答完了卷子好象还有不少时间，反正是离允许交卷的时间还早。百无聊赖的父亲向窗外的池塘望去。高级工校夏天的池塘很美，碧水蓝天，几只洁白的白鹅在池塘中间优雅地游着。闲来无事的父亲顺手的卷纸的背面将美丽的白鹅戏水图画了下来。谁知随手的涂鸦之作差一点影响了父亲的语文成绩。据说当年教官们的争议很大，不少教官因此要将父亲的5分成绩降为4分，理由是不严肃。也有不少教官认为这纯粹是没事乱画，不应该追究。后来因为意见不统一官司打到教务处，教务处长乐了。处理意见是保留了父亲的5分成绩，但要写出深刻的检查来。

4、父亲的婚姻生活

提到父亲的婚姻生活，还要从父亲从高级工校毕业后面临的毕业分配开始说起。1958年父亲从长沙高级工校毕业，当时校方的分配原则主要是两条。一是从哪个部队出来的，要回原部队去。父亲的老部队41军当时驻防广东汕头市，好象父亲所学的工兵专业不太对口；二是分配尽可能离原籍近一些。父亲来自丹东，当时在丹东九连城正好驻有一舟桥团，所以校方找父亲谈话问父亲的想法。父亲当时血气方刚，只说服从组织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大西北最缺干部，正好当时的乌鲁木齐军区向校方求援，校方顺水推舟，就将父亲分配到乌鲁木齐军区。父亲到军区报到后，被分配到骑兵第一师师司令部任工兵参谋。这时的我军将士普遍面临一个问题，终于迎来的和平建军的外部环境，部队开始向苏军学习，走入正规化现代化建军的道路。可是四年解放战争，三年抗美援朝下来，耽误了许多风华正茂的小伙子的终身大事。解决“个人问题”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解决个人问题？我们军队的干部战士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回乡解决了。

其实，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在高级工校时，曾有过一个恋人。可是父亲一向是不苟言笑的，更不会在我们面前提及个人的私生活，所以我们姐弟四人对此事均无更多的了解。我也是在母亲那里听到了只言片语。那女孩是广东人，长得玲珑娇小，当时在汕头师范里读书。他们是如何认识的不得而知，我想大多是朋友介绍，因为我想象不出父亲会主动追求女孩子。在他们建立了恋爱关系后，父亲曾写信回家征求我奶奶的意见，并认真地附了一张女孩的照片。奶奶当即回信表示不同意，原因主要是怕父亲婚后留在广东，离家太远。借口确是“南方人与北方人脾气禀性都不一致，婚后生活在一起会有诸多不便”云云。一向孝顺的父亲直接向女孩提出了分手，理由就是“我妈不同意”。伤心的女孩只好淡出父亲的生活，只是向父亲的战友抱怨“都什么年代了，还信什么父母之命，媒约之言？ ”父亲知道后，哭笑着不语。

1958年，父亲军校毕业去乌鲁木齐军区骑兵第一师报到后不久，就响应部队号召回乡解决个人问题。经我大娘介绍，父亲和我母亲相识。听母亲说，父亲回乡前，母亲在姥姥的陪同下，有过一次相亲。说相亲，其实是主要是我奶奶这边先要相看一下。那时的母亲年方二九，是乡里有名的俊妹子。我奶奶一见当然是欢喜万分，不住地端详着，笑得合不拢嘴。我姥姥却并不满意，当时就要拉母亲回家。因为当时我父亲已经31周岁，大我母亲十三岁，而且做为介绍人的我大娘促进这段姻缘，竟自作主张，替我父亲瞒了三岁，谎称父亲那年二十八岁。我姥姥当时最不满意的就是“这家人不实诚”。可独具慧眼的母亲却从父亲寄回来被奶奶镶在镜框里的一张相片中找到了她一生的幸福。不必说，那时的父亲一身戎装英气逼人，可让母亲动心的却是那漂亮在大盖帽下一双眸子里流露出的一丝忧郁。在母亲看来，那双忧郁的眼睛很温情。是个靠得住的男人。我见过这张相片，也读懂了父亲眼里的忧郁。不过，我却没能从中看出温情来。母亲嗔怪着一把夺过相片，“小孩子家家的你懂什么？”母亲脸上满是幸福。

