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66年11月,那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天津有个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姓马,名文革,我一直以为他跟我同岁,其实,他比我小两岁。 文革历时10年,1976年10月它结束时,我正好10岁。我上学晚,10岁时在上小学三年级。 1976年,真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即使那时我只有10岁,也切身感受了它的不平凡。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7月6日,朱老总病逝;9月9日,毛主席病逝。那时,我家的墙上挂着一幅年画:1964年,周总理访苏归来,毛主席、朱老总去首都机场迎接,周总理手捧一束鲜花,是他心爱的马蹄莲,朱老总戴着帽子和眼镜,憨态可掬,朱老总和周总理一起笑着,一起望着毛主席,毛主席也在笑,笑出了鱼尾纹,他的双手握在一起,像是在鼓掌。三位巨人的身后,是一架舱门打开着的飞机。 那一年,泪水湿透了我们的双眼,我们胸前别着自己制作的小白花,在小学校的操场上,在低回的哀乐声中,一次次沉痛悼念着。记得郭兰英唱的一首《绣金匾》: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你一心为我们我们拥护你;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革命人民热爱你……郭兰英是哭着唱的,我们是含泪听的。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距唐山130公里的天津,是仅次于唐山的重灾大城市。记得那天凌晨,几点我记不清了,睡梦中,突然被我爸的吼声惊醒:“地震了,地震了!”那时,我家住平房,里外屋隔着糊着白纸的大木窗,白纸上还贴着我用刻刀刻出的一些剪纸,印象最深的就是雷锋戴着棉军帽、手握钢枪的画面。 我忘了地震时是不是还下着雨,只记得我爸先把睡在外屋的我奶奶背到了院子里,我奶奶缠着小脚,那时已经拄拐杖了。 地震后,都不敢住在屋里了,胡同的拐角处,恰好有个宽敞的木材厂,木桩子、帆布、塑料布,一个个临建棚拔地而起,木板子、褥子、凉席,几乎有多大临建棚就有多大床铺,有的几家几户共居一棚。我忘了吃饭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了,只记得我的一个表姑父叫杨志,那时四十岁吧,文质彬彬,是个锅炉方面的专家,他在临建棚里和我们几个小孩子一起做军舰模型,是用胶水一点点粘起来的,那时的男孩子爱玩打仗,纸夹子和猴皮筋就能做成一把手枪,军舰模型就显得很高端了,表姑父手很巧,也很有耐心,我们就端着腮帮子看他把军舰上的船舱和大炮各归其位。 印象中,住了一段时间的临建棚,我们就回家住了。家里的床铺改成铁制的二层了,具有抗震功能。可我偏偏喜欢睡在第二层,记得家里有点漏雨,起初放两三个小盆还能应付,后来不行了,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滴答,为了修房顶,我爸买了两捆油毡,我喜欢得不得了,睡午觉时,就躺在两捆油毡的中间,把两腿分别搭在两捆油毡上,感觉凉丝丝的。二层床铺上方,开着一个小窗户,窗外是一家麻刀厂,近在咫尺,我会傻傻地看着工人们在酷暑里懒洋洋地干活。 那一年,我老舅送给我家一台简易收音机,灰色外壳,能直接看到里面的喇叭,好像是他技校同事攒的,《宝葫芦的秘密》《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电波里的声音成了我少年时代永恒的记忆。 1976年,也是悲喜交加的一年,这一年的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施光南创作了《祝酒歌》,天津歌唱家李光羲深情演唱:“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那一年的10月,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了盛大游行庆祝活动,记得一个夜晚,我们全校师生从学校出发,前面横幅引路,锣鼓开道,过老地道、经解放桥、走建国道、穿栅栏门,最后回到新官讯大街,一路上,我们心潮澎湃,振臂高呼。 那一年的10月,我们坐在课堂上,黑板的正上方,并排挂着毛主席和华主席的画像,左面是“好好学习”,右边是“天天向上”。 1976年,我,一个10岁少年,经过了不少大事,一下子感觉自己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