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之难，三联总编辑说

令箭

2000年，70岁的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傅高义，决定写一本能向美国人介绍亚洲重要发展的书，他把目标锁定在了邓，“因为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是邓”。2010年，这部倾10年之力完成的邓传记英文版出版。​该书出版后，引起很多出版社争抢出版。昨前两天的文章，我给大家推荐了一本书《一生一事：做书的日子》，正是在这本书里，作者李昕讲述了三联书店出版《邓时代》的故事。

令箭

《邓时代》这本书，是我一生经手的图书中出版难度最大的一本，当然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本。说是难度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争夺版权不易，二是审读定稿过程艰辛，三是营销推广压力大。每个方面，都有关键步骤，可以说，走错一步，结果将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拿到《邓时代》的版权，是经过三轮竞争的。中国内地参与竞争版权的出版社多至30家，这可能在当代出版史上都是破纪录的事。傅高义先生将这本书的中国内地版权委托给香港中文大学，由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诗人北岛的夫人）总负责。我们为了争夺版权，在店里组成一个三人团队，由我牵头，总编助理舒炜和资深编辑叶彤参加。



不过投标时已经很晚，而且在不明其他对手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最初的报价偏低，只报了首印30万册，这在参与竞争的出版社里面，我们不占优势。但是我们三人团队分析了傅高义先生的心理，觉得他一定不是很在意报酬（版税）高低，他让各家出版社竞标，无非是要看谁有能力处理好编辑中的复杂问题。所以我们放弃了以一味抬高首印数参与竞争的做法，改而和他讨论这本书的出版策略。

令箭

这策略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本书的内容涉及国家领导人，首先有一个适合不适合出版的问题。书稿肯定要按规定送审，上级机关的审稿专家如果认为适合出版，他们审定书稿时，会对书稿中一些不适合公开的内容做删节，如果删削过多，将会影响书的销量，所以舒炜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报价要视删节的情况而定。删去太多内容，首印数只能是30万；如果删得不很多，就印40万；如果删得很少，可以印50万。这叫作“上中下三策”。


当然如何删节，我们不可预知，只能揣摩。要想赢得“上策”首印50万，我们首先要对作者表态，就是想尽办法维护他的学术成果，能不删就不删，能少删则不多删。为了确保能被上级机关批准出版并尽量少删，我认为需要提前做些工作，比如为了避免引起审稿专家误判，我们需要先将书中明显“不宜”的内容（例如一些无法证实的“内幕”史料）进行删节后，提前通过朋友关系找审稿专家预审一遍，争取最大限度地保留书稿中的内容，同时又能确保在正式送审时顺利获得通过，等等。

这个策划报告，是我利用2012年元旦假期写的，共7000字，后来叶彤增加了一个附录，补充了一些实例，共1万字。其实算是很简短的后来甘琦告诉我，有的出版社写出的策划报告打印出40多页A4纸。但傅高义先生认为我们集中讨论和回答了他最为关心的书稿审读和删改问题，做了一些有说服力的预测，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策略，许多话说到他心里了，于是他内心的天平开始向三联书店倾斜。

后来傅先生请我和叶彤专程到香港与他会面，这相当于一次面试。他很慎重其事，为此连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请他吃饭，都被他推辞掉了。他原准备用三天的时间来思考，决定与哪一家出版社合作。但是由于我们准备得充分，谈话中所做的分析和判断合乎情理，拿出的策划方案切实可行，进一步取得了他的好感，他便直言欣赏我们的出版策略，并当场起身宣布与三联书店合作，和我握手。于是，一切都尘埃落定。甘琦曾经告诉我，其实很多出版社都下了功夫，抱着志在必得的心态来竞争。


30家出版社的策划报告可谓各有千秋，各出奇谋，篇篇都精彩。如果把这些报告集中在一起，简直可以编成一本编辑学的教科书。但是在其中，她表示，三联书店的表现是最好的，显示了出版社的实力和专业精神，所以最后我们拿到版权是顺理成章的。

令箭

这本书的编辑定稿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叶彤和舒炜两位责编到香港，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一起工作，解决翻译中的技术问题，将繁体字版定稿。然后，两位编辑回到北京，再和我一起着手解决简体字版需要处理的敏感问题。