就这样，这门亲事在我父亲还没回来时就大体确定下来。等到父亲的双脚真正踏上家乡的土地，迈进那座熟悉的小院时，发现家里的喜庆气氛已经相当的浓厚，看来这次回乡已不仅是相亲，还要“抱得娇娘归了。”性急的奶奶甚至不等父亲安顿下来，就打发我大娘安排双方当事人见面，然后是双方老人吃饭过财礼定日子。父亲见了母亲，也很满意。只是对母亲不识字多少有些遗憾，第一次见面就嘱咐我母亲要学文化，母亲红着脸低声答应了。十天后，父亲和母亲按老礼成亲，十五天以后，长到十八岁从未出过家门甚至没去过县城的母亲毅然跟随父亲踏上了去往数千公里以外---新疆的火车。婚后的母亲是幸福的，虽说一路上旅途遥远，可细心风趣的父亲对她呵护有加。父亲会在沿途的车站为母亲买来各地的小吃，甚至还在倒车的间隙中领母亲在北京下了车。在全聚德请母亲吃了一次正宗的烤鸭，在国营商店买了一身漂亮的衣服。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眼中的一切都是新奇的。父亲会耐心地为她讲解旅途沿线的风土人情（父亲部队的战友来自五湖四海，闲暇时的胡侃当然为父亲积累了相当的素材），还有发生在部队里的各种趣事，当然以新兵故事居多。以后的几十年里，每逢“八。一”建军节时，我们家会无一例外地会餐。父亲母亲就会开心地说起那尘封多年的旧事，说得最多的就是部队里新兵的故事。如果父亲遗忘了什么，母亲会在一边小声的提醒。

还说那次蜜月旅行。为了消除旅行中的寂寞，父亲还在行季中带了一部苏联小说《夏伯阳》。为了不使母亲感到孤独，父亲一路上甚至会为母亲声情并茂地读小说。等到了新疆父亲部队的所在地，一部几百万字的小说竟然读完了。多年后，父亲离休回了丹东，我女朋友来我家时，经常会看这样的情景：父亲坐在火炕边的椅子上为母亲读小说，母亲坐在炕上一边打毛衣一边静静地听着，一脸的幸福。这一幕给我的爱人，当时还是我女朋友的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等到了部队，母亲的幸福生活却面临着新的考验。首先是孤独寂寞，父亲当时的部队正在抓紧在昆仑山的腹地进行国防工程建设。父亲做为他们部队少有的几个大学生干部，工作很多，很重。再恩爱的夫妻也不得不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而且当时的交通条件很差，新疆的好多地方都没有通邮。所以即使是满怀思念也没有“邮递员来传情”。父亲的家书只好让回营区补充给养的军车捎回了。可是军车是没有固定的时间的，一个月接不到信或者是两封信一起到都是常事，甚至还有父亲已经回到营区，进了家门，可信还在路上的时候。每当母亲谈起那段生活，都是不堪回首的感觉。“光是孤独吗？一个人住在很大的院子里，象个守庙的”。可让母亲最无法忍受的还有不尽的担心。当时的施工任务很重，施工条件又简陋。基本是采用一边炸药爆破一边坑木加固的方法打那些好象永远也打不到尽头的战备坑道，永备工事，所以伤人亡人是常事。父亲当时是他们师唯一一个懂技术的干部，经常要进入坑道指导部队处理复杂的地质问题，什么冒顶塌方透水的情况见得多了，所以他更危险。每当大山里施工的军车回来，母亲是既想上前又不敢上前，因为从苏联进口的“嘎斯69”载重车经常会带回因工牺牲的战士遗体。“都是些十八，九岁的男孩子啊！”进山时还是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看见母亲一口一个嫂子的叫着，回来时却静静地躺在薄薄的马尾松棺材里一动不动。。。。。。

