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侍奉君王惯于数落,这是自取其辱;朋友相处惯于数落,这是自寻疏远。
朱熹引用程颐之解,“数,烦数也”,今人译文“烦琐”。这解释令人不解,君王怎么可能因为大臣说话烦琐而侮辱大臣?笔者以为当解为“数落”,如《礼记·儒行》“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试想,犯错了被批评一顿,也属正常,但当有人从你三岁偷红柿开始,一一列举你的过失而加以指责,你会能忍受?如果恰好你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会怎么做?
不得不说,朱熹就是没有真正读懂“事君数,斯辱矣”而吃了大亏。南宋庆元二年,有人弹劾朱熹十大罪状,其中指控他人欲不灭而纳尼作妾,又指控他为老不尊而有扒灰嫌疑。不知朱熹怎么想的,居然上表承认而悔过。宋宁宗随即宣布道学为伪学,赶走朱熹,将朱熹的五十九位追随者流放或坐牢,史称“庆元党案”。一代大儒就这样一夜之间声名狼藉,完结了自己的道德生命。我们不禁要问,朱熹以道德真君自居行世,为何临老却遭厄运?据《宋史·朱熹传》载,他64岁时荣任帝师,走到了人生顶峰,不是面奏教导宋宁宗“克己自新,遵守纲常”,就是“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当然,朱熹平时更没少数落同僚。宋宁宗本就平庸之帝,哪里受得了这种喋喋不休的道德数落?此案发生,意味着朱熹终于为自己的爱数落而买单。
可见,指出君王不足出乎忠心,指出朋友不足源于友爱,都是义举,但如果不注意节制,数落个不停,则适得其反。前面说“事父母几谏”,还有颜渊篇中“忠告而善导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都是强调点到为止。推而广之,夫妻、兄弟以及同事之间,哪一次数落不休不会引起不愉快?人人理直气壮,或仗着为对方好的旗号而肆无忌惮,最后大多一地鸡毛。如果批评有的放矢而节制,又注意到方方面面,那么就可能各方和谐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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