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称作田家大院。我小时候,田家大院除了我家,还住着我的二舅爷一家和老舅爷一家。院子里有很大的空地,冬天光秃秃的,但夏天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金黄的向日葵,火红的美人蕉,碧绿的葡萄架,五颜六色的喇叭花;也不必说直升机一般的蜻蜓在空中飞舞,任劳任怨的蜜蜂穿梭在花蕊间,健壮的芦花鸡仿佛受了什么惊吓忽然从静音模式变成飞行模式了。
单是我家门口的小范围,就有无限趣味。蚂蚁在这里搬家,苍蝇们在这里合唱着嗡嗡之歌。挖开土地,有时会遇见长长的蚯蚓;花丛里还有花大姐,学名七星瓢虫,倘若用手去抓她,不知算不算调戏妇女。墙角经常能看到诺大的蜘蛛网,但蜘蛛却不知藏到哪里去了。树上突然掉下来毛毛虫,有时就直接落在了我的脖颈上。墙上攀爬着壁虎,有民间传说认为,壁虎的别名“守宫”寓意着它能守护家庭,壁虎又是“五毒”之一,与蝎子、蛇、蜈蚣、蟾蜍并列。我干过的一件大胆的事儿是用尖锐的石块切断了壁虎的尾巴,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记恨我了,但我知道它的尾巴是可以再生的,从这个角度讲,那算是我的第一次科学实验。我干过的另一件大胆的事儿是把蜻蜓的尾巴断掉,用火柴棍儿插进它鼓鼓的肚子里,虽然它还能展翅飞翔,但这决不能算是我的第二次科学实验,那种做法简直就是缺德,还带冒烟儿。
我姑姑给我讲过,她小时候和哥哥也就是我爸一起生活在田家大院里,我姑姑很小的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幸亏几个舅舅出钱找了一个名医给治好了。我姑姑上小学后很爱学习,一边在院子里的地上双膝跪地帮我奶奶织席,一边背诵着刚在学校学过的课文。我姑姑说我爸的脾气从小就很执拗,一次放学回家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的,一个舅奶奶见到我爸说院子里没水了,你去挑水吧,我爸二话没说,忍着肚饿去胡同里的公共自来水管一趟一趟地挑水,院子里有三四个大水缸,我爸一口气全给灌满了。我姑姑还说我爸不够意思,他的几个表妹问我爸算术题怎么做,我爸都热心帮着解答了,可亲妹妹问他时,他却让她自己想自己做,把我姑姑气得小脸儿煞白。可即使这样,我爸后来考上师范,我姑姑主动用自己的打工钱每月接济他,让自己的哥哥买鞋买衣服,还能有一些零花钱。
巧的是,我姑姑的小学老师刘维贤,也是我的小学老师。我八岁时上了新官讯小学,这学校的朱红大门,正对着新官讯大街,连同周围的姚台大街、郭庄子大街、老地道等等,都是我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地方。
刘维贤是我一辈子的老师,我上高中三年级时,有幸做了他的邻居。我经常看到他早晨拎着买回来的豆浆和油条,从中年到老年,他的脸上永远挂着微笑,他八十岁时还能骑自行车,现在应该在天堂继续教书了吧。
我第一次见刘老师,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派中年男人,他总穿着蓝色的对襟布褂,上课时还戴着一副蓝色的套袖。每次讲完课,套袖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粉笔末。他教我姑时,讲的是语文课,到了教我时,讲的是算术课。刘老师的脸很长,但不同于某些人生气时脸拉得很长,他的长脸写满了温和与慈祥。
我忘不了刘老师在算术课上给我们讲周恩来总理的外交故事,他教我们学知识,还教我们爱国;我忘不了刘老师在广播室里用一台老式的录音机与其他老师一起录《狼和小羊》的故事,他扮演狡猾而凶恶的大灰狼,可怎么也让我恨不起来;我忘不了刘老师在操场上纠正我的走路姿势,他让我挺直腰板,像个小小的男子汉。遗憾的是,我至今走路还是有些驼背,辜负了他的期望,但每当我遇到生活的困难和坎坷时,都会想起刘老师猛地拍我后背的那一下,那一下让我永远坚强和乐观。
还记得有一回,我从学校的小工厂里走出来,迎面正碰上刘老师。 “刘老师,我们劳完动了……”我迈着轻松的步伐,兴奋地对他说。
“什么,劳完动?”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我心里一惊,并不知道怎么惹怒了他,那是他的长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让我感到畏惧。
“劳动这个词是个固定的词汇,它有特定的含义和用法,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可以说吃完饭了,但不能说劳完动了!”刘老师耐心地对我说。
“刘老师,我懂了,应该说劳动结束了。”我立马改正,也立马看到了刘老师的笑容。
多年之后,我考上了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报社工作,从那时起,我成了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而刘老师对文字的认真、严谨甚至较真,一直无形地影响着我,无时无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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