母亲在家里一个人数着日子捱着，时间长了没有父亲的来信，晚上就会做恶梦，”白天就会胡思乱想。想父亲在施工现场是不是伤着了是不是。。。。。。。她当然不敢想更可怕的后果，如果。。。。。。她该怎么办？这样的日子艰难地持续了三年，直到工程骏工，母亲也因此患上了终生无法治愈的神经衰弱和神经官能症。施工结束后，父亲调到骑兵第一师师属工兵独立营任副营长，和母亲相聚的时间总算可以多了一些，但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朝夕相处。其实那个时代的部队纪律严明是一方面，主要还是个人的自觉性高。比如那时规定，带家属的干部每周回去一次，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归队（带兵干部要轮流值班的，值班时间不能回去）好象没有人违犯规定，或者以什么借口延期归队。不过，母亲很满足了，毕竟不用担惊受怕了，家里也安了电话，有事时可以打个电话，听听父亲的声音也好。也恰恰在这时，父亲不顾家的缺点开始暴露出来了。身上有着山东血统的父亲好交朋友，待人热情豪爽。经常在周末回家时带几个单身的战友来改善生活。母亲说，父亲在家当甩手掌柜当惯了，从来不会问母亲家里还有多少钱，多少米面粮油，只是很高兴母亲可以做一桌好菜，准备了可以让他和他的战友们尽兴的伊梨大曲。可那时的生活是窘迫的。母亲没有工作，家里已有孩子（我大姐），同时每个月要给我奶奶寄钱，差不多每个季度还要给我姥姥寄钱。时间一长，父亲的工资就不够花了。母亲也不说，她不想让家里的男人没有面子。父亲的战友来了，母亲一样热情接待，一如既往地为他们准备酒菜。直到有一年过春节，大年三十父亲从营区回家，发现家里并没有象他想象的一样摆好了酒菜，甚至连饺子也没包。问到母亲，才知道家里已没有让母亲买菜的钱，而且白面也没有了。父亲连忙出去向战友借了钱到部队服务社买菜，又到机关灶借了面，忙乎到晚上才和母亲吃上一顿象样的年夜饭。可是事后，父亲对母亲充满了敬意。我恋爱时，有一次母亲和我女朋友说起此事，父亲也在场。父亲没有向母亲表示歉意，却和我说：“你妈妈可好了，我当时没想那么多。也不想家里有什么困难，可你妈对我的战友从来都是热情接待，没有一次提钱的事，让我下不来台。”母亲宽容地笑了。我想父亲讲的是夫妻之间的尊重与理解。我女朋友也听懂了。晚上送她回家的路上，她说你父母真好。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战爆发。母亲第一次面临与父亲的生离死别。当时我母亲怀孕10个月，那几天就要分娩。可父亲要走了，父亲要带着他的工兵营上战场了。父亲只来得及给我大哥起了一个豪情的名字—伟征（伟大的出征）就义无反顾地带着他的兵走了。所以，生大哥时，是母亲自己在骑兵第一师的师部医院里生的，当时在身边陪伴她的只有医生护士还有2岁的大姐。对于中印自卫反击战，父亲说得也不多。在父亲看来，印度人的战术水平和战斗力甚至无法与国民党军队相提并论，而且贪生怕死。父亲是最看不起在战场上贪生怕死的军人的。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一场战争我们也打得并不容易。因为此前印度军队在一步步蚕食我们的领土的同时，步步为营，在边境线上修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战争前夕又在前沿布了许多地雷。中印边境反击战中涌现的著名的战斗英雄—滚雷英雄罗光燮，就来自父亲所带上去的工兵独立营一连。据父亲讲，这位英雄生前是个“刺头”，牺牲前连党员都不是，班长排长都管不了他，他只听他们连长的。

。。。。。。那是场惨烈的战斗。“在热琼沟西侧山梁后紧靠国界一侧的印军27号据点，修在中国境内的5100高地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由于居高临下，视野开阔，由此向东可通视中国境内纵深10多公里，向西可清楚地瞭望楚舒勒附近的丁如泽地区，是印军丁如泽机场的最后屏障。第11廓尔喀步兵联队第1营不仅在高地上修了大大小小的30多个地堡和半地下室，配备了强大的火力，还在阵地前沿的山坡上设置了纵深达600米的雷场。因此，攻占5100高地是新疆边防部队反击战的最后一场硬仗。

