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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奎是我的邻居,也是我小学四年级的同班同学。 我当时对大奎非常敬佩,因为他对待很多事情总有很多办法。
那年清明节的早晨,我和大奎照样一起走在上学的路上。
大奎突然跟我说,他今天可以偷着不去上学,我说明天老师会熊死你的。然后大奎神秘地对我说:“不会的,因为我有‘办法’。”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跟大奎一样有“办法”的同学还有另外的三位,他们异口同声的旷课理由是去给长辈扫墓。
我们班主任张老师让他们站出来排成一排,挨个问给谁扫的墓。
大奎是第一个,他战战兢兢地说“给爷爷”,然后是下一个同学紧张地先说了“给爷爷”,后说“给奶奶”。
张老师厉声喝道:“到底是爷爷还是奶奶?”
后来这位同学肯定了一下,是给爷爷奶奶都扫了。接着下一个同学居然吓得说“给爸爸”,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一位同学立马举报,他爸爸是卖包子的,今天早上还见过。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大奎擦了一下鼻尖的汗,他可能是为自己说爷爷的可信性而感到庆幸。
那天,张老师虽然很生气但很通情达理,他手扶讲台庄重地跟我们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你们几个人既然说是去扫墓,那么就为此写一篇日记,明天交上来。”
第二天张老师当众宣读了他们的日记,日记里每个人都悲痛欲绝地叙述了扫墓的过程,大奎更是声情并茂地加上了披麻戴孝的情景。张老师读完,连说了三个“好”字,我记得。
接下来的结果,是我们班主任张老师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每个人的日记送到每个家长的手里。
当天晚上,月亮很亮,风很轻,隔壁的大奎家传来清脆的打屁股的声音以及大奎杀猪般的号叫,夹杂着大奎爷爷沙哑的骂声:“使劲打,谁也别拦着,你个小王八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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