关于如何删节的原则，我在编辑工作开始之前，一边联系审稿专家，一边联系傅高义先生。我在上级主审部门有一位担任负责人的朋友，他本人不但是党史专家，而且是邓研究专家，曾经和傅先生有过来往。他对这本书很重视，以朋友身份提出了很多具体修改建议。这些建议，我通过6封长信转达给傅先生，全部取得了老先生的认可。

然后就正式进入了发稿过程。我和叶彤一起研读过两遍书稿，直接动手进行了几百处技术处理，并将每一处征求作者同意。为此，叶彤做得很辛苦，和傅先生通信达上百封。傅先生非常通情达理，配合了我们的工作，此书得以定稿。外人不知，此稿按规定履行送审程序，有过两次节外生枝的麻烦。

令箭

先是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个办事人员直接把书稿打回来，说这本书中涉及不能公开的内容，不宜出版，不要送审了。当时我在伦敦参加国际书展，三联总经理樊希安打电话告知情况，要我赶快去面见署领导，因为主管出版业务的副署长也在伦敦书展上。我见到副署长后，解释说主审机关的负责人，我那位朋友、研究邓的专家已经看过稿子了，认为可以出版。于是副署长同意往北京打电话，安排书稿进入送审程序。这真是一场虚惊，我暗自庆幸当初将稿子给我那位朋友看过一遍。

然而，书稿在主审部门又生意外。因为此书部头大，多位专家分头参加审稿，最终汇总时，出现许多不同意见。占上风的意见是，这本书可以经过修改后出版，但是暂时先不要批准，放一放再定。我们知道，这所谓“放一放”，一年、两年都说不定。樊希安非常着急，担心夜长梦多出现变数，他想直接约主审机关的主要领导面谈。我建议还是以三联书店名义写公函为宜，因为公函可以更为准确和稳妥地表达我们的意见。这样我起草了一份长长的公函，介绍这本书在中国当代政治学著作中的特殊价值和作用，它的国际影响和社会反映，它在当前出版的重大意义，傅高义先生对于我们出版中文版的期待以及他对我们工作所做的配合，等等。


我还讲到我们曾经把这本书的校样送给邓同志的家人征求意见，邓朴方先生和邓榕女士都对傅高义的研究表示首肯，并期望我们尽快出书。主审部门收到我们的公函后，重新做了研究，对书稿做了一个批复，要求我们修改后出版。这份批件一共8页纸，内有182条具体修改意见。我初看时吓了一跳，但仔细看则感到非常踏实，因为每条意见都很具体，有的是删一句话，有的是改几个字，操作性极强，照改并不难。

令箭

难的是说服傅先生。因为他是极为严谨的学者，只认证据。有些地方虽然只是删一两句话，但他问我们为什么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的史料不准确，他依据的史料是有出处的，见于英文版什么书，等等。我们无法说服他。他坚持说自己必须“讨价还价”，不能丧失原则。对这182条需要删改的内容，他指出大部分可以改，但有44条不能动。我知道如果这样的分歧无法解决，就意味着作者和主审部门顶起牛了，结果可能是不能出书。

于是我找甘琦女士帮忙，希望她从中斡旋。甘琦的情商极高，善于沟通，傅高义对她印象特别好，信任有加。毕竟她对内地的舆情管理比较熟悉，又在美国留学多年，对这方面事情的理解力特别强。由她出面，问题果然迎刃而解。她给当时在世界各地旅行中的傅先生多次打越洋电话，一通电话就是一两个小时，总算说服了傅先生又接受了26条修改意见。剩下18对此做了研究，考虑到傅先生已经接受了90％以上的修改，网开一面，同意其中16条可以不再动了。


只有两条，他们认为是严重与事实不符，他们手里有确切的史料证据，证明傅先生写得不准确，所以要求这两条必须改过来。主审部门领导把我找去，说是为了避免重复送审，这次可以直接给我们“同意出版”的批件，但是要我以三联书店总编辑的名义保证，一定要说服傅高义先生改好最后两条。这样我请叶彤和傅先生沟通，无论如何都要找到新的表达方法，让双方都能接受，这大概用去了3天时间，双方来回通了多个电邮，才算把问题解决。

大玲小芳

好！

金豆豆

“改变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变的。”
========
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值得多咂摸咂摸~~~

金豆豆

令箭 发表于 2024-4-25 08:52
这本书的编辑定稿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叶彤和舒炜两位责编到香港，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一起工作， ...

很多幕后工作，是外界所不能知晓的~~~~

知音

“改变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变的。”

所以，有些时候，能不能接受也要看是能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