　　1962年11月18日，我阿里地区边防分队1个连向第11廓尔喀步兵联队第1营3连发起了反击。战斗一开始，步兵连刚向印军阵地前沿发起冲锋，就误入雷区，尖刀班的几名战士被引发的地雷炸的非死即伤。这时，5100高地上的轻重机枪又猛地响了起来，封锁了雷场边缘；高地东南侧下方山谷中的10多两美制M-26“潘兴”式坦克，和丁如泽、莫尔多一带的印军炮兵也开始向中国境内各高地前沿实施拦阻射击，部队暴露在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山坡上，伤亡惨重。“工兵！工兵！”步兵连长急了，扯开嗓子大叫起来，“快把地雷排掉”。随步兵前进的工兵排副排长应声而出，带着工兵3班几名战士冲进了雷场，“轰”地一声，副排长刚走出不远，就被一颗地雷炸伤，3班的几名战士也相继在雷场中阵亡。　　

　　工兵2班又上去了。跟在班长身后的是刚入伍不到两年的四川籍战士罗光燮。班长先冲进了雷场，开始用探雷针起雷，并命令罗光燮用爆破筒在前方引爆地雷，开辟通路。他弯腰猛跑了10多米，刚通过了一片开阔地，“轰”地一声，脚下1颗被白雪覆盖的苏制防步兵压发雷响了。等他醒过来忍着剧痛撑起身子一看，只见左腿下方血肉模糊，左脚掌连着大头鞋飞到几米以外，身后背着的56式半自动步枪被炸得七零八碎，爆破筒也落到右边的悬崖下。　
　
　　后面的战友见他负伤，正要冲过来就救援，却只见他转过头来向战友艰难地举起一只手臂，嘴里似乎喊了几声，然后又把伤残的身躯扑在地上，不是向后方，而是向雷场纵深爬了过去。“轰”，几秒钟后，又一颗地雷炸响了。这次，罗光燮的右臂又被抛到几米以外。当他再次苏醒的时候，又回过头来看了看正向他扑过来的班长，示意告别，然后又横爬过身体，用左手硬撑着，使身躯沿着山坡向雷场深处滚去，“罗光燮！”战友们几乎是流着泪吼了起来，但已经晚了。“轰！轰！轰！”随着一连串地雷爆炸声，罗光燮残缺不全的躯体终于消失在一片红光黑烟之中。罗光燮壮烈牺牲，年仅21岁。在他的身后，出现了1条6米宽的通道。“他奶奶的！”步兵连长一把甩掉头上的皮帽，眼中滚着泪花，猛地吼了起来：“有种的跟我上！”“冲啊！”山坡上立刻迸发出一片让人胆战心惊的呐喊声。在接下来的近两个小时中，第11廓尔喀步兵联队第1营的1个连，在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中几乎被全部击毙。”----—引自战斗英雄罗发光燮事迹

战斗结束后，关于给罗光燮请功的事开始还有争议。父亲火了“老子就算是这个营长不干了，也要给他立这个功！官司打到军委也要打！不管他平时表现怎么样，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就是革命的英雄主义”。后来罗光燮的事迹经军内媒体报道后，在全军甚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1963年3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追授他“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而不是父亲所在的骑兵第一师先前报的一等功臣。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后，父亲又率部进入西藏，参加平息达赖喇嘛发起的叛乱。西藏平叛，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藏兵的独子铅丸枪打得很准。农牧主（也是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残忍和藏地当时的贫穷落后。父亲和我说过，当时他们大军进入西藏后，当地的奴隶娃子后跪下来用自己的后背给大军的长官们当上马石、下马石，眼里的谦卑让他一生也不会忘记。奴隶主惩罚奴隶的方式很多，最残忍的是将奴隶扔进养着上千只毒蛇与蝎子的地窑里，活活地让毒虫咬死，濒死的奴隶一直惨叫着，那种痛苦绝望的声音让人毛骨耸然。。。。

战争结束后，父亲率领他的工兵独立营返回在新疆乌苏的驻地，而这时，我哥哥，那个在父亲出征时降生的儿子，已经三岁了。看着跑着笑着可就是躲着他的儿子，看着不到三十岁就在两鬓生出了白发的母亲，父亲心中充满了歉疚。可母亲却十分高兴。在她看来，男人出征凯旋又毫发无损，这是天大的喜事。至于一个人在家的辛苦与担忧那算什么。母亲很知足。

在新疆的最后几年是父亲母亲过着相对安逸的生活。只是当时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高原性心脏病、肺气肿和矽肺这几种与父亲生活的环境与息息相关的疾病开始轮番或一起折磨父亲的身体。因为健康的原因，1970年父亲奉命回家乡“离职休养”，当时父亲仅仅四十二岁。

5、父亲的离休生活

1970年秋，父亲离休回到丹东。22年前父亲就是从这里被国民党抓丁的部队抓走（粉碎了他的铁匠铺小老板的梦想），后在辽阳被共军的“大炮”欢迎着走进革命队伍的。22年后回来，虽然算不上什么衣锦还乡，但在这座边陲小城也算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吧。当时父亲虽说是以正营职营长的身份离休在丹东军分区某区武装部挂名当顾问，可行政级别是十七级，好象当时丹东市长市委书记也就是这个级别。当时的人们对家乡中走出来身经百战后因一身伤病回乡休养的英雄充满敬意。而和父亲同时离休的十几位丹东籍战友经常聚在一起，又让父亲的离休生活不是那么寂寞。当时的政策很宽松，离休干部们只是在部队有事开会或传达文件或领工资时才去，平时就在家休养。那时的父亲，刚刚四十出头，身体情况也比在新疆时大有好转。哪里会闲得住？所以经常约了同时离休的战友下河钓鱼，上山采野菜，采蘑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改善了生活。

七十年代的生活是窘迫的。当时国家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只好采取供应制度。肉有肉票，鱼有鱼票，甚至豆腐也要凭票购买，更别说棉布要布票，吃饭要粮票了。当时的人们评价谁家的经济殷实，一要看家里平时做菜时放的豆油多少，二要看家里有几块手表，有什么自行车。我家在别人的眼里是富足的。因为当时父亲的工资是114元。当时一般的地方干部大概月工资是40-50元，工人大多是30多块钱。而且父亲从新疆回来时，戴的是瑞士“三都士”手表，不仅带回了飞鸽牌自行车，还有一台让其他人眼红的小巧的超短波七波段的收音机。当时对普通人家来说，买一台上海产的红灯牌短波收音机也是一个不小的奢望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台收音机曾给我的童年带来了许多欢乐。“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少儿广播电台女播音员的那清脆的声音。

其实，当时我们这个在别人眼中富足的家庭在当时也是很困难的。父亲每月114元的工资看起来不少，可不但要养活六口之家，每月还要给奶奶寄钱。而且，父亲回乡后，父母的亲戚们都感觉很高兴，很威风。会寻找各式各样的借口来我们家串门。来城里卖菜卖水果的会把东西先放在我们家，白天出去卖，晚上自然会吃住在我家。最多的是来城里看病的。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个远房的姑姑曾因做手术在医院住院长达两个多月，姑姑的家人，来看姑姑的亲戚当然也吃住在我们家的那几个月，我们家甚至没了口粮，母亲托人从黑市高价买回还没干透的湿玉米，痛哭失声。我童年的记忆里，因为家里经常来亲戚，住不下，晚上我和哥哥经常去邻居家借宿。后来，为了贴补家用，母亲也开始上班。（先是做临时工，后在街道当委主任，最后在街道的旅馆里当服务员至到退休）我曾在我的一篇短文《我的N张黑白照中片中写道：“……记忆中的另一张照片好象摄于七十年代末，好象我刚小学毕业。是我和哥哥的一张合影。我和哥哥坐在家乡后山上的草地上。相片上的我神情平静，甚至有些冷漠地看着镜头。我穿的是一件被外国人誉为毛式服装的浅灰色制服，肘部还缝了一块深色的补丁。那个年代的人都会记得补丁衣服……”

不过，我的童年还是幸福的。我没上过一天幼儿园。从小就是父亲带着我。不管是他们战友聚会，还是春天上山采野菜，夏天下河摸鱼，秋天采蘑菇，我都象父亲的小尾巴一样跟着他。听过他和他的战友们无数的战斗故事的我，从小就向往绿色的军装，绿色的军营。1984年我高中毕业考上军校，当时感觉自己是圆了一个儿时的梦想。1986年我军校毕业第一次回家探亲，见到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当然会立正，恭恭敬敬地敬上一个军礼。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会挺直了腰杆，自然地还礼，然后会和我握手，那一刻，我知道，我长大了。对于我的从军，最高兴的是父亲。我在探亲时回家，他一定让我穿军装，偶尔我穿便装出去和女朋友约会，他也会不高兴。1988年部队授衔后，我穿着笔挺的新式毛料军服回家探亲，他更是笑得合不拢嘴，让我陪他去街上散步，象巡逻一样走过了一个又一个街区。碰到熟人还会热情地介绍，这是我的老儿子，在部队，在团里当参谋。当时我远在长白山的边防部队服役，寂寞单调的生活让我对城市充满了向往。我的军校同学们也开始找各种关系向内地的部队调转。我也在信中和回家探亲时和父亲谈过。父亲当时还有两个老战友在军区任职，只要父亲开口调一个年轻的干部回丹东或者沈阳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父亲就是不同意。他说他从未因为这样的私事开口求过人。边防有什么不好？锻炼人！都不愿意在边防服役，边防部队怎么办？再艰苦的工作也要有人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父亲当时的说教我当然不服。但父亲不帮我，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扎扎实实地在边防团干下去。1990年我结婚后，又把爱人也办了随军带到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小城。至到十年后，我凭自己的能力被上级机关选调回沈阳某部师机关任职。

2000年，我33岁，成为全师机关最年轻的一位副团职科长，中校军衔。父亲当时很自豪。他对他的老战友们提起我时，总说：“那小子比我有出息我在部队时仅仅是个大尉，可他中校了！”

2003年，我把自己炒了。可能是我骨子里的不安分吧，我不能想象自己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我想趁年轻时还能做点什么，而不是在部队里写着几十年不变的官样文章，再混个高职终老一生。我主动提出退出现役，尔后到一家文化公司打工，当编辑。

我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因为他不会同意的。

一年后，他从母亲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从此不再问我的工作。

尔后的两年里，我又换了几个工作。由于工作忙，也很少回家。直到父亲病重，我才放下手里的工作几次回去照顾他。看着他整日在病床上痛苦万分，我的眼前总是浮现他往日的形象：那个年轻的铁匠铺小伙计，那个塔山阻击战中与敌厮杀几昼夜英勇的战士，那个为罗光燮请功可以放弃官位的工兵营长，当然最多的还是儿时最痛爱我的父亲。

父亲是一棵大树！记忆中的父亲是慈爱的。儿时的冬天很是寒冷，父亲领我上街时，会把我的小手握住放到他的温热的大手里，一路走去，让我忘了寒冷；记忆中的父亲是严厉的。我和哥哥在小时从不敢和伙伴们打架，只要是动起手来，回家时等待我们的只有父亲的拳头和皮带；记忆中的父亲是正直的，不能容忍别人对弱者对规则的一点侵犯。有一次在副食店排队买肉。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要从后面挤到前面去，遭到父亲怒斥。不服气的他竟想动粗。父亲大怒：“小兔崽子，你敢动我一下试试！老子八百万的国民党军队都不怕，还会怕你！”小伙子灰溜溜地离去。父亲就象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一生都在为树下的我们遮风挡雨。

可如今，父亲老了。看着被疾病折磨的父亲，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篇后记：
现在2010年的初春。当我写下这段话时，我的父亲已经逝去了。五年前的12月16（农历）父亲走了。这篇小说在父亲活着的时候还未写完。今天把它写出来，也算是对父亲的一个纪念吧！写此文时，当然常常会想起我的父亲。家乡峥嵘山上脚下的墓地----一堆黄土是父亲最后的归宿。愿我的父亲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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